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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冬连:关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际环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2-09-30 15:27:04
作者: 萧冬连  

  

   现有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考察,比较集中于国内政策的演进,对外部条件及其提供的可能性关注较少。然而,无论考察体制转轨还是经济增长,都不能离开对国际环境即战略机遇的分析。当然,所谓战略机遇期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取决于主观的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用。从全局看,改革开放几十年间虽然摩擦不断,但中国领导人成功地抓住了几个战略机遇期,埋头发展自己。本文将集中考察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国际环境,着重于这种外部条件的形成过程、变化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及中国决策者对战略机遇的洞察、把握和利用。我们将会看到,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仅为中国利用外部资源推进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规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强化了高层的改革共识。同时,中国不只是一个“应变量”,还是重要的“自变量”,在国际格局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可以以1978年的大规模引进为标志。当年编制长期现代化规划时,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要争取时间,加快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并不难理解。当时中国大多数技术设备还是以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几十年来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是这20多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对此大体是清楚的。要想实现宏大的现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早在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1977年,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

   幸运的是,当时的中国恰好遇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当中国宣布现代化宏大计划时,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关注和热情。很能反映这种热情的一个场景,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时受到的超规格礼遇。谷牧回忆说:“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这些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亲自到机场迎接,或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驻华大使也提前回国迎接中国代表团,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各国政府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访欧代表团的报告说:“欧洲是两霸争夺的重点,欧洲共同体九国的经济实力与美、苏差不多,他们对美、苏矛盾很大,特别是对苏修又怕又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有利于我们争取欧洲,团结反霸。经济上有利于我们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在听取汇报后,中央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这是过去不曾有的有利形势。

   美、欧、日从联手遏制中国到表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里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应当追溯到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当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伊始,东西方冷战白热化,中美两国随即经历了“20年长期交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战略孤立和遏制,中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非但如此,整个60年代,中美之间的对抗由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似乎再次走到了战争的边缘。依当时中美严重对抗的形势和两国舆论,人们很难想象短期内中美之间有和解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领导人决心打破坚冰走向和解,是富于战略洞见和外交想象力的重大行动。

   最近,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说,50年前尼克松访华,美国人认为是自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情况也许正好相反,中国借与美国恢复关系进入了世界新秩序之中。他此前甚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美国的“误导”。其实,中美和解不是哪一方的单方面需要,而是两国领导人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尼克松、基辛格的所谓“缓和”战略推动了中美和解进程,而毛泽东、周恩来则敏锐地洞察到并抓住了这一机遇。60年代末,美国的实力由顶峰走向相对衰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苏联趁机发动战略攻势,美苏全球争夺渐显“苏攻美守”态势。这迫使尼克松政府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采取亚洲收缩政策。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中美和解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脱身,同时利用中苏分歧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理论支配了美国对苏对华政策。对中国日渐上升的国力以及未来巨大潜力的重视,也是尼克松决定调整对华战略的基本考虑。尤其在中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以后,美西方很多人认为“长期孤立中国比承认中国更加危险”。美国还隐含一个长远意图,即希望以经济和人员交流等手段,将中国拉向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一边。而在中国,自60年代中后期起,尤其从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以后,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的判断得到确认,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在降低,毛泽东、周恩来也在捕捉中美和解的可能性。从1969年6月开始,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他们向中央的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陈毅则直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毅等人的研判和建议支持了毛泽东正在酝酿的新构想,即超越意识形态羁绊,重新定义中、美、苏战略关系,这为中国调整对美战略提供了依据。

   中美关系解冻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上的好处。美国学者达莱克(Robert Dallek)说,美国“从中获取的最大好处就是对苏联产生的有利作用”,是“遏制莫斯科的有效方法”。对中国来说,中美和解最为重要的意义或许还不在于减轻自身的战略安全压力,而是为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历史契机。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长期被排斥于各国际组织之外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这主要是联合国内部力量消长的结果,但尼克松即将访华公告的发表应该也影响了相当多国家的投票意向。中美关系解冻,直接推动了中国同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英国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年5月,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加上此前与法国(1964年)、加拿大(1970年)建交,中国与西方关系全面突破。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原来与美国有条约关系,或者接受美国援助、受到美国压力、对中国有猜疑的一些国家,纷纷排除障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7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新一轮建交高潮。从1971年到1980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55个增加到124个,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孤立封锁的局面开始被突破。公道地说,中国通向国际政治舞台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1978年8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二是1979年1月中美建交。关键是中美建交,从1972年到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趋于停滞。当时美国外交的重点是美苏而非美中,它所关心的是在与苏联竞争和谈判中打“中国牌”。中美建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原则是三条——断交、废约、撤军。美国迟迟不愿走出这一步,直到1978年才开始作出政策调整。其主要动力是什么呢?是苏联对外扩张造成的战略压力。这是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的契合点。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因素起作用。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那就是美国坚持继续对台出售武器。最后是邓小平拍板,把这个问题留到建交以后处理。当时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现在有人把台湾问题归咎于邓小平当年的让步,这是缺乏历史感的。即使不如此处理,台湾问题也仍然在那里,不会有丝毫改观。而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敢拍板,中美建交的最好时机就可能因此错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将是另一番图景。

   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个“一条线”的战略设想。然而他在世时,这个设想并没有得到实现。反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联美抗苏”的统一战线。特别是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后,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中美和解促进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尤其体现在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隔绝甚至敌对状态。东南亚是华人华侨主要集聚地,然而华人华侨问题反而成了双边关系的“负资产”。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利用华侨和国内共产党游击队颠覆他们的政权。东盟六国中的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甚至加入了美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这个组织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同马来西亚(1974年)、菲律宾(1975年)、泰国(197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对这些国家进行访问。其中,中国同新加坡虽未建交,却实现了两国领导人互访。80年代初,中国抛弃过时的世界革命理念,停止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得以全面改善。随着同美国建交和恢复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逐步从国际体系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到1986年底,中国已进入政府间多边外交的几乎一切重要领域,参加了近400个国际组织,批准加入了130余项国际公约。

   二

   在经济上,通过恢复和发展同美西方的经贸关系,中国开启了进入世界市场,进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长过程。

   冷战时期,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1950年1月,以美国为首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1952年9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特殊管制,在“巴统清单”之外增加207种物资,形成了“中国特别清单”,严于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控。新中国成立之初,除瑞典、丹麦、瑞士、芬兰等中立国家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中断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从1952年起,直到50年代末,相关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都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约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对外技术引进也全部来自苏联东欧,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

   客观地看,即使在冷战形势严峻的50年代,与西方国家做生意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当时香港、澳门是内地对外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中国利用这一渠道从西方国家买进了某些“禁运”物资。为了打破封锁,从1957年4月25日起,中国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吸引外商来华。广交会第一年即成交8686万美元,占当年全国创收现汇总额的20%。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为了自身利益,1957年5月,英国率先宣布放松管制,取消了巴统规定的对中国的额外出口限制,随后大部分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区别政策,1954年8月12日,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争取在“和平”和“贸易”这两点上同西欧和日本建立某种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日本,中方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推动双方贸易往来,1964年、1965年先后在东京和北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在未建交的状态下把贸易关系提升到半官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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