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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

更新时间:2022-09-29 10:54:18
作者: 程千帆  

   崔宗之曾被喜欢识拔后进的前辈韩朝宗所引荐。[25]为人“好学,宽博有风检”[26]。后以侍御史谪官金陵,与李白交游唱和。[27]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28]。他以“有风检”的性格来从事这种工作,在政治不够清明的时代,必然无法忠于职守,为所当为。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贬谪的原因。《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诗美宗之为“玉树”,正暗示他是齐国公崔日用之子,注家或未留意。[29]同书《简傲篇》“稽康与吕安善”条注引《晋百官名》:“(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此事人所共知。“白眼望青天”,可见在这位出身高门的“潇洒美少年”目中,人间无非凡俗,所以只好不看厚地而看高天了。这就刻画出了他内心的寂寞。

  

   苏晋

  

   苏晋“数岁能属文”,被人誉为“后来王粲”。开元十四年,知吏部选事。当时已用“糊名考判”,而他却“独多赏拔”,即不以弥封的考卷,而以平日的名声为重,来选拔做官的人。因此“甚得当时之誉”。[30]可是后来与世推移,却皈依佛法,吃长斋了。但又常常要喝酒,这便破坏了佛教信徒应当坚持的戒律。我们不妨认为:以禅避世,以醉逃禅,是苏晋思想感情变化的三个阶段。禅可因酒而逃,说明宗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种寄托。信教是寄托,饮酒又何独不然?所以诗篇写的虽只是酒与禅之间的矛盾,而实质上则是二者与其用世之心的矛盾。

  

   李白

  

   李白是人们所熟知的。《饮中八仙歌》所写有关他的情节,亦见范传正所撰《李公新墓碑》[31],可能是诗人受玄宗尊宠时的事实。但其所写是李白醉后失态,如此而已,决非如苏轼所说的“戏万乘若僚友” [32]。这在以皇帝为天然尊长的封建时代里,是绝无可能的。这种错误的想法与将李白当成一个完全超现实人物的观点有关。王闿运曾经指出:“世言李白狂,其集中《上李长史书》但以误认李为魏洽,举鞭入门,乃至再三谢过,其词甚卑,何云能狂乎?又自作荐书令宋中丞上之,得拜拾遗,诏下已卒,亦非轻名爵者。” [33]可见李白不仅不能做到“戏万乘若僚友”,即苏轼同时说的另一句“视俦列如草芥”也难于真正做到。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曾经这样地评论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这是可悲的误会。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完全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得有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物质享受在内),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

  

   所以,《饮中八仙歌》中李白的形象也只是不胜酒力,并非故意装乔。杜甫恰如其分地透露了他尊敬的前辈性格中固有的世俗性成分与突出的超现实性成分的巧妙融合。这与王闿运之观人于微,即微知著相同,都比苏轼及其追随者故意抬高李白的论点更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李白。

  

   张旭

  

   对于张旭的生平,特别是他在政治方面的事迹,今日所知甚少。宋朱长文称其“为人倜傥闳达,卓尔不群,所与游者皆一时豪杰”[34]。大概也是根据现存关于他的书法艺术史料加以概括之辞。但《饮中八仙歌》所写这位书家的形象,证以现存其他记载,却是真实的。[35]书法作为客观世界的形体和动态美的一种反映,它必然(尽管是非常曲折而微妙的)会表现出书家的对整个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审美趣味、理想。

  

   他“善草书而嗜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36]。“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37]。又曾对邬彤说:“'孤蓬自振,惊砂坐飞。’予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矣。”[38]“孤蓬”二句,出鲍照《芜城赋》[39],它成功地写出了在荒寒广漠的境界中大自然的律动。张旭用来形容自己草书的风格,是值得玩味的。从诸书所载及易见的张书真迹如《古诗四帖》等看来,他所追求的是对已经成型的书法规范的突破,要以自己创造的点画与从新组合的线条来征服空间。这也就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不驯服态度。

  

   焦遂

  

   除《饮中八仙歌》外,焦遂仅以隐士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袁郊《甘泽谣》中。[40]但在杜甫笔下,焦遂主要的却是一位思辨者。赵彦材云:“《世说》载……诸名贤论《庄子·逍遥游》,支道林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又江淹拟张廷尉诗云:'卓然凌风矫。’……《新唐书》云:'李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为酒八仙。’则遂亦平昔骜放之流耳。饮至五斗而方特异,乃所以戏之,末句又以美之。”[41]仇兆鳌云:“谈论惊筵,得于醉后,见遂之卓然特异,非沉湎于醉乡者。”所释能得诗意。简单地说,焦遂是酒后吐真言,只有喝到一定程度,才能无拘束地发挥他那骜放的风格和高谈雄辩的才能,树义高远,不同凡响。[42]这和描写张旭醉后作草,用意正同。即他们平时的性格是受抑制的,只有借酒来引爆,才能产生变化,完成本性的复归。[43]

  

   如果我们对这八个人的思想行为的论述不甚远于事实,那就可以断定,“饮中八仙”并非真正无忧无虑,心情欢畅的欢乐,而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一群人物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旧唐书·李林甫、杨国忠等传论》云:“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这和元稹《连昌宫词》的论调是一致的。这种意见虽不无将历史变革的原因简单化之嫌,但他们指出玄宗一朝之由治而乱,其转变并不开始于天宝改元以来,而是开元时代就已经开始,这却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把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拜相作为这一重大转变的显著标志,大致不会与史实相差过远。

  

   杜甫是玄宗登基那一年(712)出生的。他在高宗、武后以来封建经济日益上升、国势日益发展的大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所以从唐帝国的繁荣富强中形成的社会风气在杜甫笔下也有所反映。在《忆昔》中,他详细地描写过“开元全盛日”的情况;[44]在《壮游》中,他又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从幼至长的浪迹生涯。[45]这就是说,他在到长安之前,乃至初到长安的时候,是和当时的许多诗人一样,沉浸在盛唐时代“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中的。如果我们将杜甫的《今夕行》[46]与李白的《行路难》[47]、王维的《少年行》[48]合读,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我们却从杜诗里察觉到一点与众不同的生疏信息,那就是一种乐极哀来的心情,例如《乐游园歌》[49]、《渼陂行》[50]之类。这是由于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逐步认识到:当时政治社会情况表面上似乎很美妙,而实际上却不很美妙乃至很不美妙。他终于作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的总结。

  

   《乐游园歌》《渼陂行》等写诗人自己之由乐转哀,由迷茫而觉醒,显示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和谐一致,所以篇终出现了“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和“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富有思辨内蕴的咏叹。而《饮中八仙歌》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直觉感受的产物。杜甫在某一天猛省从过去到当前那些酒徒之可哀,而从他们当中游离出来,变成当时一个先行的独特存在。但他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为,乐其非所当乐的生活悲剧,最初还不是能够立即体察得很深刻的,因此只能感到错愕与怅惋。既然一时还没有能力为这一群患者作出确诊,也就只能记录下他们的病态。这样,这篇诗就出现了在一般抒情诗中所罕见的以客观描写为主的人物群像。同样,这篇诗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今夕行》与《乐游园歌》《渼陂行》的中间环节。它是杜甫从当时那种流行的风气中挣扎出来的最早例证。

  

   在这以后,他就更其清醒了,比谁都清醒了,从而唱出了安史之乱以来的时代的最强音。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杜诗以其前此所无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显示了无比的生命力,而且开辟了其后千百年现实主义诗歌的道路。列宁说过:“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个大阶段分开。”[51]杜甫的创作,在安史之乱前后显然不同,至少应当分为两个大阶段来研究。但如果我们注意到《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因而是他后期许多极为灿烂的创作的一个不显眼的起点,这并非是不重要的。这也正是过去和将来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的一例。

  

   由于我们认为《饮中八仙歌》的产生过程有如上述,所以也认为它不可能写于初到长安不久的年代里,而应当迟一些,虽然无法断定究竟迟多久。

  

   关于本篇在艺术上的创造,前人所论已多。无须重复。我们只想着重地指出一点,即诗人在这里找到了最恰当的、能够突出地表现那个正在转变的时代的素材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和表现形式。

  

   沉湎于酒,是这八个人所共同的,但在杜甫笔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显示了各自行为、性格的特点,因而在诗篇中展现的,就不是空泛的类型,而是个性化了的典型。他们的某些事迹,如上文所已经涉及的,莫不显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生活道路和生活观点,虽然最后总起来可以归结为“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或如颜延年之咏刘伶:“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 [52]如贺知章“骑马似乘船”,以切吴人;李琎“恨不移封向酒泉”,以切贵胄;以及宗之仰天,苏晋逃禅,张旭露顶,焦遂雄辩,都是其习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自然流露,而为诗人所捕捉。如果不是非常熟悉他们,是很难了然于心中,见之于笔下的。由于将深厚的历史内容凝聚在这一群酒徒身上,个性与共性得到高度统一,所以开元天宝时代的历史风貌在篇中便显得非常突出。

  

《饮中八仙歌》在形式上的最大特点便是就一篇而言,是无头无尾的,就每段言,又是互不相关的。它只是就所写皆为酒徒,句尾皆押同韵这两点来松懈地联系着,构成一篇。诗歌本是时间艺术,而这篇诗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空间艺术的形式。它像一架屏风,由各自独立的八幅画组合起来,而每幅又只用写意的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每个人的神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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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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