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贵洪 余姣:国际组织与中美战略竞争——演变、态势和影响

更新时间:2022-10-06 17:40:02
作者: 张贵洪   余姣  

  

   【内容提要】过去70多年,中美之间经历了战略对抗、战略和解、战略合作和战略竞争的曲折过程。国际组织既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和工具,也是对双边和地区战略竞争的拓展和延伸。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的演变,体现了两国力量对比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两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转变,也体现了两国关系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影响。双方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美国仍居主导地位,但中国也取得局部优势。国际组织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新空间和新领域,也是影响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影响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而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更直接地体现在和影响到国际规则的重塑、国际秩序的重建、国际领导权的重组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走向。中国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发挥在国际组织中的建设性和引领性作用。

   【关键词】国际组织;中美战略竞争;国际秩序;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冲突,已成为影响当今国际体系是否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制定并实施以战略竞争为核心内容的对华政策。中国则主张中美关系要“对话而不对抗,合作而不冲突,开放而不封闭,融合而不脱钩”,“即使是竞争,也要有边界,基于公平公认的国际规则”。中美在国际组织的战略竞争不仅体现了两国在利益、观念和价值上的分歧,也关系到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国际领导权和全球治理的未来。开展良性竞争,避免恶性竞争,扩大合作领域,防止走向对抗和冲突,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从冷战、冷战后和21世纪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的演变过程,并分析这种竞争的特点和结果。其次,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和拜登执政以来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的若干态势进行分析。再次,就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对国际规则、国际秩序、国际领导权和全球治理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演变

   中国和美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战略合作和竞争始终贯穿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结束,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战略对抗到战略和解再到战略合作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虽然使国家获得了发展机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交上的不平衡,致使中美长期处于战略对抗之中,朝鲜战争是这种对抗的表现和结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环境和中美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中美建交不仅使双边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而且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了战略合作。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至今,中美大体上经历了从战略摩擦到战略合作再到战略竞争的过程。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共同的战略对手消失,而新的战略合作基础又没有建立起来,中美之间在人权、台湾、贸易等问题上出现战略摩擦。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美两国开始在全球反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等多个地区安全问题上开展战略合作。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也开展了良好的合作。然而,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发动贸易战。继任的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其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战略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都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场所和对象。这突出表现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过程中的外交斗争、中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较量、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暴发后中美在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的政治角逐等事例中。在此过程中,战略竞争的特点和结果、中美在其中的地位和策略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第一,中美在中国重返联合国过程中的外交斗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时间提出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美国操纵联合国,否决相关提案,先后提出“缓议搁置”和“重要问题”案等,以各种手段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大,美国仍伙同一些国家提出“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但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另外,这一时期中美在联合国围绕朝鲜战争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的战略竞争中,美国明显处于优势和攻势,中国则处于劣势和守势。尽管重返联合国具有重大意义,但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影响还非常有限,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着联合国大部分的决策和议程。美国还利用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禁运和贸易限制,通过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对中国进行围堵。

   第二,中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较量。冷战结束后,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在联合国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中美围绕制裁与反制裁、最惠国待遇、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等开展斗争。人权委员会则成为中美人权斗争的主战场。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大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别人权决议。美国等西方国家曾多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主要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权利,以及少数民族、妇女儿童权益等问题。中国政府反对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坚持全面的人权观,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企图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提出对美国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中国还通过争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动议的支持,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人权对话,从而使追随美国作为涉华人权提案的共同提案国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中国在人权会上屡次挫败美国反华提案。

   2006年人权理事会取代原来的人权委员会之后,中美在人权领域的战略竞争呈现新的特点。首先,中美人权对抗的攻守态势发生变化。尽管美国继续在涉藏、涉疆、涉港等所谓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但是中国逐渐在人权问题上掌握主动权。中国从2001年开始每年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2013年起每年发布《美国侵犯人权报告》,针对美国国内存在的种种人权问题进行反击,并通过《反外国制裁法》进行反制。其次,中国建设性地开展人权对话和人权外交。中国提出的全面、多元、包容的人权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人权等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中国还在人权理事会单独或共同提交“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消除不平等问题”等决议。再次,除了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也是中美人权斗争的重要场所。拜登政府执政后,在人权问题上利用多个平台进一步加强对华施压。美国一方面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另一方面首次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并在成员更为广泛的联大第三委员会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抹黑。

   第三,中美在世卫组织的政治角逐。疫情暴发后,中美在世卫组织的斗争反映了两国在国际组织中战略竞争态势的逆转。作为联合国框架下负责国际卫生事务的专门机构,世卫组织是国际卫生合作的主要平台,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机制。自疫情暴发以来,世卫组织对中国的防疫政策和抗疫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坚定支持世卫组织的工作及其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的领导作用。相反,美国则不断指责世卫组织缺乏透明度和处置不当,要求对其进行全面审查和改革,并一度“断供”和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中国在世卫组织则发挥了建设性和引领性作用,积极倡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并通过分享经验、创新机制、提供援助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贡献和示范。中国积极参与世卫组织指导下的国际卫生合作,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等跨地区国际组织,同77国集团、东盟、非盟等发展中国家组织开展多边合作,加强国际卫生合作伙伴关系。中国还与世卫组织共同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为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也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以及21世纪以来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的演变,体现了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两国在国际组织中角色和作用的重要转变,也说明了两国关系极大地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变革。冷战时期,中国国弱民穷,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和国际政治上的超级大国。中美虽然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两国无论是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还是利用国际组织进行战略竞争的手段和能力都相差悬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对国际组织的贡献和影响也有极大提高;而美国掌控和主导国际组织的能力有所下降,利用国际组织实现其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效果也有所下降。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出现“中升美降”的现象和趋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且有所加快。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宣布退出10多个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条约,涉及国际安全、经贸、人权、文教、气候变化等领域,成为多边主义的负能量。相反,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不仅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及其新开发银行、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等新型国际组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而且与国际组织开展了务实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成为多边主义的正能量和最重要支柱。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已发生某种质的变化。

   二、中美在国际组织中的战略竞争态势

   中美开展全方位战略竞争是从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开始的。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双边层面。美国重点在贸易、科技、金融、舆论、外交等领域对华开展竞争,搞对华脱钩。尽管这一时期国际组织尚未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但美国已开始有所行动。在地区层面,美国开始重视和加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在全球层面,美国的一些“退群”行为也是基于中国因素。这一时期,美国利用国际组织开展对华战略竞争的方式和特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退出国际组织,理由是该国际组织被中国控制,失去了权威性和公平性,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二是阻止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所谓“渗透”,如反对来自中国的候选人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阻止中国倡导的理念载入国际组织的相关文件。三是在国际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主要是无端指责中国在香港和南海等的政策和行动。

拜登执政后,总体上继承了前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但在国际组织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策略和路径有较大变化。一是重返国际组织,与中国直接竞争。与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相反,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国际组织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因此重新“入群”。2020年1月20日,拜登就任总统第一天就宣布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和重返《巴黎协定》;2021年10月14日,美国又重返人权理事会。二是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对华实施围堵式竞争。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强化“印太战略”,深化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组建具有浓厚“盎格鲁—撒克逊”色彩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打造“亚洲版北约”,在中国周边形成一个包围圈。三是维护并加强传统的国际组织。拜登政府非常重视与盟国的团结和协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0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