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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宗教与“一带一路”战略

更新时间:2022-10-06 15:43:05
作者: 卓新平 (进入专栏)   刘金光   方光华   郑筱筠  

  

   郑筱筠:“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19世纪普鲁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ehehofen)使用,此后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关注。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大同小异,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广义的“丝绸之路”,在路径上不仅包括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有多条路径。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围绕“一带一路”大战略和具体计划展开讨论和论证。在我看来,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人员往来之路,而且是文化之路、宗教传播与融汇之路、文明互鉴之路。为此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所长、国家宗教局刘金光司长和西安市副市长方光华先生对话,就宗教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和宗教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方光华:的确,“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主要包括:(1)沙漠绿洲之路,这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道。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域、中亚,通往西亚、南亚,西可达地中海沿岸直至罗马,即狭义上的“丝绸之路”;(2)北方草原之路,从长安出发,向北经欧亚草原通往西亚、欧洲,又称“皮毛之路”;(3)南方丝绸之路,是从四川经印度通往中亚的道路。唐代则有从长安出发,经甘肃、青海到达西藏,可通往印度的“唐蕃古道”,还有从云南和四川经缅甸或西藏通往印度的“茶马古道”,都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4)海上丝绸之路,分别通往朝鲜、韩国、日本、东南亚和南亚、西亚、东非。其实欧亚大陆在公元前3000年就存在一些文化传播的通道,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传入黄河流域,原产于黄河流域的小米也同时传入新疆和中亚。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用和田玉制作的玉器,证明当时在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存在着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时周穆王携带丝织品西行至“西王母之邦”的故事,其西行道路应当就是这条“玉石之路”。公元前6、5世纪波斯帝国对西亚、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征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世纪前期印度阿育王的扩张,都促进了欧洲、西亚、中亚、南亚之间的区域交往,自帕米尔以西的丝绸之路西段实际上已经开通。考古证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欧洲人已得到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在西亚存在着一条从小亚到波斯、以贩运制作石器工具所需的“黑曜石之路”,阿拉伯半岛则有一条贯穿南北、以贩运香料为目的的“香料之路”。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几经周折,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大夏(古代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等地,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誉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自此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

   卓新平:对于延续约2000年之久的古丝绸之路历史,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宗教的传播和交流,这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很大比重,形成了其文明对话、融汇的隽永史话。外域宗教的相继入华、中国儒教等中华信仰传统的西渐,通过丝绸之路而全面展开,从而使经贸、外交之内在要素即精神信仰的交流得以实现。由此,宗教的双向流传与相互交往,促进了地域广泛、人员众多的中外民众信仰生活多层面的相遇和较深入的融通,使富有动感、充满活力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其久远持续的精神动力。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至少可以追溯到张骞西游大月氏的时期,由此中国人始知印度之名、随之亦“始闻浮屠之教”。而随着丝绸之路的西向开拓,佛教得以从印度经西域而传入中国。历史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入中土,揭开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序幕,也开始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即从被中国人所视为“西天”的古代印度,逐渐向西域扩展到真正“西方”意义的欧洲。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蔡愔、秦景等中国人赴天竺求佛法,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并因“时白马负经而来”之说而建有此后极为著名的白马寺。最早时期的佛教东传中国乃经过西域,不少佛教高僧不惧艰难险阻经由穿行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到中国内地传教,使佛教成为对于中华文化意义最为深远的外来宗教,而其得以在中土流行更迎来了佛教“中国化”的华丽转身,新生为深入中国民心的中国传统宗教。此后,中印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亦得以建立,有了不少穿梭于中印之间以宗教传播为使命的文化使者。这些始创中印文化交流通道、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先驱者包括不少印度及西域高僧,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09)从龟兹(今新疆库车)被迎到长安,尊为国师;印度高僧真谛得梁武帝之邀经海上丝绸之路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南海(广州)弘法;此外,来自西域的僧人还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这些人学识渊博、精通经典,来华后大多成为译经论法的著名翻译家和宗教理论家。

   中国人的“西行漫记”也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中国人先后踏上西行求法之路,这样就与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相呼应,使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得以积极互动。最早到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此后在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则成为最早沿丝绸之路西行的中国僧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游、后经海上丝绸之路东归的东晋僧人法显(344-420年),他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归”,将其游学获得的他国文化知识带回中国,以充实中华文化。此外,中国僧人竺法护、智猛等人,尤其是后经《西游记》加工而闻名遐迩的玄奘(602-664年)、以及稍后的义净(635-713年)等人,都是西行东归、译经传法的名僧。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在通过佛教文化认识印度的同时,也因为早期印度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复杂关联而得以间接地了解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的精神文化要素。所以,佛教经丝绸之路的传播,有着极为广远而深刻的文化交流意义。

   早期曾活跃在丝绸之路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其作为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传入中国后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等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教名,而其蕴涵光明、至善之意的神名在华则“始谓之天神”。这一关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相对抗的二元神论,及其表达的对世界之二元理解和分析,在宗教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琐罗亚斯德教经丝绸之路东传,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曾在西域特别盛行,其流传包括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一度被古代王朝的一些统治者所推崇,如北魏灵太后(516-527年)曾使该教获得独尊之位,让统治者带头奉祀,并废止了其它祭祀崇拜。陈垣认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而北齐、北周时流行的“事胡天”、“拜胡天”,则使“胡天”成为该教的专称,“胡天神”还被用来区别“中国恒言之天”。隋唐时期该教曾达兴盛,社会广建祆祠,统治者为此也设立了萨宝府和祀官,包括唐朝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的会节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凉州的祆神祠等,呈现其当年在华之辉煌。陈垣认为,“祆字起于隋末唐初”,揭示出人们对该教理解的中国化。“祆字之意义,以表其为外国天神,故从示从天。同时周书亦有祆字,并谓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连,亦始于此。”中国宗教文化以“示”表敬“天”的信仰蕴涵在此得以透彻体现。

   郑筱筠:古代丝绸之路上从事商贸的人熙熙攘攘,但其中不乏虔诚的传教人和取经者。他们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西方,亦将异域的宗教带到中土。发源于丝绸之路西端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中段的摩尼教,也都借此路传播到东方。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的行动都促使各地的宗教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卓新平:犹太教因其民族发展的跌宕起伏而使其历史充满着谜一般的经历,其流散和迁徙在丝绸之路上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到中国,对之有着不少传说和猜测。他们多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华经商,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北非或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犹太人走到哪里,也将其宗教带到那里。所以,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发展流变踪迹基本上是一致的。早在公元2世纪,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相关记载,在丝绸之路则发现了7世纪至14世纪之间许多犹太教的遗迹、遗物等,这说明犹太教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至少有千年之久,其与中国的交往自隋唐以来更显频仍。隋朝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了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这反之也说明了东进来华的相应路径。到了宋代,则已经有确切史料证明大批犹太人来华侨居,如开封等地犹太人在此时的存在及与中国人的同化留下了令世界极为惊讶的一段历史。关于犹太教在华“一赐乐业”之教名,一种解释为今“以色列”的同音异译,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此名乃根据明太祖旨意而来,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宽容和包容。犹太教的丝绸之路之旅使两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得以相遇,并有着融合、会通的佳话。

   基督教最初以景教的身份传入中国,而景教之名本身就打下了丝绸之路的深深烙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而来中国传教的经历。其初来唐时被称为“波斯教”、“波斯经教”或“经教”,使之与联通中国与波斯的丝绸之路紧密相关。其后所取“景教”之名的本意也是指“光明之教”,而“景”字本身就与“火”、“日”之意有着内在关联,由此可以回溯到古代波斯的拜火信仰,故而也曾被误传为火祆教。陈垣谈到了景教由海上丝绸之路初来的可能,“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来也,景教碑有‘望风律以驰艰险’句。” 而朱谦之则认为也不能排除景教亦由陆路传入中国,“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交通网,以与中国之重要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以至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锡封(Seleucia-Ctesiphon)、驴分城(Edessa伊得萨)、木鹿(Merv)都是。这些地方或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驴分城),或即为景教之据点(如泰锡封、木鹿)。”由此看来,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乃活动频繁,在横贯西域、中亚、沟通中西上有着独特贡献。唐朝景教达到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而在唐会昌五年(845年)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遭打压后也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仍然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发展,在西北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成为其主要宗教,如居住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都以景教为其信仰,这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地区埋下了重要伏笔。

摩尼教在华则是古代波斯宗教与中华草根文化的奇特结合。摩尼教最迟于唐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宗教史和农民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早在4世纪初,中国人已经获知摩尼教的存在,而“据中亚发现的文书残卷记载,摩尼教于675年传入中国。”其传入中国后曾被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在民间亦有菜教、食菜教之称。在丝绸之路发达地区,如西北、东南沿海、中原等地,尤其在吐鲁番一带,摩尼教在古代曾颇为兴盛,成为在当时外来宗教中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当代发现的摩尼教遗址、遗物分布很广,西到新疆、东抵福建等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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