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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与法权哲学的内在融贯

更新时间:2022-10-09 07:50:09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摘要:在《法哲学原理》第三部分题为“国家”的第三章最后一节(即第三节),黑格尔提供了关于其“世界历史哲学”构想虽简扼却十分精要的概述,而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导论”的结尾部分,我们又看到了其法哲学的核心论题“国家的本质”。这种交互论述结构暗含的逻辑是:“国家的本质”需要经历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才能实现。黑格尔相信,世界历史虽然显得“吵吵闹闹”,但“在这种吵闹的表面现象背后”,有“一种内在的、静穆的、隐秘的作业”,因为世界历史有自己理性的“终极目的”。这种世界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给中国传统文明带来了迄今没有消除的压力。不过,一旦我们认识到它自身的问题,这种压力就并非难以消除。

   关键词:黑格尔;孟德斯鸠;普遍历史;历史哲学;法权哲学

  

   黑格尔在晚年讲了五次“世界历史哲学”课程,第一次在1822-1823学期,最后一次在1830-1831学期,历时近十年。(参见黑格尔,2014年,第20页;cf. Hegel, 2015)在讲授“世界历史哲学”之前,黑格尔刚刚讲完“法哲学”大课(1819-1820),并在1821年出版了《法哲学原理》。Recht有“法”或“权利/法权”两种含义,按照一般的理解,英法启蒙传统的自由主义讲“权利”,黑格尔则针锋相对地讲“法权”,尽管双方用的是同一个语词(Right/Recht)。我们很难因此说,黑格尔的“法权”论扬弃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说,毋宁说,凭靠世界历史哲学的支撑,“法权”论使得“权利”说显得更为周全而且稳固——无论黑格尔有多“保守”,他都是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为了认清这一点,本文将考察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与其法哲学如何内在地融贯在一起。

   《法哲学原理》分三部分,分别题为“抽象的法权”“道德”和“伦常”,结构如三位一体,即圣父(“抽象的法权”)生出圣子(“道德”),圣子生出圣灵(“伦常”)。不仅如此,每一部分也都包含三章,以至于三个部分显得具有三位一体式的内在关联。如果这种论述结构暗含历史进程,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就应该被看作其世界史哲学的内在要核。(参见黑格尔,2017年;2016年;cf. Hegel, 1972;1991)中文译文参考德文本有改动,以下不一一注出。值得一提的是,《法哲学原理》德语1972年版本,附有黑格尔亲笔写在样书上的眉批和若干口头补充。(cf. Hegel, 1972;1991)

   果然,在《法哲学原理》第三部分题为“国家”的第三章最后一节(第三节),我们读到了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简扼但十分精要的论述(参见黑格尔,2017年,第399-409页);而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导论”的结尾部分,我们又看到了“国家的本质”这一论题。事实上,1822年开讲“世界历史哲学”时,黑格尔说,“本讲座的主题是普遍的世界历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紧接着他就提到,“在我的《法哲学原理》的结尾(第341-360节),我已经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精确的概念……”。(Hegel, 2011, p.67)一则课堂笔记还记下了黑格尔这样的说法:“《法哲学原理》第213节及以下对哲学的法权史给出了进一步的概念。”(Hegel, 2015, S.5, N.1)

   与康德的普遍历史哲学观念相比较,黑格尔的“普遍的世界历史哲学”向前迈进的步子有多大呢?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康德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中坚,但黑格尔则既成了保守自由主义的基石,又启发了左翼激进哲学取向——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内含既激进又保守的思想要素?

   一、黑格尔如何理解史学

   进入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大致了解黑格尔如何理解“史学”和“普遍历史”。《世界史哲学讲演录》(按中译本计算)有长达一百页的“世界史的概念”,在这里,黑格尔清楚地表述了他对 “史学”(Geschichte)的基本看法。史学不外乎三类:“原始的史学”“反思的史学”和“哲学的世界史”。“原始的史学”以作者的耳闻和目见为基础,主要涉及作者自己经历过的事件,因此是“未加反思”的。黑格尔还提到,诗人也记叙“现实存在的和正在消逝的东西”,但“更多地适合于感性表象”。(黑格尔,2014年,第11-12页)在黑格尔看来,史学必须排除“各种传说和民谣”,因为,它们与诗人的作品一样,对认识一个民族的意识没有帮助。按此推论,无论荷马还是维吉尔的诗性记叙都得从史学中排除出去。这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说法:

   在世界史中,我们首先必须涉及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同上,第12页)

   黑格尔说,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性”,即一个民族“已经达到原子式的固定性和有教养的个体性”。因为,“一个民族的真正历史开始于这个民族的意识的形成”。“原初的史学”无论多么原初,毕竟反映了“民族的意识”,传说、民谣甚至神话诗人的作品,都不能说是这种“民族的意识”的表象。

   “反思”意指精神的间接性,与之相反的是精神的直接性。“反思的史学”超出了单纯的纪事,或者说超出了当前时代和作者直接触及的地理空间。

   黑格尔接着对“反思的史学”作了进一步区分,它有四种样式。首先是单个民族的通史或多个民族的世界史的汇编资料,如果缺乏抽象的普遍观念,这类史学家至多搞出一堆“断烂朝报”。第二种样式是所谓“实用的历史编撰学”,其特点是“展现出一种当前对精神的需要”,“把遥远的过去激活为现在的东西”。这类史书是否有价值,关键在于史书作家是否把握到自己的民族在历史中的独特际遇——黑格尔突然说道,“恰恰唯有大人物在这里会猜中天理”(黑格尔,2017年,第17页)。第三种“反思的史学”样式即新派的“考证式史学”,黑格尔以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为例,但仅仅一带而过,认为不值一提。第四种样式是民族精神的专门史,如艺术史、科学史、政制史、法律史、经济史之类,这类史书已经接近哲学的史学。我们接下来看到,黑格尔把自己的史学称为“哲学(热爱智慧)的世界史学”而非“史学”。对这位哲人来说,只有“哲学[热爱智慧]的历史”才算得上真正的“普遍历史”。因为,人类历史“吵吵闹闹”,但“在这种吵闹的表面现象背后”,有“一种内在的、静穆的、隐秘的作业(Werk)”——这是“理性”在“劳动/工作”。真正“普遍的东西”是“理性”或“精神”,唯有热爱智慧者的世界历史目光才会看到这种东西。正是这个“理性”的“劳动/工作”使得世界历史有自己的“结局”(Ende)或“一个终极目的”。黑格尔用了“世界历史中的理性”这个表达式,它指向“关于一个终极目的自身的思维”(黑格尔,2017年,第25-26页)。言下之意,这需要一个“大人物”的思维来让这种理性在世界历史中现身。

   二、何谓世界历史中的自由精神

   阅读黑格尔所遭遇的困难,首当其冲在于学会“抽象”。黑格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的“导论”中致力于引导大学生学会抽象思维。比如,他说“哲学[热爱智慧]的世界史”的主体是人类的总体“精神”本身:“精神引领着这个世界”,这种说法就是一种抽象。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上的每一政治成熟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科学、艺术、法律、宪制和宗教等等(康德统称为“文化”),都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体现,这是第一步抽象。一旦人们把所有的“民族精神”都看作“精神”本身的体现,就实现了思考的第二步抽象。在黑格尔的诱导下,如果人们能够把精神活动本身理解为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那么,人们就实现了思考的第三步抽象或者说精神上的飞跃。因为“精神”即“理性”本身,是世界乃至历史的形而上学本源。

   这种观点并非原创,而是对古希腊自然哲人观点的复活:阿那克萨戈拉第一个把nous(理智)理解为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参见黑格尔,1959年,第352-353页)在柏拉图的《斐多》97b-98c,当苏格拉底谈到自己早年的探究时,他提到过阿那克萨戈拉的这个观点。按苏格拉底的说法,由于他对阿那克萨戈拉的观点非常失望,自己不得不“第二次起航”。(参见柏拉图,第507页)换言之,苏格拉底在提到自己早年曾沉迷于阿那克萨戈拉的nous(理智)的同时,也宣告抛弃了这种理论。

   1830-1831年冬季学期最后一次讲授“世界史哲学”时,黑格尔在“导论”中提到了苏格拉底的这一经历。黑格尔用德文概括性地翻译了柏拉图的记叙后评论说:苏格拉底并非是对阿那克萨戈拉的这一原则本身感到失望,而是对他自己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具体的自然感到失望。毕竟,这一原则仍然是抽象的,没法用来理解和构想自然——或者说,自然还没有被把握为这一原则的有机发展。(cf. Hegel, 2011, pp.82-83)

   对观柏拉图的记叙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删除了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并在他认为苏格拉底失败的地方继续前行:把理智原则理解为能动原则——世界及其历史乃是这一原则的实现。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黑格尔与海德格尔一样,撇开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起航”而回到了自然哲人的立场。

   与此相关,黑格尔在“哲学史讲课录”中介绍阿那克萨戈拉时特别提到:

   与以后的苏格拉底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一样,阿那克萨戈拉被控告蔑视人民所信奉的神。理智的散文与诗意的宗敎观点发生了冲突。(黑格尔,1959年,第348页)

   在黑格尔看来,从民族精神的成长来讲,理智与宗教发生冲突意味着希腊人在精神上趋于成熟。因此他说,阿那克萨戈拉受到雅典人民控告,真正的原因其实并非主张无神论,而是因为雅典人民要与民主领袖伯利克勒斯(Pericles)享有平等的权利。伯利克勒斯有个女友阿斯巴西娅(Aspasia),她喜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雅典人民看不惯,把她告上了法庭。“可敬的伯利克勒斯”为了让自己的女友免于判刑,“不得不带着眼泪恳求某些雅典公民”释放她。(黑格尔,1959年,第350页)黑格尔评论到:

   雅典人民享有自由,可以要求自己授之以大权的那些大人物这样做,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也就承认了自己对人民的屈从;由于大人物拥有权势,于是人民就要报复他们,让自己成为复仇女神,把自己放在与大人物平等的地位上,而这些大人物就必须表白自己对人民的依赖、臣服与无力之感。(同上)

   阿那克萨戈拉最终逃脱了后来苏格拉底遭受的那种死刑判决,要么是因为伯利克勒斯替他在雅典人民面前“求情”——说他已经过于“老迈、憔悴和衰弱”——要么是因为伯利克勒斯安排他“逃出了雅典”。(参见同上,第351页)总之,阿那克萨戈拉得以保全性命,全靠这位民主雅典的人民领袖。黑格尔似乎暗示,精神上的“大人物”还需要政治上的“大人物”保护。尤其重要的是,后者必得是代表世界历史进步的政治人,只有他才能领会精神上的“大人物”所宣扬的“理智”含义。

黑格尔把“精神”——即阿那克萨戈拉所理解的nous(理智)——说成“能动的”思维活动,这个“精神”的思维活动本身就是支配世界的普遍法。“精神”也有把握自己的“冲动”(der Trieb),“冲动”促发行动。促发什么行动?既然“精神”活动就是思维,其行动就是思辨性的“理性认识”引发的行动。早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就对此作过现象学描述。由于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能进行思辨性的“理性”活动,“精神”或“理性”或“思维”就成了人类的属性。由于这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是“自由”(Freihei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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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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