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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 汤彬:当代西方“回归国家”学派国家能力理论的逻辑与影响

更新时间:2022-09-29 23:24:54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汤彬  

   【摘要】出于对“社会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回归国家”学派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并逐渐形成以斯考切波等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以米格代尔等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互动主义”两大路径,围绕何为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如何生成、国家能力受何影响等重要议题展开争论。“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国家与社会越是“隔离”,国家能力越强;“国家-社会互动主义”则认为国家能力生成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嵌入结构。归根结底,两派均认为“强国家”就是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渗透并成功抵御了来自社会的渗透的国家,反之则导致“弱国家”。

  

   【关键词】“回归国家”学派;国家能力;强国家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新兴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建成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反而乱象丛生。在此背景下,“回归国家”学派应运而生。这一学派以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为切入点,强调国家的主体地位,重视国家的权力功能,借助“大政府”、“强国家”的建构路径回应现实需求。迄今,“回归国家”学派已问世几十年,但其试图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国家中心主义”的“隔离”理论

  

   在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时,克拉斯纳认为,主要的行动者和行动机构是总统、国务卿以及各自所领导的白宫和国务院,他们在行动时往往能有效抗拒来自社会的压力,保持高度的“隔离”状态,国家因此在外交领域能够比在国内政策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隔离”正是“回归国家”学派中“国家中心主义”诸学者所理解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变化的主要影响机制。“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家们研究国家能力时有两个逻辑出发点,其一是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其二是继承了韦伯式的“强国家”概念———强调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被低估,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具有被动性。这二者结合起来就使得“国家中心主义”将国家自主性作为研究国家能力问题的分析框架,而国家与社会的“隔离”程度事实上也就是国家自主性的强度。

   与“社会中心论”认为国家意志是多元社会利益的反映不同,“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路径的代表人斯考切波发现国家也会确立并追求与社会势力要求不同的目标,国家行为的这一特征即被称为“国家自主性”。而对国家自主性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诺德林格则主张“将一个国家产生的大量自我偏好视为自主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除非它能够实践这些偏好”,即国家具有自主性的标志不仅在于国家具有主观自我意志,更在于其能够采取实际行动贯彻自我意志。

   在斯考切波看来,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目标的形成密切相关。她认为国家能力的来源或基础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主权完整与国家对特定领土稳定的行政—军事控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丰富的财政资源”。前两个方面是对韦伯式国家观的自然解读。正如迈克尔·曼所言,国家天然地具有在一定疆域内集中权力的趋势和潜能。如果对国家能力来源进行分类,这两个方面本文称之为国家能力的主体性来源。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国家能力来源的第三个方面,即人力资源很大程度上孕育于一国制度变迁的缓慢过程之中。如果一种稳定、合理的精英循环系统没有在工业化早期建立起来,受制于路径依赖,其也很难在后期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重构。第四个方面,即对国家能力有重大影响的财政资源主要表现为政府岁入和公债的规模。由于在斯考切波这里,国家处于国际与国内社会的接合面,因此国家财政资源的获取取决于国家组织与国内势力及国际势力的谈判能力,而对财政资源的使用也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对国外援助的选择性接收,对财政资源在不同政策领域的调控等,都会影响国家能力的发挥。

   在斯考切波看来,强调社会而非国家作为革命爆发的策源地,是高估了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事实上,大众常常是冷漠的、边缘化的,习惯于对既有统治权威的默认与接受。而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在政治上最有权力、有共享的内部目标且能够有效采取集体行动的少数人,这些人往往是现政权的成员。当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强制性组织内部结构稳定,能够发挥有效功能时,它往往能有效压制大众反叛,摆脱革命危机。换言之,一个自主性很强的国家通常也具有很强的能力抵抗来自国际和社会中反对势力的攻击。

   概言之,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路径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可以归纳为:第一,国家能力源于国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资源,一个构造良好、形态完备、富有凝聚力的国家天然地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第二,国家自主性也即国家与社会的“隔离”程度同国家能力成正相关,国家自主性越强,国家能力就越强。这两点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第三,国家组织由政治精英构成,故国家自主性也可等同于官僚组织尤其是组成官僚机构的政治精英的自主性。但在迈克尔·曼看来,斯考切波混淆了精英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区别,前者表现为精英个人所行使的个别权力,而后者则与稳定的制度相关联,表现为衍生于制度的集体权力。所以,斯考切波所说的情形只适用于近代早期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在那里君主的个别权力与国家的集体性权力有很大部分的重合。

   虽然“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家们普遍认同“隔离”机制对国家能力的影响,但他们关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看法也有所差别,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二者仅仅成正相关关系。鲁施迈耶和埃文斯在对工业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半边缘”国家———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发现,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虽然通常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意识到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是国家能力的影响因素,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家自身结构所蕴含的潜能;二是来自社会势力对国家的渗透和压力。因此,一个“强国家”必定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有效的韦伯式官僚机器;二是能成功抵御社会势力的影响。鲁施迈耶和埃文斯认为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即理性化程度高、内部凝聚力强的官僚机器,能够有效组织起大规模的行政活动,而这是国家干预经济能力的必要条件。在官僚机器内部,理性化和专业化趋势能够强化共同的行动意识,并有助于以集体性视角克服单个公职人员在政策上的短视,从而保证政策的长期稳定。

   由于鲁施迈耶和埃文斯一开始建立的假设是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行为的有效性成正相关,因此,出于强化国家能力的目的,他们认为要保证国家具有一定的行动自主性,则社会的主导阶级内部须发生分裂。如同拉丁美洲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样,城市和工业的兴起使得原本以农业精英为主的精英结构发生裂变,而工业精英本身也存在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分殊,与社会相对的国家就因这种分裂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除了主导阶级内部的分裂,从属阶级力量的增强也有助于国家自主性的扩展。但是拥有良好的官僚机器以及有利的社会结构,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未必就绝对成立。正如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所发现的,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可能享有极大自主性,但此时官僚机器所追求的主要是其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因而对社会而言扮演的是寄生性、掠夺性的角色,此时的国家自主性不仅无助于增强反而会损害其推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只有当国家对于促进资本主义有明确的责任态度时,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才能够成立,因此不能为了强化国家能力而一味强调国家自主性,任何国家自主行动的空间都应该受到限制。另外,国家能力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也有双重性: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增强了官僚机构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使得国家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来源渠道,从而降低了对私人生产型资源的依赖,提升了国家自主性;但国家能力的增强也使国家不断干预和渗透到社会当中,社会利益集团也因此有更大的动机和机会去瓜分国家,从而削弱国家的自主性。

   由此,鲁施迈耶和埃文斯得出了更为谨慎的结论:首先,由于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足够的动力推进经济转型,因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正相关关系不能推广到前资本主义国家。其次,国家自主性并不必然带来国家能力,因为官僚机器自身存在局限性,例如由于信息匮乏和操作失误,国家自主性可能带来的是灾难性后果。最后,由于国家除了有其自身利益和诉求外,还必须要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因此自主性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同样具有负相关的可能性。

  

   二、“国家—社会互动主义”的“嵌入”范式

  

   与“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家不同,米格代尔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国家及其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以“嵌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即国家与社会互相渗透的复杂的互动关系。米格代尔并没有关注国家能力的形而上层面或是对其进行抽象的阐述,而是将国家能力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探索其强弱的深层原因和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米格代尔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国家能力观提出了三点批评:一是忽视了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发展进程给国家能力造成的差异;二是高估了国家自身的凝聚力;三是对社会形态的描述不够细致。在米格代尔看来,前两个方面涉及所谓的“国家性”问题,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国家领导者使用国家暴力机器消灭疆域内的其他武装力量,完成了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二是有效维持了相对于国际和社会势力的国家自主性;三是实现了国家官僚机器理性化、专业化转型;四是在国家内部机构中培育共同的利益、目标、意志等,巩固内在凝聚力。显然,这几个方面是国家有效履行其职能必不可少的要素,具备这些条件的就是“强国家”,反之便是“弱国家”,在现实中同时具有这些要件的“完备”国家并不多见,但“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家们却选择了在这几个方面差异较小的强势国家作为分析对象。

   为了弥补“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米格代尔将其视角深入到第三世界国家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内部。在他看来,国家的内部构成远比“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家们所论述的国家概念要复杂,而社会则受到相当程度的忽视,只是颇为笼统地被视为阶级、社团、利益集团等的集合,事实上社会的内部形态往往表现为各方面相互交错的“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进而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米格代尔肯定了国家能力主体性来源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自身的一些特性造就了国家能力。同时,他认为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来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例如一国之人口规模、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本身虽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但在国家行动中被提取出来,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称之为国家能力的主体间性来源。因此欧洲现代国家最初建基于“一支标准化军队、一个高效率的征税机构和辐射范围大大扩张的法院体系”就不难理解了。这三者之间互相支撑,征税机关为暴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扩张提供物质资源;全国性的司法体系有助于打破封建格局,促进全国统一;而暴力机关又为其他两者提供支持。在这里,米格代尔为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确定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国家能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国家的角度看,社会控制使得国家能够规制社会生活,从社会中汲取达成各项任务的必要资源;从社会的角度看,在有效的社会控制之下,民众和社会组织的行为、意志与国家的要求保持一致。

但是社会控制作为一种权力,并不必然为国家所垄断。社会之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包括家庭、宗族、社区、俱乐部、企业等等,这些组织作为特定人的集合体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为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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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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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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