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卓新平: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中国宗教学

——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宗教研究重要批示50周年

更新时间:2022-10-04 20:11:45
作者: 卓新平 (进入专栏)  

   毛泽东主席所倡导的世界宗教研究在近50年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中国宗教学的这一主流发展及大好局面是不容否定的。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研究宗教必须要了解世界宗教的知识,包括对各种宗教理论、现状和历史的研究,并应该深入到这些宗教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方面来展开系统、全面、深入的探究。在此,有必要在其学科上及理论上做如下分析和澄清:

   第一,宗教学是一门科学研究的学科而不是“基督教神学”。

   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宗教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其特点是对宗教展开客观、科学、悬置宗教信仰的系统研究。但宗教学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学科背景,以及运用了比较研究、田野调研等方法。虽然宗教学发轫于“西方宗教学”,但这一学科独立发展的特点就是脱离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范围及信仰前提而倡导中立的比较宗教研究和宗教史研究。这种分离以西方宗教学创始人之一、英籍德人比较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与德国基督教教会史家哈纳克关于“一种宗教”(指基督教)或多种宗教研究的著名争论为标志。西方宗教学从此发展为与基督教神学分道扬镳的新兴学科,并且取得了广远的学科发展和国际影响。中国的宗教研究当然也应对西方宗教学展开探究。那种认为“所谓‘西方宗教学’,实质上是诞生于麦克思·缪勒的一种基督教神学”的断言,只能反映其对宗教学基本常识的缺失。

   第二,对宗教经典的搜集、整理和翻译是宗教资料研究的必要举措。

   研究宗教,必须了解其历史和教义,从而也理应搜集、整理和翻译相关宗教经典。资料积累是宗教研究的基本功。任继愈先生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时就为其设定了两项基本任务,即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况且,宗教经典中有不少都属于人类文化宝贵遗产,其本身就值得整理、译介和研究。我们不应该只允许自己进行佛教大藏经的整理编辑,而将其他宗教经典的译介整理视为“宣教”或“渗透”。这里有着平等对待所有宗教和与所有宗教研究者享有公平权利的问题。

   第三,把宗教视为文化的有机构成反映了我国在认识宗教上的进步。

   了解中国当代宗教学发展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宗教理解经历了对宗教是否为“鸦片”的争论和对“宗教是文化”的认知。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宗教,是我国在“文革”后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宗教领域拨乱反正上的重要发展。其实,毛泽东主席很早就已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宗教。1947年,当毛主席转战陕北途中想参观当地一处白云观时,身边工作人员将之视为封建迷信场所,毛主席为此而纠正说:那是文化,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后来,毛主席进而指出,“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2]此外,毛主席还谈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就包括宗教文化。比较之下,那种“突出宗教是文化,掩盖了宗教的鬼神论特性”之说,其境界之低、思想之狭隘则明显可见。当然,对“宗教是文化”不能作宗教与文化完全等同之解,也不是以此来对宗教进行定义,而是让人们注意到宗教与人类文化的密切关联及在文化发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宗教学术对外交流是中国当代文化开放、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特点就包括相互交流、切磋、对话。宗教学同样也不例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更有必要。中国宗教学作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很小,因此应该开展多层面、跨学科的交流,包括走出去、请进来。对这种学术交流不能歧视,更不可封杀。中国无神论学会也曾与美国相关基督教机构合作在美国组织召开过会议,因此不能霸气地认为自己的境外合作是学术交流,而其他单位或学者的国际合作则为“被渗透”、“被传教”。

   第五,当代中国“神学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不能对“神学”作狭隘之解。

   毛主席所言“批判神学”是从研究、学理层面而论的,与写好哲学史、文学史和世界史直接关联。“批判”的原意指评断、批评,具有学术商榷的蕴涵,由于“文革”中以搞“大批判”形式来进行人身攻击,由此把“批判”的原意歪曲了,中国人在“文革”之后故而慎用,或干脆不用“批判”之词,这在学术界尤其如此。所以,毛泽东主席在此所指“批判神学”实际上与其同时所言“研究宗教”是同一意思。

   “神学”就狭义而言专指“基督教神学”,中国基督教神学建设旨在基督教与中国当代社会的积极适应,这一运动得到了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和指导,在基督教会之外的中国学术界也有积极的参与,如我们对丁光训主教倡导“爱的神学”就有过道义上和理论上的积极支持,而我们党和政府同样鼓励学术界参加和帮助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因此,不能仅从负面否定神学。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更多地从积极方面来看待宗教,肯定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积极作用”,并指出“这是一个最新的根本的飞跃。”[3]而且,胡锦涛同志还明确地要求我们“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4]神学就是对其宗教教义的系统阐述,由此而论其中亦有积极内容,故而不可全盘否定,其对社会有利,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可以相应地积极弘扬。

   “神学”就广义而论则是对“神”这一问题的探究。“神学”这一表述不是基督教的发明,而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原创。只是在“神学”这一术语流行了一千多年之后,才在中世纪被基督教所接受,并将之视为其“专利”。对“神”的学术研究既有基督教的,也有教外学术界的;既有“有神论”的,亦有“无神论”的;因此,从学术角度来客观研究“神”之问题的“学术神学”完全能够成立。那种认为“学术神学”就必然是“学术宣教”的说法要么是对这一研究根本不懂,要么就是对“神学”术语历史的无知。其实,若能对有关“学术神学”的论文仔细研读,也可避免这种望文生义、信口开河的学术幼稚。

   第六,宗教学应该推动宗教在华的“中国化”,使之积极适应中国社会。

   任何宗教都应适应其所处社会,中国的宗教更应如此。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强调并鼓励各宗教的“中国化”,积极探索其中国化的道路和方法,并注意和研究这种中国化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语言各个层面的意义及举措。在各大宗教中,我们尤其积极倡导并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使之在国际国内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正能量、正功能。基督教在全世界有近22亿信众,占全球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基本事实。为了国家顺利发展具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了粉碎极少数敌对势力“分裂”、“西化”中国的阴谋,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特别是争取、团结世界绝大部分基督徒,这是我们战略决策应有的思考,而不应该在宗教界过多树敌或将之推到我们的对立面。

   第七,宗教学要为我们党和政府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做贡献。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将信教群众作为可以主动发挥作用的一方,更多地从积极方面来看待宗教”,促“使信教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习近平同志最近也专门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自然也就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5]把广大宗教界人士推向我们对立面,这仍然是沿袭了过去的极“左”做法,不利于吸引、争取所有信教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共同去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梦的理想。为此,宗教学领域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的这一战略举措,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通过学术、学理来积极引导宗教走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参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这其中就包括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通过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培训、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和青年骨干,系统全面地开展与宗教界及其理论学说的积极对话,坚决批驳各种邪教的歪理邪说,强烈反对以民族宗教之名掩护的分裂祖国、政治渗透等阴谋活动。对于这些研究发展,不应该简单扣上“宗教进入高校和科研系统”或“宗教干涉教育”的不实之帽来横加指责。党和政府既不应该以行政手段来打压宗教,也不应该以行政手段来发展宗教,但面对已经发展起来、在群众中已经占有一定比例的宗教信众,我们对之是“统”还是“分”、是“和”还是“斗”、是“疏”还是“堵”、是“拉”还是“推”,这将考验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执政睿智。

   第八,无神论研究是中国宗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推动和加强。

   中国宗教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涵括科学无神论的学术研究。“有神”、“无神”之争是关涉宗教领域的自然现象,学术研究无禁区,宗教学的相关探究应该贯彻“双百”方针,尊重研究者的权利。我们的无神论必须在18世纪法国“战斗无神论”的基础上有质的突破和科学发展,至少也要超过古人的无神论水平,对宗教学研究的找茬挑刺、上纲上线不是无神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只能变成学术界无序、无权“执法”的“城管临时工”。

   科学无神论作为“濒危学科”的突破和加强,一要集中力量对以往无神论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形成系统研究资源;二要全面开展中外无神论历史的研究,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三要提高“无神”之论的理论深度和学术蕴涵,积极适应当今世界相关讨论的话语、处境,能够真正做到有话语权,有中国特色无神论理论;四要服从党和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局,更多注意无神论研究的理论及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此,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精诚合作。

   毛泽东主席开创的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的世界宗教研究事业方兴未艾,50年的成就和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我们珍视。今后中国宗教学的发展,我们任重道远,唯有继续前进,方能完成党和人民的嘱托。

  

   注释:

   [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83页。

   [3]胡锦涛:《不断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06年7月13日。

   [4]《胡锦涛接受第十一世班禅的拜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2月4日。

   [5]引自《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95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