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那艺 贺京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行为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10-06 14:12:27
作者: 那艺   贺京同  

   内容提要: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几十年的重要演进特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这一进程既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生产实践条件变化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也体现了自然科学领域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的前沿发展为经济理论的自我修正与重构提供了新的思想与方法,深刻反映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辨识行为经济学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性,并对其核心理论内涵与外延进行厘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演变,及其前沿科学成分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可借鉴性。

   关 键 词:行为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  历史唯物主义  Behavioral Economics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演进趋势是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一方面,以行为经济学为指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得到大量开展,领域涉及从微观到宏观,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到货币经济学等广阔空间;①另一方面,一些经重复实践检验的、已获普遍认可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近年来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形式得到深入推广,②相关内容被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设为主讲章节,极大地改变了当前经济学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③

  

   反观国内,尽管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十多年间作为新兴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和长足发展,但学界对于行为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却存在着辨识不清、不能正本溯源之憾,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外延及其中国应用前景,也缺乏必要和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④,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借鉴和使用,通过吸收国外有益理论以服务于中国实践。为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和评价行为经济学之于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学术意涵,以及如何合理借鉴其理论成果以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政策实践。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任何经济学理论的提出,都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以试图解决当时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当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发生改变时,原有的经济理论将逐渐丧失解释与预测力,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新的经济实践问题重新给出理论说明与解决方案,这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另一方面,经济理论的构建形式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水平。否则,即使人们愿意对旧的经济理论进行修正或重构,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任何理论均需建构在一定的假设之上,而假设并非凭空臆测,需借助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搜寻新的实证证据以作归纳抽象。由于科学知识体系其实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反映,因而这也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决定关系对经济理论的推动作用。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试图从理论所根植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所凭依的科学知识体系两个维度,对行为经济学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的角度,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外延及其适用性进行讨论;最后,结合前两方面的讨论结果,进一步探讨行为经济学之于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研究与政策设计方面的可借鉴作用。

  

   二、行为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辨析

  

   (一)从理论根植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辨析

  

   恩格斯指出,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⑤,其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⑥。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理论往往对应于不同的社会生产实践,适用于解决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体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启示是,若想准确辨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逻辑及其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从它们各自根植的社会经济条件入手。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快速的经济增长期,客观上需要一套标准的论述自由市场如何有效配置资源的理论学说。自吉拉德·德布鲁出版《价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以来,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由于在形式上逻辑自洽,在观点上清晰纯粹,逐渐被多数主流学者接受为标准的市场理论。在这一理论范式下,市场被描述为大量匿名交易者在既定资源约束下进行买卖的场合,他们通过实现竞争性均衡而完成对资源的最优配置。尽管这一理论看似以众多交易者作为分析对象,但在具体建模中采取的是严格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中决策仅能由个体消费者或厂商做出,并且在形式上依赖于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一,个体是完全理性的,在既定动机和各自约束条件下,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取舍以图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其二,个体具有“完美”信息,他们对所有相关事实完全掌握,并基于共有知识进行决策。⑦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下,市场将产生一组均衡价格,使得所有产品市场都出清,所有交易者均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市场均衡可看作是瞬时达到的,个体之间的任何动态交易都可被等价地抽象为一种静态的单次互动。这种微观层面的一般均衡理论,对于人们理解市场运行规律以及竞争、价格等经济现象具有重要帮助,并且一旦引入不确定性、预期等因素后,还可拓展为解释宏观经济问题的动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即新兴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成为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学主流形式。该宏观学说通过将经济波动描述为由纯粹技术冲击导致的瓦尔拉斯均衡的位移,而较好地模拟和解释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化事实,⑧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此一时期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为核心的宏微观主流经济学形式。

  

   然而,这一理论格局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变化而面临挑战。时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活动愈发多样,一些更复杂的市场交易形式不断涌现,如保险、信贷和劳动力市场等的深化发展,但这些市场上的交易特点和结果却无法在标准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得到解释与预测,现实中常常出现“老年人难以获取健康保险、小企业更可能遭遇信贷限制、少数族裔更容易在就业市场上遭遇歧视”等市场非有效情形。⑨经济学家逐渐感到,为了使传统的市场理论能够涵盖这些问题的阐释,必须将研究客体转移到更常见的小规模交易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所谓完全、共同或完美的信息要求是空洞的,因为小范围交易更多地取决于当事双方的协商,需要当事者对商品的品质、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做各种交涉与安排。此时,支配生产和交换的个人知识是分散化的私有信息,所以信息不对称是更一般化的市场常态,而交易者在获取商品信息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成本,这暗示着价格信号传递稀缺性的功能是有限的,在观测到的市场价格体系下资源未必达到优化配置。在此背景下,以迈克尔·斯宾塞、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随之兴起,旨在探索不完全信息条件对市场交易效率的影响。⑩其中,有关交易者的理性假定得以保留,但需基于新的不完全信息条件重新建模,将个体搜寻信息的成本也纳入最优化权衡之中,而一旦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结构也就不再能够维持完全竞争设定。由于信息经济学可视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拓展,因此逐渐成为当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形式。(11)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数据的逐渐丰富也使人们发现,仅从技术冲击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是很勉强的,现实中存在着由市场短期无法出清而导致的经济波动,这要求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建模中引入更符实的市场摩擦因素,如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才能对观测到的经济波动事实做出更贴切的说明,这推动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从新兴古典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的过渡。(12)

  

   但是,随着更多社会经济现象的不断涌现,这种仅放松信息条件的理论修正也遭遇了解释现实的困难。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金融体系的纵深发展,学者得以获取第一手的高频数据来检验资本市场交易行为,结果发现真实市场上存在着诸多不能被理性市场理论所解释和预测的经验现象,即便考虑了信息条件之后也是如此,如过度交易、过度波动、股票溢价之谜等。(13)在这样的实际经济背景下,那些系统性的违背理性模型的经验事实被冠以“异象”之名,促发大量学者投身其中以探讨真实成因。人们意识到,这类“异象”已无法通过放松信息条件等辅助性假设而得以解释,需触及并修正理论中更为核心的假定。显然,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下,主流理论的核心假定是针对决策个体的理性设定,即有目的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最优化权衡取舍。而以往的理论修正,仅是在不改变理性假定的前提下所做的量变式调整。因此,新的理论修正需要针对理性假定实施质变式重构,这就要求对个体行为与理性结果的偏离方式进行考察,从中提炼引发偏离的真实心理原因,以此构建更符实的关于个体决策的描述性模型,以作为理性模型的替代方案。在这一研究思潮的推动下,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从早期的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等学者,到后来的理查德·塞勒以及晚近的马修·拉宾、戴维·莱布森和乔治·洛文斯坦等,针对风险选择、跨期选择、涉他选择等多种情形,发展出了系列的个体描述性模型,这被统称为行为决策理论,对应于行为经济学的微观层面。(14)而从宏观层面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短期经济波动等方面成效卓著,但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诸多重大现实宏观经济现象已然脱离理性范式下的宏观经济学解释范围,如萧条背景下市场无法自身恢复出清、货币在长期下的非中性等问题,需寻找其他具突破性的研究视角。据此,以乔治·阿克洛夫、保罗·德·格洛瓦、约翰·达菲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强调以个体描述性模型替代理性模型来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衍生出了主流宏观经济学在当前的新发展——行为宏观经济学。(15)

  

   综上,战后的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大致形成了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到信息经济学、再到行为决策理论的三个阶段,这在宏观层面大致对应为新兴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行为宏观经济学。这种叠进式的理论演变,体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应对社会生产实践问题的变化,而对理论实施的量变修正与质变拓展,即首先放松个体决策模型所凭依的外围信息条件,从完全信息情形过渡到不对称信息情形,然后再放松更内核的个体理性假定,从完全理性情形过渡到系统性背离理性的情形。可见,新的理论尽管根植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却总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包含着旧的理论,使旧理论被“退化”为特定条件下的特例形式。从此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可视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应对当代社会经济问题而作的前沿拓展。

  

   (二)从理论所凭依的科学知识体系进行辨析

  

尽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构成了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010.html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