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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艺 贺京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行为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10-06 14:12:27
作者: 那艺   贺京同  
但内因产生结果还需外在条件,此即构建理论时所须凭依的科学知识体系。作为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科学知识体系的内容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它总是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提高,反映了人类通过实践不断深入观察和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于是,当科学知识体系可为经济理论的构建提供思想来源与方法指导时,相当于在另一个维度上体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具体来说,这主要表现为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学科的发展,为经济理论重构其假定基础带来了新的理论思想和实证方法,从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提供了更具科学性的客观依据。

  

   任何经济学理论,均是在一定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以形成明确的经济预测或是对实际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之下,理论的基础性假设必然是个体层面的行为特征假设,需要对个体决策的一般心理动机做出刻画。这种从主观有意识的动机出发来探讨个体经济行为,进而拓展到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一般被称为主观主义研究。(16)实际上,自19世纪6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主观主义研究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视角。然而,这一视角取效的前提是,研究者在对个体一般心理动机作归纳抽象时,能够获取个体行为特征的可靠证据,这又取决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与已具备的实证方法。在“边际革命”时期,能够为经济学提供科学思想来源和实证方法的是当时新兴的内省式心理学。这一发端于德国的早期心理学派,将行为动机的探索建构于人的主观内省之上,要求个体对各种物理刺激引起的苦乐感进行内省估计和报告,而行为可被理解为“趋乐避苦”倾向下的产物。其对经济学的启发是,如果可将个体苦乐感觉的量化测度定义为“效用”,并把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如收入、财富、消费、劳动等)与这种主观的“效用”联系起来,那么就可构建一个以“主观效用最大化”为分析起点的经济理论体系。(17)

  

   然而,内省式的实证证据过于依赖主观体验,难以在人与人之间比较,并且当时也缺乏必要的定量测度技术,这导致依托于内省式心理学的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在科学性上缺乏保证。为了应对这一困境,兴起于美国20世纪初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逐渐步入经济学家视野。鉴于内省过程难以观测,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应以人的行为规律作为研究目的,而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视为外界刺激下的可观测反应,因此心理学的任务是考察“刺激—反应”之间的规律性,而不是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18)由于这种考察结果具有实验室可重复性,因此在经验上具备科学性。与此相契合,此时的经济学家也转而主张应将经济理论构建于可观测的个体行为之上,而不应构建在难以观测的主观感觉之上。其中,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最为突出,他认为个体的可观测选择必然恰好显示其偏好,所以从外在约束条件到实际经济决策之间的“效用最大化”过程可视为一种“刺激—反应”模式,此即所谓的“理性行为”。于是,内在心理过程无需观测,研究者只要考察经济变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即可,(19)这推动了各种计量检验方法的快速发展。此外,这种关于个体决策的“刺激—反应”分析由于带有机械主义的精准特点,非常适用于一般均衡分析体系的构建,因为市场上任何扰动所引起的新“刺激”,经由无数理性个体的有规律“反应”,将使市场瞬间调整至新的均衡。可以认为,从内省式心理学向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转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重要调整。即便是随后兴起的信息不对称分析,由于仅涉及外围辅助假定的修改,所以并未改变整个理论体系的行为主义本质。

  

   但是,从本质上看,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下的经济理论构建,实则用一组满足完备性、传递性的偏好排序代替了复杂的人脑决策“黑箱”,忽视了人类心理过程中固有的随机失误、情绪起伏或是直觉推断等因素,而这恰恰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自身需要面对的科学性难题。为此,心理学学科逐渐孕育了一次内部变革,开始步入所谓的认知心理学时代。作为广义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认知心理学旨在考察感知、信息加工、记忆等心理过程如何通过交互而形成表观行为,并试图回归内省式心理学对主观体验的考察。这得益于当时的新兴研究工具,尤其是计算机模拟技术,使得研究者可构建动态的自适应模型来探索行为者的心理过程。(20)及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多种脑成像技术的出现,认知心理学得以将心理机制的考察推进至分子、细胞、脑区和全脑多个层次,从而推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产生。与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趋势相对应,以赫伯特·西蒙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鉴于大量不能被理性范式所解释的“异象”,开始思考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重构个体决策模型,以突破行为主义理性分析范式的局限。(21)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卡尼曼、特沃斯基、塞勒等心理学家或经济学家的持续推动下,相关学者通过借助认知心理学的思想与方法,尤其是受控实验方法,针对决策问题构建了若干以真实心理过程为依据的个体描述性模型,以作为更复杂经济问题的建模基础,由此衍生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然而,这些模型所内含的对心理原因的描述,主要是基于实验被试者的实际选择而“推断”出来的,仍带有一定的假说色彩。故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与脑成像技术的成熟运用,行为经济学家又得以将其对个体决策动机的描述性假设,进一步置于更严格的科学观测手段下检验,以提升其理论的符实性与稳健性,这推动了后续的神经经济学的兴起。(22)

  

   可见,从行为主义心理学转向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调整。这些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果和新方法,通过与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相结合,为主流经济学重构其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客观上使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具备了科学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经济学又可视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新的自然科学基础上所作的前沿拓展。

  

   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外延

  

   (一)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前沿的行为经济学,由于将理论基础转置于新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因而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上与传统理性模型存在差异。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这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逐渐从传统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直观唯物主义,不再以“想象”的基于自利动机的最优化计算作为个体决策的前提假定,而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的真实发现,对个体心理特征抽象归纳出一定的描述性假定,以此重构个体决策模型,作为阐释、解决更复杂经济问题的个人主义建模基础。因此,若想深入理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涵,需首先考察其理论所依据的几个重要的关于个体心理特征的描述性假定。

  

   (1)参考点依赖:个体从决策中得到的效用,依赖于决策结果与某一参考点之间的差异,而不依赖于决策结果本身。这一描述性假定主要来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关于风险选择的著名研究结论。他们发现,当个体试图对某一选择集内的所有选项形成偏好序时,尽管每种选项的潜在结果都已知,但个体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直接按照选项结果来做偏好排序,而是倾向于将这些结果与某个参考点进行比较,然后再做偏好排序。(23)于是,当某种原因导致了参考点的位置或内涵发生变化,将可能引发个体偏好出现反转,从而影响其实际选择。

  

   (2)直觉推断:个体基于可得信息来预测随机事件的发生概率时,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基于贝叶斯法则来完成判断,而是设法简化认知难度,以图将复杂的预测任务转化为直觉推断。这也源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经典研究,(24)他们发现个体受限于认知能力,因而只是借助若干“认知技巧”或“经验法则”来处理可得信息,在此过程中要么对某些信息反应过度,要么反应不足,于是常常使其预测结果发生系统性偏差。

  

   (3)双曲型贴现:个体在面对跨期选择时,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执持一个恒常的时间贴现率,而是倾向于对“近未来”的选择赋予更高的时间贴现,对“远未来”的选择赋予较低的时间贴现。这一经验规律的发现具有久远的传统,但相关理论建模主要得益于晚近的洛文斯坦、莱布森等人的贡献。(25)他们发现,在这种心理特征之下,个体的贴现函数更适于用双曲型曲线来描述,而不是理性假定下的指数型曲线。其含义是,个体在当前认定的一项无关紧要的未来收益,随着时间临近却可能变得愈发诱人,从而导致个体的偏好出现反转。

  

   (4)社会偏好:个体在与其他人进行互动时,并非像理性假定那样仅基于自利动机行事,而是会顾及其他人的利益,因此个体实则具有自利—利他双重动机。于是,在理性假定下仅由自利动机支撑的偏好排序,在利他动机影响下就可能发生变化,这被称为社会偏好。此方面的更深入研究可参考拉宾等关于公平问题的讨论。(26)在社会偏好作用下,个体为了满足利他动机,有时甚至会以损失自身利益为前提。

  

   可见,基于这些描述性假定来构建理论模型,将导致与基于理性假定的理论模型存在截然不同的解释机制与行为预测。从本质上看,这些关于个体心理特征的描述性假定,一方面保证了理论的逻辑起点更为符实,另一方面也并不排斥理性假定,因为理性范式下的最优化计算过程仍可视为一种极端的“假想”情形,可作为更一般意义下的参照假设或零假设,以用于经济问题分析的尝试性起点。正因如此,行为经济学在形式上是对传统理性模型的拓展,而理性模型可被处理为特殊参数条件下的特例情形。具体地,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一般化的个体决策可被处理为若干认知模式的“加权平均”,理性假定只是其中一种认知模式而已。于是,当理性假定权重被赋值为1时,整个模型将“退化”为理性模型。这种一般化的建模方式,有其深刻的自然科学基础,即近三十年来认知神经科学最具启发意义的大脑模块化研究,发现人脑存在对应于不同脑区的差异化认知系统,并且不同认知系统之间存在冲突、竞争或互促。(27)这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构建一个内含多元认知模式的一般性模型,来涵盖传统主流理论的一元理性模型。

  

   在这种多元认知系统模型下,行为经济学引申出了两个核心理论内涵(或命题)。

  

   (1)个体决策具有异质性特征,即每个人所内含的多元认知模式的权重分布不同,所以不再是理性范式下的同质性的原子式个体。

  

   (2)个体决策具有情境依赖特征,即每个人的行为特征虽然异质,但在特定的任务情境下会被“激发”出相似的认知模式,所以不再是理性范式下的不受情境干扰的中性个体。

  

   上述两个核心命题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其所阐发的深刻含义是:个体决策特征虽然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异质性,但在相似情境下又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并且在重复互动中还会不断试错、相互学习和协同,从而强化决策的趋同性。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趋同效应未必会收敛于理性模式,因而可能导致市场结果系统性地偏离理性均衡,并且由于自我强化而难于回调,这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一旦出现危机或崩溃,却无法像理性模型设想的那样具有超强的自纠能力。然而,行为经济学却不仅限于对这些传统的市场无效性问题进行解释,它在理论外延上具有更多潜在的拓展方向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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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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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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