金碚：工业化从机器观向生态观的衍生
工业化是人类发展漫长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的文明现象，对工业化的观察和理解基于一定的观念认识。所以，工业化并非如机器般“客观”，而是一个“人化”现象。在新工业化时代，从机器观衍生为生态观，将更鲜明地体现“以人为本”而非“人为工具”的工业文明本质。“人为工具”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异化，而“以人为本”才是人类本真理性的回归。
工业化观念的机器隐喻与生态隐喻
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总是基于一定的隐喻想象所形成的构念。现代经济学主要有两个隐喻，即牛顿机械论隐喻和达尔文进化论隐喻。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基于牛顿机械论隐喻。这就把整个经济系统想象为如同牛顿物理世界或一个巨大的机器体系：运转、均衡、优化。工业化不仅以机器为工具，而且经济高速增长为中轴原则，就如“永动机”般地运转，不可失速、失衡，否则就危机临头。
进入新工业化时代，这种“机器工业化”的思维构念，正在转向“生态工业化”的新思维构念，即从把工业化的机理逻辑想象（隐喻）为机器系统的机制，转变为类似生态系统的机制。对于机器工业化，人成为工具，受工具理性支配。对于生态工业化，人是目的，同时也是生态系统的有机体成员。
进入新工业化时代，人类必须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因为各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挑战是全球性的，是同一生态系统中人类的共同议题。各国必须共同合作应对，特别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整体的生存和繁荣，才会有个体的发展机会。新工业化时代开始萌发和形成的生态系统意识，将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价值取向。
就如生物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一样，人类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态，也是多样性的，不同行为体各具特色。如英国学者大卫 ? 爱登堡所说：“只有当无数有机个体最充分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只有当千百万物种的生命相互关联彼此维持的时候，我们的星球才能有效运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就越安全。”“地球现在面临的危机是全球性的，只有各国捐弃分歧，团结起来采取全球性行动才能应对。”而多样性且各具体制特色的各国经济社会形态间的沟通和相互协调协同，直至向着全球共同化方向发展，又是工业化的本质特征。工业化在各国的广泛推进，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分工与合作愈加紧密，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不仅经济繁荣发达，而且更加安全有序，才可能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发展的长久形势。
工业化形态的深刻变化，也将使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体系发生重要变革。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主流经济学，以微观— 宏观范式承诺为其理论逻辑的底基，实质上反映了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工业化历史阶段特征，即依据机械系统的隐喻，经济体被想象为同质化的（原子式）行为个体，追求“ 微观”或局部“最多、最大、最优、最强”的工具性目标，并可以由演绎逻辑推导出“一般均衡”的经济世界。
进入新工业化时代，多形态、多样性和多文明并存，经济体从追求工具特征的目标，转向具有生态特征的“适度、包容、平衡、可持续”行为目标和组织目标。经济学体系也必须从微观—宏观范式向新范式转变。经济学的政策思维也越来越倾向于多目标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就是说，经济学也要相应地从传统的物理系统隐喻，转向生态系统隐喻，即发生经济学的范式变革。
正如托马斯 ? 库恩所说的，“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 人们可以看到，经济世界不是同质性的微观系统，而是异质性的域观系统，即各文明体和经济体行为都有其特质特色，世界图景是由不同群类的经济体所构成。因此，在以域观形态存在的世界中，各国的制度规则体系必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各国经济的域观空间又是不可分割脱钩的，而是共存于人类发展空间之中。所以，各国经济的规则系统之间就必然趋向于愈加通畅。而市场运行和世界流转得更加通畅，要求人类行为必须自律和受规则所约束。这才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由于中国工业化正在进入这个新时代，从高速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生产力状况和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工业化的新思维不仅将成为工业化机理和规则的新原理内核，而且将深刻转变人的行为理性。人类赋予自然生态以人文生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人类价值观会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和文明形态。工业化生产力和创造力大规模实现着物质性态的转化。人类也必须以更自觉更自律的行为，来适应生态环境，在工业行为参与物质性态转化的过程中，必须敬畏生态文明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与生态文明相悖，那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是生态文明的标志，金山银山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两者相容，才是生态工业化的真谛。
工业化理念与机理在接受挑战中的深刻变化
以此价值观为思维逻辑之基础， 工业化的理念和机理将在面临挑战中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 在目的观上，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传统机器工业化的工具性经济目标（例如，收入、利润、GDP 等）回归其本真意义，即工具理性不应盲目主导、“一意孤行”，而是要服从于本真理性目标，包括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高度关切。
其次，在数量观上，从“最大”极量思维向“中衡” 适量思维转变。在机器工业化价值观上，求“最大化”“做大做强”“利益极值”等，就是“最优”，通俗地说就是“越多越好”。而在生态工业化价值观上，中和、平衡、适度，才是适当的，没有“最优”，只有“次优”，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通俗地说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少”才是适合的、健康的和可持续的。
第三，在技术观上，从“有水快流”“资源尽用”向“循环适用”转变。在机器体工业化价值观上，最大限度利用资源，以资源优势获取比较利益，就是竞争力所在。而在生态体工业化价值观上，无论是“资源”还是“垃圾”，都要循环适度利用。通俗地说就是，从“有水快流”“不用白不用”，转向“细水长流”“平衡可持续”。人类认识到，作为一个物种的长久存在，不是为了抽象目标的“优胜劣汰”，而是多样性目标的包容共存。前者是机器工业化的机理，后者是生态工业化的机理。人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这切合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 ? 塞西尔 ? 庇古曾对此有所论及，在其名著《福利经济学》中论述道：“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得到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此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 搜寻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作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作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做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
由于机器工业化思维向生态工业化思维转变，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年轻物种和“种群”，人类产生并进化于自然界，从自然的“彼岸”，将自然“对象化”，即将其视为可改造和利用的对象。进而使主体性成为“此岸”之王，形成主观意识与客观过程相互交织的思维图式，以客观现实与叙事描述的方式，呈现为纷繁复杂的生态域境。据文献反映，2005年联合国主持编写的《千年生态系统报告》指出，古往今来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许多裨益和恩惠，从工业化的视角看，可以称之为“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所有惠益。分类为包括“供应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 及“基础服务”。在21世纪上半叶，其突出表现是：从碳依赖和增长依赖逐步转向碳中和的持续文明。
在工业化时代，“人类做出的每样东西，大部分若不是由碳组成，就是以碳的火焰打造出来。”“工业是生物与地质之间交互作用的一条强大的新途径。”“花了上千年时间才从富含矿的岩石中流出的可开采石油，人类只花了一个半世纪就烧掉了一半。”“减缓我们对碳循环的冲击，又不必牺牲工业化的火焰。”“要让文明放弃成就自身的燃烧，又不至于造成文明的中断，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市民工作计划。”“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停止把含碳矿物燃烧成大气气体，停止砍伐森林。”
“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化石燃料文明，正使我们面临一系列气候变化事件和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新现实。”“人类正经历着另一种大觉醒。在自然规律和模式变得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地球上，我们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物种，思考我们面临的共同命运。”“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相当于每10年爆发一次与新冠肺炎规模相当的流行病。”
人类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新时代。其实质就是，工业化理念与机理，要以从机器观向生态观的衍生为旨向而进行新的建构。
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中国工业化新生态
形成多样化的人类文明形态，将成为工业化所推动的人类发展新世纪特征。而在以往的工业化观念中，机器论的规律唯一性和路径线性化主导了对工业化的同质性观念，甚至将工具理性极致化，认为只要从“合理假设”出发，就可以“推导”出整个工业世界状况。而在机器工业化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得以经济理性为主导的经济学缺陷越来越让人难以容忍时， 经济学家们则开始了对传统主流经济学观念和理论范式的批判性思考。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 H.弗兰克认识到，人类行为并非如经济学假定的那样“理性”，更不是“经济理性”的主导。他说：“ 人类的行为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是多维度的。”但是，“当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建模去认识市场的运行机制时，他们就不得不对市场的真实形态进行线性简化，但有些简化过于极端。例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假设人是完全自私的，但现实中有同样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也拥有超越狭隘自我利益的行为动机。此外，多数经济学家还假设，人们通过消费获得的满足感仅取决于绝对消费量，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则表明，相对消费量才是最重要的。”机器论可以想象为“人是机器”，但现实中人非机器，其行为难以“假定”和“推断”，不仅具有“相对” 性，而且相对性还是其系统性特质。
那么，对工业化的进一步反思就是：200多年来的世界工业化进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使然，因而具有普世性和同质性，还是如生态观所认识的那样，工业化原本就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 ? 莫基尔，以其关于工业化的文化比较研究，得出了否定前者而认同后者的意见，即认为，西方工业化不是“普世”的，而是独特的。
他说：“思想市场以及从中涌现出的一大批17世纪的文化企业家们，共同造就了一场思想运动的出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启蒙运动’；其中存在一套复杂的、异质的，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文化信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文化巨变，独特地标志着欧洲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发源地。”
因此，尽管中国曾经领先世界千年，但西方工业革命却使工业化国家远远领先于中国。这并不是中国违背了“普世”的“客观规律”，而是少数欧洲国家走出了另辟蹊径的独特道路，因崇尚科学的“有用知识”而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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