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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斌:大国博弈、国际秩序与米尔斯海默的历史逻辑

更新时间:2022-10-02 23:20:49
作者: 刘德斌  

  

   2022年2月爆发俄乌冲突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与俄乌冲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富有远见的预言家,他们早就宣称冲突即将发生,并对美西方国家提出警告,但悲剧还是上演了。这两位预言家,一位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位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闻名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与基辛格不同,米尔斯海默一直坚持以学人的身份介入政治,著书立说、针砭时弊,坚守芝加哥大学,远离美国政治的权力场,而不是像基辛格那样“理论联系实际”,深度介入美国政治,并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米尔斯海默在冷战结束、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沉浸在冷战“胜利”的欢乐氛围中时,就预感到美国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不可持续,大国政治仍将卷土重来。他在21世纪初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十多年后又推出了《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简称《大幻想》),敦促美国回归理性和现实主义,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在中国人心目中,米尔斯海默是“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甚至是始作俑者,形象恶劣;但是在美国,他又是美国对外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家,一直与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唱对台戏,规劝当权者要“克制”。在美国学界,他几乎“形单影只”,但几十年特立独行、初心不改,以一己之力在美国学界撑起一片天,经常能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和灾难“果不幸而言中”。俄乌冲突发生之后,他的声音和文字更加频繁地见诸学界平台和社交媒体,影响更大了,成为人们研判国际形势不可回避的特殊人物。他的理论和观点简单明了,展示了一种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评判。

   一、大国博弈的“政治悲剧”

   大国的兴衰不仅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日益深耕的重要领域。1987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以其《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震动”国际学术界,从此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今天仍在延续。尽管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为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高奏凯歌,认为人类社会从此将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一统天下;尽管约瑟夫·奈早在1990年就出版了《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以“软实力”理论对冲 “美国衰落论”,但依然没有能够阻止“美国衰落论“传播。随着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有关大国兴衰的讨论愈加热烈,不断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投资银行家参加进来,著书立说,纵论大国兴衰之道。但米尔斯海默却与他者并不一样:如果说保罗·肯尼迪等探索的是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米尔斯海默要阐明的则是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其代表作就是2001年出版、2014年再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从2001年到2014年,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没有出现,查尔斯·克劳塞默判定的“单极时刻”也正在消失,而米尔斯海默警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似乎正在重演。在其2014年为《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修订版撰写的前言中,米尔斯海默的得意之情便跃然纸上:“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我便开始写作本书,一写便写了十年。十年间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的未来都十分乐观,因为既然冷战确实已经结束,未来便似乎不会再有大国战争,均势一类概念也完全可以进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期待今后世界各国间将会出现更多的合作。而我等现实主义者失去了栖息地,必将为时代淘汰,步恐龙的后尘。但我不服,便写书来打破天下太平的迷梦。以笔者所见,世界仍然危机四伏,现实主义也仍然是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的核心观点是: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驱使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而追求权力的最大化;除非成为霸主,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都在奉行“修正主义”;但任何国家都难以取得全球霸权,大国之间因此处于永无休止的竞争状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是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并不受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影响,同样适用于中美关系。

   关于中美关系,2001年米尔斯海默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一版的时候,最后一章的标题是“21世纪的大国政治”。其中虽然也对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发表了议论,但重点讨论的是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的大国行为,美国作为“平衡手”角色的未来,特别是欧洲和东北亚的结构和冲突等。但在2014年的修订版里,最后一章的题目改成了“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在简要阐释了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之后,米尔斯海默回顾了美国的霸权之路,认为中国将“踏着山姆大叔的足迹”,从东亚开始构建地区霸权;但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有利的地理环境,周边国家会迅速联合,制衡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或者说中国与美国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比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大。

   为了阐明“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首先追溯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自由主义的传统可以上溯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核心要义是认为可以运用理智把世界变成更美好的居所,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抱有信心,因此常常被贴上“乌托邦”或“理想主义”标签。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对国际政治的乐观主义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信念基础之上: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内部的差异对其行为有深刻影响,因此国家可分为“好”国家与“坏”国家;通向世界和平的钥匙是就是让“好”国家遍布全球。他还指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和“国际制度和平论”是自由主义衍生出来的三个主要理论。而与自由主义不同,现实主义则悲观地看待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也把国家看成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更重视大国,因为大国主宰和塑造着国际政治,并引发致命的战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行为主要受其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外交政策,因而没有“好”或“坏”之分,都按相同的逻辑行事,“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竞争具有零和属性并使战争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国手段。

   米尔斯海默认为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既有传承,更有超越。他在书中多次引用爱德华·卡尔和乔治·凯南的观点,但对他们的现实主义却有些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有思想而无理论”,同时对汉斯·摩根索和肯尼斯·沃尔茨两位现实主义的阐释者比较钦佩,认为他们真正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主导了过去50年的国际政治著述。他回顾说,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早期,摩根索“人性现实主义”或“经典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命题是: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有权力欲望,国家“对权力贪得无厌”,不存在任何维持现状的国家,国家内在的权力意志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促使国家之间对霸权展开争夺。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是“结构现实主义”。与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不同,沃尔兹假定国家的目标是生存和安全,正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国家的权力意志,迫使国家为了生存与安全而争权夺利。但沃尔茨认为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这与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不一样,存在着一种“现状偏好”。米尔斯海默认为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而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但是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而言,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均势,守住而不是增加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取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一国的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与人性现实主义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把国家刻画成无情的权力追逐者。但进攻性现实主义相信国际体系迫使国家最大化地扩充其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它们想要这样做或者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它们要想获得最大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

   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的发展不抱任何乐观的期盼,但对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却信心满满。他虽然承认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局限性,包括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但他强调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个饱满的理论,能清晰地解释世界的运作。“进攻性现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仍是能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不仅如此,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家不一样的是,米尔斯海默坚信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没有跨越不了的鸿沟,对政策的制定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随着近年来大国关系的转变,特别是他所警告的俄乌冲突的爆发,米尔斯海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更为激烈,公然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对立面,指责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战争有升级的危险,北约正在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我们正生活在危险的时代”。米尔斯海默的言论等于在为普京总统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辩护,但实际上是在敦促美国政府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这方面,他与基辛格博士的观点相一致,但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更尖锐,也更不讲情面。

   二、“自由主义霸权”行不通

   2001年,米尔斯海默以其《大国政治的悲剧》“揭露了大国政治的本质”, 2018年又以《大幻想》论证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不可持续。他声称这本书也花去了他十年时间。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让美西方感到“气馁”的书?米尔斯海默说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想解释冷战后的美国政策为什么如此容易失败,有的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其次,他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学术计划,阐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如何互动,从而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幻想》也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延续。2008年之后,冷战后的那种乐观主义已经褪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命运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继2008年发表《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之后,2018年著名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罗伯特·卡根又发表了《丛林重生:美国和我们危险的世界》,认为1945年之后大国无战事的世界是历史的偶然,历史正在回归,回归到20世纪之交和1930年代的世界。米尔斯海默《大幻想》与“历史回归”的命题不谋而合,为有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命运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但他的论证确实为解读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提供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对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阐释的基本观点是:冷战后的美国一家独大,有能力推行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即“自由主义霸权”。这种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把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是按照美国的自我意象改造这个世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获得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广泛支持,并被认为可以缓解核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减少人权侵犯,让世界处于更为和平的状态。但自由主义霸权从一开始就注定走向失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它让美国背离了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而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美国应该明智地放弃自由主义霸权,奉行更为克制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

与基于大国关系历史演进构建起来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阐释有所不同,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则更多地进行了政治哲学层面的探讨,着力挖掘美国霸权的思想根源,剖析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缺陷,从根本上否定冷战后为美国政府所奉行的自由主义霸权外交。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为只要体系中存在两个或更多的大国,大国之间就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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