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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历史视野 ——理解现行宪法文本的三重视角

更新时间:2022-10-02 00:35:50
作者: 常安 (进入专栏)  
共5条。

   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曾指出,“草案对国家机构作了许多重要的新规定……作出这些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是:“第一,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第二,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三,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现行宪法即将走过第四十个年头,“国家机构”条款的高效运行,充分凸显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国家建设功能;也只有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国家机构设计会成为立宪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以及国家机构条款为何会占据宪法文本主要篇幅。

   (三)国家结构形式条款: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宪法的国家建设意涵,除了体现在通过宪法构建的一套有效治理的国家机构体系层面,还体现于宪法文本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相关规定之中。Constitution一词,原意为组织、构造,也因此常被用来指横向的国家权力配置。但实际上,只要不是城市国家或者单层级行政区划,就必然面临“如何处理好国内内部整体与各部分治理区域之间的关系,并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确保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巩固与统一”等命题,即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尤其是,对于历史悠久、领土广袤、族裔众多的多民族大国而言,国家结构形式,或者说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就更需要成为其国家建设中必须面对的所谓“宪制”问题。

   这种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首先体现在宪法文本中看似非常技术化也常乏人关注的行政区划条款。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在行政区划方面历史经验丰富,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当时没有所谓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更多地呈现为所谓的封建郡县之争、政区地理划分。现行宪法文本关于行政区划的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其中“省”的定位问题,曾是中国古典政治治理中的难点所在,甚至也是近代中国诸多宪法文本的症结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曾经沿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大区制模式。“省”的定位被固定下来是在“五四宪法”,并一直沿袭至今。“县”,作为一种行政区划,比“省”具有更为古老久远的历史。而“八二宪法”相较于“七八宪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废除“政社合一”机制,规定乡“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八二宪法”这一规定,其意在夯实“乡”这一国家建设的最基层基础。当然,无论是“县”还是“乡”,这两个古老的行政区划都面临适应城市化、市场化的问题,最典型的即行政区划改革中的县改区、撤乡并镇、城市群、市域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因此,宪法如何面对“市”,是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行政区划和国家建设中必须要思考的主题。

   在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建构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巩固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裔公民对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不仅具有少数人权利保护和地方制度的意义,还直接关系到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巩固与凝聚”。现行宪法文本中民族条款数量接近五分之一,首先必须意识到,在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叙事中,“统一”是前提,“多民族”是族裔特点。现行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治权等方面的规定,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放在整个宪法文本结构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宪法叙事中加以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其制度初衷,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自治机关,既是自治机关,又是一级地方机关,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宪法第1条),必须服从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第2条),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宪法第3条)、法治原则(宪法第5条)等我国国家机构体系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因此,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国家法律法规实施”。

   宪法文本中涉及国家结构形式的条款和内容,还包括序言中单列的台湾问题、第31条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第111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等。台湾问题之所以被单独列出,就是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宪法序言第二段)的现代中国国家建设历史具有紧密的联系,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在宪法文本安排中,特别行政区制度紧随在行政区划之后,也正体现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国家结构形式制度属性。今天,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必须思考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要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必须理解“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如何进一步完善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如何加强香港的国家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都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制度属性。而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要思考的则是如何面对社区的命题。

   (四)宪法的国家认同塑造功能

   “人是国家的主体,建设国家;国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据此,国家认同问题,就不简单是人们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对于国家建设,除了关注刚性的治理体系完善与国家结构整合,还需要关注政治共同体成员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柔性一面。宪法文本中关于国家历史、国家目标的叙事,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以及国家象征的相关内容,实际上都承担着这种国家认同塑造的功能。

   在现行宪法文本中,序言第一段对于历史中国的叙事,第二到五段关于革命中国的叙事,以及第六、七段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叙事,除了从主权和制宪权的角度回答了现代中国从哪里来、以何种方式形成的命题,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历史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宪法叙事,来塑造作为中国人民属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尤其是序言第七段,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宪法书写,和2018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入宪法,更是为中国各族人民提供了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向未来,深具使命感与感召力的制度理想目标和认同心理基础。

   宪法第24条关于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同样体现的是宪法这一国家认同塑造功能。“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爱国主义、国家认同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的意志表达”,“实现了最高层次的法治化保障”。

   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书,通过宪法文本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权威宣示和集中载明,是立宪的根本目的。现行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提前至第二章,且在具体规定方面,也比前几部宪法更加确实明晰,如关于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还增加了诸多新内容。“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是新增加的;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等等,都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逐步扩大,草案还规定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措施。”从国家认同的视角来看,宪法文本中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也是国家作为特定的政治共同体通过权利保障来赢得成员的政治认同之举。

   现行宪法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如果我们从国家认同的视角来看,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国家认同建构依赖多种资源,国家象征是其重要资源之一。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是国家在进行国家交往中所依赖的识别标志;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是国家整合社会和创造公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来讲,宪法第19条第2款“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固然是为了提高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避免共同体成员之间因为语言问题而在日常交流和经济文化交往中受到限制,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国家通用语言本身所承担的象征国家主权、塑造国家认同的国家象征功能。

   (五)宪法与国家安全

   “安全,是政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有在一个良好的共同体秩序和安全环境之下,这个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其根本利益也才有可能得以维护。而如何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确保政治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也无疑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其制度构建中必须考虑的价值目标。”

   现行宪法中,关于国家安全的规定有:“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宪法序言第六段);“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宪法序言第八段);“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宪法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29条)。

   而现行宪法第三章第四节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同样也事关国家安全,限于篇幅,此处不详述。本部分最后想指出的是宪法文本中关于公民基本义务规定的国家建设意涵。现行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第55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上述规定,正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强化了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对于巩固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宪法忠诚义务。

   三、以社会主义为方法:何为根本制度?

   阅读我国现行宪法文本,“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高频词汇,共出现50次(其中,在序言中出现23次,在正文中出现27次)。宪法总纲第1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看待这一宪法书写的高频出现?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之“根本性”?这显然和社会主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宗旨与国家建设基本方略有关。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文本中,绝不只是一种政治修辞,而是一项宪法基本原则,它体现着中国人民作为制宪者的制宪愿望和宪法共识,决定了这部宪法文本的根本属性,也构成了各项基本权利、国家机构具体制度的政治伦理基础。

因此,理解现行宪法,除了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还需要“以社会主义为方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实现国家建设质的飞跃,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区别于代议制、羁縻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理解宪法中的经济制度条款、基本权利条款等具体规定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制度伦理追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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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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