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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

更新时间:2022-10-06 11:12:18
作者: 瞿林东  

   历史的变革发展推动史学的变革发展,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史学只有在学术体系的理论建设上适应这一变革发展,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实现史学的主旨与社会功能。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武器,本文就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构建,讲一点粗浅的认识,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一、新时代与中国特色

  

   “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界定了中国史学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明确了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性质,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性质。

  

   这里说的“新时代”,不只是指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时代概念,还包含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成就、新创造的理论成果,只有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成就、新成果的指导之下,中国史学才具有新时代的时代特征。这里说的“中国特色”,不止是包含中国古代史学中优秀的史学遗产特别是理论遗产,还包含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以及它们所彰显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以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的目标和任务,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呢?首先是明确指导思想,其次是确定内容,再次是确定表现形式。

  

   关于指导思想。坚持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坚持以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成果为指导,丰富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学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历史上,先民很早就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谓人民是政权(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政权(国家)才能安稳。在近代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强调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历史和认识的发展,把人民提升到又一个历史的高度、理论的高度和社会实践的高度,这就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些论述表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推动了历史发展,历史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真正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体现出来。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研究,不止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应当研究自然的历史,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自然和人类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尤其是自然和人类的关系,不仅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也影响着自然发展的状况。中国古代历朝正史除政治、军事和历史人物等有关内容外,其书志部分还有自然史的有关方面,如天文、地理、五行、祥瑞、灾异等等。尽管因历史局限,当时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和解释自然史中的许多现象,而以“天意”、“神意”来“说明”这是“天人感应”现象,但毕竟表明重视自然史以及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的传统是存在的。唐代史学家杜佑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不同民族文明进程的差异,成为那个时代最进步的历史理论。清代顾炎武和顾祖禹分别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读史方舆纪要》,前者论水利与人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后者论地理与战争攻守利害的关系,高度密切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但是,把对自然与人的认识,提高到更自觉、更深入、更理性、更宏伟的认识高度,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才有可能达到的。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论。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研究的功能和目的之一,是“彰往而察来”,面对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向何处去?未来的世界格局将是什么样的?正在不断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前途。在这种国内国际形势下,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段讲话,从引用《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起首,讲到当今的一些理念,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有其久远的思想根源。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时代针对性与具体内涵,这就是:“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这里强调的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多边主义、双赢、多赢、共赢,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等,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义、善和多方面的思想精髓。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这一倡导,受到全世界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关注,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和一些区域如中非、中拉、中国—东盟等达成共识,共同构建双方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关系。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包含了对于全球治理的宏观思考,对人类历史前途的深切关怀,而这一理念的形成与丰富,透露出中华文明的积极基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不仅叩问自身,还应以更恢宏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阐述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所积累的积极因素,如何与当代的辉煌理论建树相贯通、融合。从历史到现实,这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基本理论应当而且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历史学来看,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是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

  

   这里再讨论对“中国特色”的理解。80年前,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印发四篇文章给同志们阅读,就是在提倡“中国特色”,他这样写道: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强调的“民族化”的要求,即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毋庸置疑,这些原则和要求,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学术界面临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任务,“中国特色”必须反映新时代的新要求、新高度。这是“中国特色”在联系中的发展,在发展中体现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于《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要把握住以下3个主要方面”:“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关于继承性、民族性。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当代中国史学应当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作为。从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来看,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是“会通”思想,上自司马迁提出的“通古今之变”,中经郑樵强调的“会通之义”、“会通之道”,再到章学诚总结的“通史家风”,历史的“通”与史学的“通”,使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通”的特色。二是评论历史不可用“将后事以酌前旨”的方法论。这亦如章学诚所言“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的思想,即“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表明,评论历史、评论史学,都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三是“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也是章学诚概括出来的特点。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这样说: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在这里,王夫之把发论的缘由,说得很具体,每一个“之”字,都有所指向,即因事而发论。四是“论”有多种表现形式,有卷(篇)之首的序论,有卷(篇)之末的后论;有专篇之论,如贾谊《过秦论》、柳宗元《封建论》、顾炎武《郡县论》等;还有“论”的专书,如虞世南《帝王略论》,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以上是关于论历史。论史学大致亦如此,其专书如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以上四个方面,不论在概念上、问题上,还是在内容论述上,都足以反映出继承性、民族性的特点。

  

关于原创性、时代性。有关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类似研究成果面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着意于课题的原创性、时代性的要求。首先,我们将当前受到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纳入学术体系予以论述,这不仅凸显课题的时代性,也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它的原创性。其次,从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提出新的问题,以彰显课题在既有的基础上增添原创的成分,如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史学批评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都具有这种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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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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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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