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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

更新时间:2022-10-06 11:12:18
作者: 瞿林东  
再次,在课题最终成果的结构上,将划分为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两个相互区别而又有内在联系的部分,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尝试。最后,在论述上要结合新时代的史学成果,使理论阐释反映出时代的气息。

  

   关于系统性、专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的系统性,首先应视其整体架构上的合理与内部组合上的合于逻辑,可谓之具备了系统性。而专业性,一则视其是否顾及专业基础,二则视其是否涉及学术前沿,是否包含学术创新的因素与拓展专业的空间。如若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努力,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它的专业性。

  

   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构建,包含两大部分,即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的创新点。

  

   在以往的一些年代,人们讲到历史学的理论时,往往是围绕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进行阐述,这固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历史学的理论指导是必须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但是,必须明确,唯物史观不仅仅是指导历史学的理论武器,而且是指导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武器,同时它也是指导人们全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活动的理论武器。可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说明历史学的理论,一方面是狭隘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是忽略了历史学学科自身的理论,正像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在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外,也都会有本学科自身的理论,如文艺理论、社会学理论、法学理论、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等等。

  

   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视为“史学理论”(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史学概论”教材的做法那样),更是概念上的混淆。这种内容上的讹误和概念上的混淆,不仅在基本理论上产生误解,而且也影响到学科理论的建设。根据白寿彝先生的回忆,此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工作中就已经存在,他在1982年为他本人主编的《史学概论》所撰的“题记”中写道:

  

   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谨以《史学概论》,作为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纪念。在五十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史学概论》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去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交它发表,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我想在《史学概论》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从这段文字的回忆和对比中,可见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20多年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的认识,经历了从困扰到明确的思考过程。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凡10章,包含叙论、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当前的主要任务等。从此书“题记”的说明到此书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

  

   1983年,尹达先生在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学说时,第一次提出历史理论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他指出:

  

   今天,在我们祖国历史文献和出土材料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写出高水平的中国《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

   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尹达先生作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中国史学史研究著名学者,异常鲜明地提出了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两个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撰述内容,推动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各自研究对象的进一步讨论。

  

   白寿彝、尹达两位史学前辈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析和对撰述内容的处置与设想,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上、理论上有了新的发展才能做到的。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史学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一大进步,是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之一,具有学理上的重要意义。

  

   1986年,陈启能研究员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文,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学术内涵作出比较具体的讨论,文章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譬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均属这一类。有些问题虽然涉及的范围小一些,只同某个专业或专门领域有关,如农民战争史中的皇权主义、让步政策,封建社会中的清官、贪官,乃至近来比较热门的文化史、现代化比较等等,所探讨的也无一不是客观历史发展中的问题。后者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我们把这两者加以区分,并不因此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也丝毫没有想说明孰轻孰重的意思。但作这样的区分却是十分必要的。单单这样的区分本身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因此,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从而促进历史科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学科的发展,大力提倡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实属必要。”陈文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内涵作了具体的说明,使人便于区分和理解;另一方面是提出由于概念的模糊不清而导致学术讨论的难以深入。

  

   应《史学理论》杂志创刊号之约,我写了一篇题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文章,以呼应陈文。文章表示赞同陈文的观点,同时指出陈文着眼于外国史学作理论的说明,而本文则着眼于中国史学而作历史的说明,希望起到互补的作用。本文的要点是:“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和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同时,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唯其如此,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似不应脱离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只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同样,似也不应只停留在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不涉足于史学的研究,对自己的工作做自觉的反省,而应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必是也不可能是“平分秋色”,可以各有侧重。如果有较多的史学工作者能够这样来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尤其是在理论建设上一定会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在上述讨论的学术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有一部著作和一部译作的出版,给上述讨论提供了实际文本。其一,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即《导论》卷。全书包含九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白寿彝在本书“题记”中说:“第一卷,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他又说:“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文中说到的早先提纲的12个方面是:历史年代,地理环境,民族,社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家庭,城乡、市镇、会社,国家、法和军队,社会意识形态,人民群众和个人,中国和世界,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历史时代的划分。在上述说明中,白寿彝先生反复强调:“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联想到他在《史学概论》“题记”中说的“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任务。”显然,《中国通史》的《导论》卷,论述的是与中国历史相关联的理论问题,而《史学概论》所论述的是与史学遗产、史学发展、史学的当前任务相关联的问题。历史和史学,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在这里区分得十分清楚。

  

   其二,是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何先生在本书“编者序言”中写道: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含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

  

  

   何兆武先生学贯中西,他主编的这部译著的出版,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与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起到了沟通中外史学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分并研究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学术现象,越来越凸显出来,有的省市社科规划课题指南中还设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在理论探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一个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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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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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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