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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书:政治家的历史意识

——从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编写谈起

更新时间:2022-09-29 09:40:50
作者: 周良书  
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然后再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20)。在编写这个决议中,邓小平也同样表现出其颇具特色的政治家的历史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历史验证”。在邓小平看来,历史决议是不同于中央政治局文件的,它还有更特别的意义。他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21)因此,他要求起草小组集思广益,做到“一锤定音”。事实上,这个决议在提交中央前,已有过无数次修改,提交中央后又经过4000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已是第四轮了。正因为此,邓小平才很肯定地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22)

  

   第二,强调“继往开来”。邓小平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3)。所以这个决议也同时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正因为此,邓小平称赞“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24)而通过这决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也因此成为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并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第三,注重“恰如其分”。邓小平认为,对党的失误和教训的评价,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还要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做到“恰如其分”。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如此,不能写过头了,“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25)。他还向决议起草小组多次强调,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负责,是集体负责。所以“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26)。

  

   三、习近平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在习近平主持下起草完成的。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11月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认为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这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27)。为此,中央专门成立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担任副组长。

  

   4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一个多月以后,决议框架初步成型。习近平再次主持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28)。9月6日,中央决定将决议稿下发党内外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后经反复研究推敲,文件起草组对决议稿做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29)

  

   在此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三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审议,最终形成提交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决议稿。在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又提出138条修改意见。文件起草组根据这些意见,建议对讨论稿做出22处修改。(30)11月11日,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草案,这就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由来。它对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在新时代更好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个“历史决议”的最大特点是“先叙后议”,即先叙述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在“叙”的部分,决议突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主要是考虑改革开放以前的党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做过系统总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30周年、40周年时党中央也做过认真总结。因此,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决议”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概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在“议”的部分,决议总结的是带“根本性”“长期性”的历史经验。其实党的历史经验,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一时之经验,二是永久之经验。前者仅具有一时之价值,过时而价顿减;而后者则具有永久之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习近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31)这表明党不仅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关注“一时之经验”,更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关注“永久之经验”,以便不断积累那些可以超越时空,对现在及未来仍可发生影响的历史经验。

  

   正因为此,这个“历史决议”以一百年为单位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概括出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总结的建党以来24年的历史经验不同,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总结的新中国成立后32年的历史经验不同,与2018年习近平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不同,因为它需要贯穿并涵盖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也正因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32)

  

   黑格尔曾经说过,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人之口和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意指和内涵是不同的。(33)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100岁了,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他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并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了。因此,与76年前的毛泽东相比,与40年前的邓小平相比,习近平自然会表现出不一样的历史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四个自信”。习近平说:“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34)因此,他要求文件起草组“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深刻揭示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必然性,真正认识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5)

  

   第二,强调“使命担当”。习近平说:“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36)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虽然党已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并创造了辉煌业绩,但是长征永远在路上,并且以后的路还很漫长,任务将更加艰巨。现在的党正处于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7)

  

   第三,注重“自我革命”。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38)这对于一个百年大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路越走越长,经验会越来越多,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就更需要党具备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所以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39)

  

   四、从决议看中共领袖人物的历史意识

  

   由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三位领袖人物分别主持编写三个“历史决议”,就其历史意识而言,可说是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但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并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在“历史决议”的编写中,也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一脉相承的共同点。

  

   第一,用发展的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在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40)主要目的还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其实,这个“历史决议”原本是要交党的七大讨论的,之所以后来提前讨论,其原因正是毛泽东所讲的:“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结束过去”,才能保证党的七大“向前看”,不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41)。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中,邓小平也同样要求用这一观点来处理历史问题。邓小平认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所以对一切党史问题都要辩证地看。同时他又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42)。所以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也正因为此,他主张在党的十二大前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看的话”(43)。

  

   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新时代习近平要求全党牢固树立的历史意识。他还要求将之贯彻到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编写中,即“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4)

  

第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人物与事件。虽然写“历史决议”不同于修党史,但也要遵守历史研究的这一条基本法则。所以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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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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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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