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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西式民主的帝国主义基础:对恩格斯列宁命题的验证和发展

更新时间:2022-10-04 20:24:27
作者: 姚中秋  
这笔源源不断输入的横财,对城邦民主制的运转发挥了关键作用,芬利断定:“从帝国获得的年度岁入比从国内资源获得的公共岁入还要多一些。”这笔横财主要分配给收入较低的公民,“较贫困阶级显然直接在物质上受益”,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收买”。政治收买降低了公民群体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在充分的民主体制盛行的长时期内,雅典有大量公共资金为海军和陪审员、公职人员和议事会成员发放薪金,并在臣服地有大面积的定居计划。对很多人来说,这也许只是辅助性的收入,而非充分的收入,但这种辅助性的效果却使雅典摆脱了周期性的希腊顽症——内部冲突。”所有民主理论都强调政治妥协的重要性,而在雅典,这是以分享横财的期待为前提的。雅典以其帝国所获的横财收买到下层公民对城邦的政治认同,并使之积极从军,保持民主制、战争能力、横财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芬利还有一个重要发现:雅典经常强迫其所控制的依附性城邦建立民主制。然而,这些城邦没有可供其支配的帝国资源,也就无力为公职人员发放薪金,结果是,其“(公民)实际参与的程度远比雅典低得多”。他总结道:“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充分民主制若没有雅典帝国就不可能实行。”这从反面支持了我们的命题:没有横财的持续输入,民主制即便勉强建立起来,也无法正常运转——西式民主制在今日第三世界难以正常运转,逻辑与此相似。

   大多数雅典研究者都注意到帝国红利对其民主的重要意义。哈蒙德在评论伯利克里的内外政策设计时说:“假若民主政治要进一步发展下去,它必须资助城邦的下层阶级,为此目的而发放的金钱又只能靠雅典的盟主资格向其盟邦索取。”另有学者阐明民主依赖帝国的另一维度:“贡物的流入(它减少了海军的花费),个人致富的可能,缓解了雅典有钱人的怨恨情绪;若非如此,他们也许早就谋求建立寡头制了……许多希腊城邦都受到内乱的困扰,雅典不同寻常地避免了这一点,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各阶级从帝国事业中得到的物质收益。”

   接下来的问题是,帝国红利在城邦内部如何分配?公民—战士集团为此建立了排斥性公民权制度。赫尔德指出:“古典城邦(polis)以统一性、一致性、参与性和非常严格的公民资格为标志。国家深入到公民生活之中,而公民人数仅占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至关重要的是,正是在其民主巅峰期即伯利克里时期,雅典通过了公民资格法,严格规范公民资格:公民就是战士,从外部获取横财,在内部进行分配;非公民包括本邦血统的妇女、青少年,从事商业、教育等活动的外邦人,另有大量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奴隶,他们构成雅典常住人口的多数却不是公民,不能参与民主过程。因此,民主只是雅典政治的局部而非全部;公民集团是国中之国,内部实行民主,转身支配庞大的非公民群体,合法占有其剩余——这是内部横财。公民集团通过占有、分配内外横财,缓解内部紧张,构建政治认同。

   自威尔逊带领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时始,美国即以推销民主为己任。但略加考察即可发现,美式民主同样奠基于对他者的掠夺,只不过更为隐秘;而其内部的公民权剥夺,则异乎寻常地突出。

   民主在美国确有深厚社会根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社区民主自治有过经典描述,并指出自治依托于清教。然而,正是清教“选民”观念让殖民者拒绝与印第安人融合,形成严格的种族隔离观念和制度,这构成美国民主区隔内、外的精神与社会根基。北美殖民者以古代帝国征服的方式建成了其社会:一方面驱逐、消灭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开发黑人奴隶制庄园经济。可见,美国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两面性:“许多定居者相信,要保留和促进自身的民主制度,则需要对印第安人进行大规模驱逐,并对依附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隶——采用强制性做法,以确保他们自己获取财富,不必去从事那些卑微却至关重要的工作。”北美殖民者在独立建国之前就已形成帝国统治的价值和结构——帝国先于国家,美国政治模式确为现代世界的显著“例外”。

   独立建国以后,共和政治的运转有赖于多层面的选举,因而美国在现代西方最早建立了大众选举制,而这则是“内部帝国主义”的加速器:“独立后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动用新生联邦政府的资源及正在扩大的选民群体投票,实现其中一派的计划并将另一派边缘化。”于是,“州民兵在南方维护奴隶制的法律,在边疆地区则和小支联邦军队一起支持移民”。特纳认为,美国人的自治、民主精神是在征服“边疆”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后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美国工人阶级,也没有像其德国同侪那样走向社会主义运动,而是很快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桑巴特分析其中原因说,内部帝国主义吸纳了“产业后备军”,消解了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这与西欧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参与民主化进程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区别仅在于:西欧国家跨洋征服亚非拉国家、民族,进行现代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美国征服印第安人,夺取其土地,其行为接近于古典帝国。

   美国以帝国方式推进其现代国家构建,其民主的内、外两面性也就非常突出:一方面是高水平的大众参与,西进的白人农民也有投票权;另一方面是高水平的内部排斥,对印第安人、黑人等族裔进行大规模、制度化的“选举权剥夺”(disenfranchisement)。贝特曼这样解释其中的逻辑:“其共同目标是重构一种集团和社区的组合,它们将是政权的公共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其支持对于政权的维持至关重要。这样的筹划由期望获得权力并长期保有的政治联盟所追求,这就决定了,最好是通过改变‘人民’的构成和身份来实现这一筹划,他们的投票将有助于决定——尽管是间接的——谁治理、为了谁的利益。因此,民主化从不简单地是先在的政治共同体成员借以获得选举权的过程。它是一种重新界定‘人民’边界和属性的政治筹划。对达成这一点而言,吸纳和排斥不仅是兼容的,而且是潜在的相互强化的手段。”

   19、20世纪之交,美国完成工业化,立刻走上西欧各国的旧辙,对外展开现代帝国主义事业,建立了从加勒比海到太平洋的“岛屿帝国”。二战后,美国的帝国主义策略发生了一定变化,探索出“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模式。冷战时期,凭借工业—军事能力,美国控制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大规模输出商品,获得世界规模的利润,而就在这个时期,黑人逐渐获得比较完整的公民权。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近乎支配整个世界,美式民主则达到其巅峰状态;奥巴马当选总统,似乎也标志着内部排斥的消解,美国也在全世界积极推广其民主制度。

   可见,自殖民时期以来,美国一直在扩张其疆域,或者是有形地扩张领土,或者是无形地扩张其技术、金融、意识形态的垄断权。扩张带来的丰裕资源消解了内部紧张,使公民集团协调利益、维持民主共识。但当下,同样的逻辑已让美国民主衰败:美国资本主义已无可扩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有力地挤压美国的世界垄断地位,横财输入萎缩,利益协调和民主共识破裂,政治趋于极化,国会山骚乱事件标志着美式民主正走向崩溃。

   三、民主的类型学:西方式排斥性—分利型民主与中国式包容性—发展型民主

   以上我们简单描述了古今三个原生型西式民主政治体的兴衰,从中可见西式民主与古代帝国或现代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相当显著的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对此关系进行理论解释,并以中国式民主为参照,加深对其认识。

   人们共同组成国家、服从权力及其所维护的秩序,目的在于保障和增进个人利益。利益的生成无非两种机制:内生机制或外生机制。前者主要依赖政府维护秩序,提供公共品,降低合作与交易成本,国民普遍投入生产性活动,改进各自处境,并形成共有利益。后者主要依靠征服,或者一次性抢掠他者的财富或人口,或者对外拓殖,释放人口压力,构建海外剥削对象,或者建立稳定的支配关系,长期获取贡赋或超经济利润。这两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两种类型的经济社会形态:农业社会普遍采取增进利益的内生机制,中国就是典型,可谓之生产型国家;游牧民族和西方历史上的国家经常采取外生模式,可谓之军事—贸易型国家。

   传统中国以家户农业为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生产剩余,因而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尽可能保障国民相互平等,使最大多数人口从事生产。身份平等和定居生活形态有利于人口增长,整个社会只有较低水平的剩余,只能支持低成本治理机制,即集权的君主统摄精简的科层化官僚,与社会力量合作,进行“集权的简约治理”。

   草原或海上劫掠团体和古代雅典则在战争逻辑的推动下走向了民主制。战争有严格的资格限制,身体强壮且有一定作战技巧的成年男子凝聚为一个紧凑的战士—公民集团。战争的残酷性要求其相互信任,建立基于认同的权威;长期集体劫掠则要求其公平地分配战利品。凡此种种推动其内部实行民主制,其所组建的政府(不论其发育到何种程度)也以分配横财为基本功能。因此,草原民族比如匈奴,在其勃兴之初通常实行军事贵族民主制。大西洋海盗团体内部同样经常采用民主制,以选举、制衡等制度维护其内部秩序,与现代美国的民主制非常相似。大西洋水手、海盗等群体也把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带入美国革命中。

   与此类似,西欧民主制的发展始终与对外征服有关:早期现代西欧各国征服美洲,释放了过剩人口,化解了内部社会矛盾。远距离贸易和大西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培育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者和商业化的土地贵族群体。这个群体迫使王权让步,与之分享权力,逐渐制度化为议会制。这是西欧民主化的第一步。大西洋分工体系、广阔的殖民地市场等因素为工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完成工业化的西欧各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中心—边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外部横财的大量输入使其有条件开放选举权,从政治上吸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是西欧民主化的第二步。如沃勒斯坦所说,到1875年,英国、法国已经稳固地建立“自由帝国主义”,其根本特征之一是驯服了危险的阶级,其办法是“通过将他们纳入公民范畴和让他们分享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帝国红利”。

   二战以后,欧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依托其技术垄断权以及金融、贸易控制权等进行更为隐秘的剥削,依附理论、不平等交换理论、价值链理论对此有所分析,在政治上把民主作为一种“帝国的意识形态”在全球推销,形成“民主帝国主义”,类似19世纪西欧的“自由帝国主义”。这样,欧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西式民主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双向循环通路:以新型帝国主义手段推动他国的民主化,便于资本主义机制深入其中,获取横财,输入本国,进行再分配,巩固自身的民主——这是以集团分利为中心的民主。

   以分利为中心的民主,必然严格限定分利者的资格,从而通常呈现为排斥性民主。在雅典城邦,公民集团建制化地排斥非公民。现代欧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差不多都伴随着基于各种标准的内部“清洗”,如种族清洗、宗教清洗等。对于公民权,各国也曾施加过严格限制,比如宗教限制、财产权限制。这种限制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趋于放松,但今天仍然存在。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民主化时代,人口自由迁徙让公民权的排斥更为触目惊心:数以千万计的移民涌入美国,大量东欧移民涌入西欧,既有高技术移民也有底层劳工,从事各种生产、服务活动,却只是“外邦人”,没有公民权。美国还有大量人口被法律程序剥夺公民权,全美8%非洲裔成年人由于有刑事犯罪记录而被剥夺选举权,在南方达到12%,在有些州甚至超过20%。这两类非公民数量庞大,被排斥在民主政治之外,作为个体和集体遭受公民集团的多重剥削,以至于蒂利明确宣称“美国的政体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反复经历着‘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的过程’”;他也不承认古代雅典是民主的。

总之,古代雅典以及现代英国、美国等政治体的分利型民主均形成于其国家建立对外支配权之时,以财富的外生机制为经济基础,构建制度化的内部排斥体系,定型于三层复合政治结构:内核是公民集团,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同质性、凝聚力的国中之国;它统治疆域性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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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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