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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基督宗教与欧洲浪漫主义

更新时间:2022-10-02 21:36:03
作者: 卓新平 (进入专栏)  

  

   在基督宗教思想史上更具影响的,则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其主要代表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和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这三位诗人因曾长期居住在英国北部湖泊很多的幽僻地区,故被称为“湖畔诗人”(the Lake Poets,亦译“湖畔派”)。他们都曾从基督宗教非理性主义思潮中获得过创作灵感,而且柯勒律治本人亦为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他们的亮相标志着始于18世纪的基督教非理性主义在英国文坛上的崛起。

   英国“湖畔诗人”在政治理论、宗教情趣及文艺美学观点上倾向于18世纪的基督教非理性主义思潮和神秘主义表述。他们对社会现实不满,称其为“黑暗的梦境”,对之采取了“回避”、“超越”的态度。其“回避”使之归人自然:他们徜徉在僻壤幽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景;其“超越”则使之向往天国:他们追寻着基督信仰,沉湎于神灵庇佑之梦。而其所居“湖区”遗留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农村社会关系,又使他们萌生出思古幽情,将资本主义以前的中世纪生活加以美化和理想化。

   华兹华斯乃英国“湖畔诗人”的魁首,1843年曾得到宫廷桂冠诗人的称号。在为《抒情歌谣集》所写的序中,他曾指出,诗人乃是“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而“诗的目的是在真理……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诗凭借热情而使这种真理深入人心。他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爽快而在其所思所述中对社会邪恶直言不讳,其长诗《犯罪与愁苦》就曾谴责“这世界是坏的,它的法律是残酷的”。但他的批评不是让人奋起改变现实,而是劝其安于现实,用基督宗教的坚忍精神作为生活的慰藉。因此,华兹华斯的作品在渲染这种劝慰主题时就立意深化人生的罪恶感和悲剧感,勾勒出忍辱负重、踯躅而行的人物特征。在其诗景描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如血的残阳”、“死寂的月光”、“没有人迹的荒地”、“寥寥无几的牧草”等这类笔触,给人一种阴森暗淡的色调和沉重失落的感受。这种感受使诗人陷入孤寂,只能“在孤独中沉思,思考人类,思考自然,思考人间生活”。但他相信人类的命运终究会得到改变,在其长诗《序曲》(亦译《诗人心灵的发展》)中也曾激动地写道:“我相信这样的穷途落魄在不久的将来会从此绝迹;我相信我们行见慈母大地将随心所欲来补报这谦顺穷困、刻苦耐劳的孩子。”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是通过革命运动或人民起义所能达到的,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那神秘莫测、不现形迹的“天意”。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即对那冥冥之中的主宰者之信靠,正如其在《隐士》所附之“纲略”中所言:“我将吟诵真理,吟诵宏大气象、美、爱、希望,以及忧郁的恐惧如何服从于信仰;吟诵悲难中惠临的慰藉;吟诵德行品性和精神的力量;吟诵在最广大普通人中传布的欢乐;吟诵个人的心灵如何守住他自己神圣不侵的幽居,在那里只臣服于良知;也吟诵那个支配一切的天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法理。”(丁宪为汉译)这种宗教意识在其《教会十四行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颠倒的常规》诗文中,他有着这样的表述:“来自春天森林的一点刺激,比所有的圣人能教的更多,它能教你认识人类,教你认识是非善恶。”这甚至可以给人带来与中国古代传统“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朴素浪漫主义殊途同归之感。利文斯顿为此曾说:“很多浪漫主义者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发现了一种质朴的智慧,它触及了实在的核心本身,只有它能赋

   予人类精神以超越认识的悟性与安宁”,而华兹华斯则“把这种感觉表达得朴实无华而又直截了当”。①

   柯勒律治乃乡村牧师之子,自幼受到基督宗教的熏陶。他既是诗人兼散文作家,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和英国语言大师,而且还是基督宗教非理性主义神学在英国文学界的主要代表。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合写的诗集《抒情歌谣集》出版。这部诗集曾蜚声英国诗坛。它收集了许多具有基督教意境和神秘思想的作品,因而被看做是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公开宣言和体现宗教主旨的诗歌撷英。他们认为,诗的使命在于维持人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证实人间世界是超自然来世的“不完全反映”。为了加强这种对比的鲜明程度,柯勒律治进而宣称现实乃“黑暗的梦境”,而诗人则可以借助想象力所创造的幻想世界来对照这一“黑暗的梦境”。但这种“想象力”并非凭空而来,其根源乃在于“理想的意志”,而柯勒律治就把这种意志等同于“神”的观念。为此,他推崇“诗歌神授”的观点,声称诗人是圣者,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能凭借来自上苍的灵感去“瞻视往古,远看未来”。在《抒情歌谣集》中,他们二人各有分工,柯勒律治负责“描写超自然的人与事”,而华兹华斯则力求在叙说“平凡生活的变故和际遇”,以及在展示“美丽而永恒的大自然生活”中“把新颖的魅力赋予日常的事物”。为与世俗传统相区别,他们强调诗作的想象力来自《圣经》所体现的希伯莱文明和基督宗教传统:“热切而沉思的想象力之伟大的储藏室,要数《圣经》与弥尔顿作品中那些预言性与抒情的部分。”他们选择这些作家为楷模而没有选择那些古希腊、罗马的作家,是“因后者的异教信仰,把自然予以人化神化了,至于诗人的心智,不能不受束缚于固定的形式:而希伯莱人由于拒绝偶像崇拜,免去了这种桎梏。我们的伟大的史诗家弥尔顿,也同样憎恶偶像崇拜……无论他的表面是如何深厚地被古典文学所熏陶,他的内心是希伯莱式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朝向雄伟”。这种与之关联的“雄伟感”和“朦胧感”,被作为其诗歌创作的中心指导。在其《文学生涯》(亦译《文学传记》)中,柯勒律治还从“第一位的想象力”方面谈到了人类创造行为中神圣行为的参与,指出这一想象是一切人类知觉的活力与原动力,是无限的“我存在”(指上帝)中的永恒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指人类)中的重演。“如果心灵不是被动的,如果它确是按上帝的形象造成,而且在最庄严的意义上说,就是按造物主的形

   象形成,那么,就有理由怀疑,根据心灵被动性而构筑的任何体系,作为一个体系必然是虚假的。”②因此,想象力有着“神圣”之在,而艺术创造则正是通过这种具有神圣意义的想象能力来达到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相融合的精神统一,实现“深沉的感情与深邃的思想的统一”。为了表现上帝与世人、超自然与自然、宗教与人生的神秘关系和关联,柯勒律治在《老船夫咏》中刻画了犯罪的船夫从其罪与罚的经历中所窥见的生存“奥秘”,以及所接触到的神秘莫测的“超自然”主宰;在长诗《克丽斯塔伯尔》中展现了他描绘中世纪理想图景的诗情画意;在诗集《神言录篇页》中流露出他对人的绝望之感和其唯灵主义倾向;而在其散文《该隐游踪》中则直接借用《圣经》题材来感叹人世的苦难命运,倾吐罪人懊丧悔悟和渴求救赎的心曲。

   骚塞这位桂冠诗人虽未参加《抒情歌谣集》的编写,但其创作亦心同此情,与之共鸣。他在其咏史之作《耶路撒冷的毁灭》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中同样体现出人类命运取决于“天意”和“超自然”的主宰这一信仰观念,而其长诗《贞德》则是对中世纪社会的讴歌和对其传奇生活的神往与仰慕。此外,骚塞的诗歌《审判的幻象》、《破坏者塔拉巴》、《梅多克》、《喀哈玛的诅咒》和《最后的哥特人洛德力克》等,也都是其基督宗教观念和理想的典型表白。

   “湖畔诗人”的追随者或其弟子还包括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威尔逊(John Wilson,笔名诺斯[Christopher North],1789-1854)、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等人。总体而言,18世纪欧洲突显的基督宗教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对“湖畔诗人”的诞生及其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和精神支撑作用,并使其作品获得“磨难中的坚忍”、“失意中的逍遥”、“纷乱中的幽静”、“愁惨中的微笑”、“不幸中的超然”和“痛苦中的极乐”这种人间绝唱的独有魅力,创造出一种震撼心灵的悲剧之美。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从总体来看基本上属于消极浪漫派。而且,欧洲的消极浪漫主义文学最早亦产生于德国,它与德国基督宗教思潮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此后德国诗人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中所言:“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③海涅称“德国浪漫主义”是“苦难之花”,亦是受到德国浪漫派主要代表诺伐里斯(Novalis,原名冯·哈尔登贝尔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

   的作品的启迪。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1802)中,诺伐里斯描写书中主人公青年抒情诗人亨利希在梦中看见一朵“蓝花”(亦译“青的花”),此后便念念不忘这朵“蓝花”。由此,“蓝花”乃是浪漫主义无限渴望和憧憬的神秘象征,以后亦成为消极浪漫主义的典型标志。对于这朵“苦难之花”,海涅曾经自我发问,同时亦曾作了自我解答:“我不知道,我们在德国称之为苦难之花的这朵悲惨的花儿,在法国是否也叫这个名字,法国的民间传说是否也同样赋予它那个神秘的来历。这是一朵稀奇古怪、色彩刺目的花儿,花萼里

   印着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刑具:铁锤、钳子、钉子等等。这朵花绝不难看,只是鬼气森然,看它一眼甚至会在我们心灵深处引起一阵恐怖的快感,就像是从痛苦中滋生出来的那种痉挛性的甘美的感觉似的。在这点上,这朵花正是基督教最合适的象征,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④“痛苦的极乐”,这是对基督宗教的“幸福感”极为到位的理解和注释。中国人讲“乐极生悲”,其实在宗教心理中亦有一种“悲极生乐”之感觉,使人在绝望中达到超脱。当人承受着罪感、有限等沉重的负担后,因与“神圣”的相遇而得到宽慰、释放,转瞬之间使之情绪高涨、欣喜若狂,感受到一种突发的欢悦和快感。这一“幸福感”是指宗教心理中那种心灵与神明得以沟通的心醉痴迷的恍惚状态,其达到超越和恬静时的精神感受,如基督宗教中“释罪后的快慰、皈依后的喜悦、行善时的惬意、帕斯卡尔‘火之夜’的感触、圣女德列萨在灵修冥思之际所感觉的‘甜蜜的痛苦’(如17世纪意大利艺术家贝尔尼尼的雕塑名作‘圣德列萨祭坛’所表现的戏剧性场面)等等。这种幸福感往往给信徒在刹那间带来强烈的刺激和震颤,使之达到一种与神合一、浑然忘我的沉醉状态”。④所以说,了解并体会这种“痛苦的极乐”,既是认知消极浪漫主义的关键之处,亦是认知基督宗教及其他宗教激情的关键所在。

   德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或文艺思潮出现在18世纪末。此间已盛行以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亦兴起了“狂飙突进”运动。但德国消极浪漫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并没有继承“狂飙突进”运动的积极传统,而是与古典主义文艺传统相抗衡、相对立。“面对德国古典作家的辉煌成就,德国浪漫派则一味鼓吹神秘化、无理性、天主教的虔诚、中世纪的奇迹、对现实的回避、向幻境的逃遁、夜的朦胧状态的沉湎”,⑤体现出离奇、感伤、直觉、超脱等特点,从而形成与

古典作家和启蒙学者分道扬镳、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双峰对峙的局面。针对古典主义的文学构建及发展,诺伐里斯、史雷格尔兄弟(奥古斯特·史雷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和蒂克(Ludwig Tieck,(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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