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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如何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设置中国议题?

更新时间:2022-09-29 23:30:56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  要:一直以来,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国议题”,与中国学术界的关联程度相对有限。无论是从关于“中国”的基本概念、主要命题与大致结论来看,还是从对于中国研究作出的基本贡献、杰出学者层级以及研究范式观察,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都与西方国家和西方学者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在中国国家处境发生结构性改变的情境下,中国学者亟欲改变的状况。此种改变之尝试,既需要中国学者坦然面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主要由西方学者设定的既成事实,也需要对于现代知识建构共识之前提条件的依循,更需要在可公度性的知识准则规训下之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检验。之于中国学界,有贡献于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是一个既定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路,实非坦途。

  

  

   “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这一话题,是近年来国内知识界着力甚紧,用力甚勤,尝试突破,但又尚未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宏大论题。原因很简单,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主要由西方学者控局。这是学界无论愿不愿意、乐不乐见都得承认的事实。只不过在当年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非常时期,中国学者面对自己无所贡献于现代知识建构的局面,只能报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如今,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鼓舞了学术界,有学者试图改变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建构上的尴尬地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经数百年的积累,其中的中国议题设置也已经有近乎定势的预设,中国学者仅仅有改变之的宏愿,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固然,中国学者不能因此止步不前,但真正有效地改变现代知识体系现状,尤其是改变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设置现状,前路实非坦途。

  

   一、遗憾的缺席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或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当中几乎处于缺席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这里所谓的现代知识体系,主要指的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现代知识体系与现代价值体系、现代制度体系、现代文化体系具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知识体系是人们相信的、被知识共同体根据相同标准验证过的客观知识,它既可以是纯粹理论形态,也可以是实践指向形态;现代价值体系则是指同处于现代处境中的人类集群对理想、信仰、信念、取向的表达,在内涵上对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民主等价值观念的认同、论证与践行;现代制度体系是指人们对现代社会运行所依托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的安排,诸如对政治、法律、社会诸制度的设计与改善;现代文化体系是指人们对现代状态下文化诸要素的整合模式,涉及文化模式、文化整合、界限持守与自我维续等问题。比较而言,现代知识体系的普遍性特点最强,而现代价值、制度、文化体系的特殊性相对凸显。所谓普遍性,就是超越民族性、国家性、时代性而具有理性普适的特性。所谓特殊性,就是较为鲜明地呈现出的民族性、国家性与时代性的差异。就全球知识界共同关心并必须借重的知识体系来讲,源自西方尤其是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已经构成跨越时空限制的普遍知识。只要翻阅《西方大观念》所收录的102个“大观念”,以及在这些观念之下梳理出来的近三千个分类主题,人们就会同意,现代知识体系既包含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社会知识,更主要是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知识,几乎都在西方的知识源流中得到了系统的呈现。我们固然不能“长他人志气”地认定,现代知识是西方独自一家的不世之功,必须承认非西方国家对现代知识的兴起与发展,也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但从总体上讲,非西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与西方国家的贡献相提并论的。

  

   现代知识体系的历史源流非常绵长。就成型的现代知识体系来讲,它生成于17世纪的欧洲,经18世纪“启蒙运动”的狂飙突进,在19世纪成为流行全球的知识形式。20世纪,现代知识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它不可撼动的全球地位。其中,今天被命名为自然科学的现代知识体系,是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坚,其建构知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进路,不仅形成了庞大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而且渗透到人们认识社会的一切知识领域;不仅促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人文知识的构成。截至当下,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最重要的知识贡献,都与西方伟大学者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非西方学者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从总体上讲,仍然有限。这不是一个仅靠对“西方中心论”的指责就可以改变的现代知识局面;也不是由一个“地方性知识”的归纳,就可将这一知识体系的普遍性局限起来。因为这一知识体系在建构之时,就呈现出从地方性知识向全球性知识、从特殊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突进的特质。

  

   这可以从三个视角加以审视。一是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流看,唯有在西方形成了与悠久的传统文化相疏离的科学文化。在对两种文化的批评性分析中,人们对两者关系的疏离、情绪上的对立、知识上的相互蔑视,感到非常遗憾。但需要看到,正是由于科学文化的出现及其成熟,让西方国家为人类贡献了全新的知识形态,而且催生了人文与社会知识的更新,形成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前者,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机制。“我相信利用电子、原子能和自动化的工业社会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不同于以前经历过的任何社会,它将更大地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转变才可以称之为‘科学革命’。”科学知识不仅催生了新的社会机制,相应地也刷新了人们对社会本身的认识,让人文社会知识与科学知识携手,去揭示人性的本质与才能。“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它是文学文化还是科学文化,都只能称之为子文化(sub-culture),‘表征人性的本质与才能’,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如果说文学文化是人类所有文化体系中源远流长的文化形式,那么,科学与人文的相携出场,则是西方国家为人类文化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二是从人文学的角度看。如果说“轴心时代”出现了几大文明的“人的觉醒”,因此促成了不同地域的人文学术,那么,古典人文学术就是几大轴心文明共同推动发展的结果。但古典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向,得益于欧洲兴起的现代人文学术理念推动而形成的新型人文学术。“19世纪期间,人文学的很大一部分都变‘新’了。虽然每一门学科的主题依然如故(音乐、艺术、语言、文学或历史),但研究方法变了。比如,历史编纂学中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文献研究’,它起始于早期近代,但现在在所有西方大学成了范式。语文学也经历了从纯古典到民族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突如其来地发生的。18世纪期间,对赞颂古典的反应变得越来越具有批评性。另外,创建民族国家的渴望导致了对民族史的兴趣越来越浓。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历史被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修道院档案室被国有化,博物馆馆藏对公众开放。与每一个民族对其历史的兴趣相匹配的,是对通俗文学和民间传说越来越多的需求。”到20世纪,人文学术作别了民族主义的约束。但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在现代人文学中,以及——非常令人吃惊的是——在后现代人文学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连续不断的一条原则和模式线索。其他地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越来越多地受到欧洲的支配”。从现代人文学发展的两大阶段来看,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人文学科建构上,都处于受人影响的位置。

  

   三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社会科学是受自然科学影响并仿照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与解释社会现象而形成的学科形式。社会科学无可怀疑地发源于西方国家。19世纪,西方学者开始新的社会研究尝试,一方面在知识建构上划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界限,认定社会科学不可能像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那样;另一方面则坚信,社会科学要依赖于所有以前形成的科学,因此主张用一种严格“科学的”方式研究社会。随之社会学、经济学、法律科学、政治科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发育生长并兴盛起来。“社会科学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理想,而且即使这种理想如所描述的那样未能实现,它也保持了一定的规范力。”而在非西方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风潮,则基本上是处理西方性与本土化论题的结果,且由此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可见,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为西方国家所绝对主导,非西方国家逐步在现代知识体系中作出了一些贡献,但西方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总贡献率未有改变。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几乎缺席,是一个让国人颇感尴尬的事实。从总体上讲,中国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对中国学者来讲,承认国人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缺乏原创的体系性贡献,也许还是可以在动心忍性的情况下默默颔首的事情。让中国学者难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即便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议题上,中国学者也贡献无多。这是一个难以让人直面,因此常常让人经意或不经意间加以悬置的尴尬论题。

  

   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上缺乏贡献,似有些说不过去。一是因为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不像关乎其他国家或一般理论的论题那样,由其他国家或先发国家的学者们领先而无可责备。中国议题,理当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加以阐释,由此发散开来,供国际学术界共享资源,但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国议题,温和地说贡献不大,苛刻地说几无贡献。二是因为现代知识体系在萌发阶段,中国议题成为这一体系的催生因素之一。这些议题,如法国启蒙运动眼里的中国古代善治、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文明礼仪、现代早期艺术中的中国趣味,等等,是中国学者身在其中、深知三昧的。中国学者具有阐释这些议题的经验优势,却未能将阐释权掌握在手。三是现代知识体系成熟时期,中国学者仍然处在这一体系的低端位势。就当代知识体系看,进入其中的中国学者数量激增,知识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国际往来日益频繁,但中国知识界在致力于探究各自感兴趣的学术话题时,援引的学术资源、确认的知识权威,大都是发达国家的著名学者,几乎很少援引中国学者哪怕是知名度极高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既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的权威性上不足的一个显著表现,也是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缺乏原创性贡献的一个客观记录。四是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所作贡献的公众认知度很低。对现代知识体系感兴趣的中国公众,可以不经思考就能指出来的全球可数的重量级中国学者,恐怕也是寥寥无几,甚至根本就无从指名道姓。

  

   正是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缺席,人们很难在现代知识体系发展史的综合著作,甚或专门学科史作品中,发现中国学者的贡献。这是一种亟待打破的尴尬局面。循此思路,促使人们深入分析中国学者何以缺席现代知识体系的原创性系统建构进程,并由此寻求一条改变现状的前路。

  

   二、既定之局

  

   寻求改变中国学者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甚少贡献的局面,需要从两个角度切入,方可寻找到可靠出路。一个角度是扼要描述并分析西方国家的学者何以能够创建现代知识体系,把握西方国家知识与社会互动的关键点,从而发现建构现代知识的切入口,以加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行列。另一个角度是找寻中国学者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一者总结极少数中国学者何以为现代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的可贵贡献;二者致力于探寻中国总体缺席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层原因,从而在找到自信之理由的同时,克制妨碍中国学者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行列的因素,实现中国学者改写、改变和改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目标。

首先聚焦于第一个角度。如前所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肇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系统化于17世纪的体系化时代,成就于启蒙运动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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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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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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