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连文妹:新中国成立初期侨资工商业改造探析

更新时间:2022-09-29 09:29:12
作者: 连文妹  
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江门市(镇)主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亦是其时粤中区规模较大的私营工业,在整个中南区造纸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较好的“改造前途”。

  

   作为侨资合股企业,股东多且杂,阶级成分存有差异,对新政权的认识不统一,又使江门纸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满挑战。其股东之间拥有的股份数量极不平衡,多者全家拥有1000多股,少者可能只有10股以下,出现“大股压小股”现象,许多小股东因得不到相应的红利和股息,提出退股或卖股的要求,大小股东之间矛盾重重。股东的多样化又导致股东阶级成分的差异,地主、恶霸、富农、中农、贫农、工人、自由职业者等均掺杂其中。这不仅关系着动员和组织股东接受公私合营的成效,而且对于争取基层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和拥护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股权处理恰当与否?其影响很大”,尤其“对华侨股权的处理,更应审慎涉及”。(21)

  

   争取和教育股东的复杂性又与该厂鲜明的宗族色彩紧密相连。直至1953年,江门纸厂全厂所有职工中余姓亲族、朋友、亲戚仍占一半。工厂主要由余家驷、余贞铨、余颖夫3人负责。余家驷是创始人余觉之的儿子,担任董事长一职,拥有股份30股,对业务熟悉,积极致力于生产事业的发展,是资方中与新政权“比较靠近”的。余贞铨是余家驷的堂弟,担任总经理一职,拥有股份100股,是最大股东,掌握全厂的行政经营权。但他“为一公子少爷之流”,曾受到管制,亦“埋怨政府不照顾”,对新政权“不满情绪较高”,“对生产经营信心不高”。余颖夫任副经理,与余贞铨“一鼻孔出气”,认为“我厂是没有前途的”,消极对待生产经营。(22)他们都是余姓亲族,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也存在一些矛盾。余家驷关心生产,被新政权“抬出来当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委,兼工商联委员”,“不大看得起余贞铨”,但因股份有限而职权受限。余贞铨尽管是大股东,拥有实权,但却处于余家驷之下,心里“不服和妒忌”,经常与他产生意见分歧。

  

   从上述资方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待新政权的态度来看,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使宗亲成员之间产生竞争与矛盾,但维系共同拥有的“族产”又很容易在他们之间产生归属感和向心力。(23)由于公私合营将涉及到资方的利益问题及其族产的存继问题,他们之间可能因此而团结,共同抵制公私合营。尤其大股东余贞铨与新政权“距离较大”,工作队因担心其“利用宗族关系,煽动部分落后职工反对我们,或乘机挑拨小股退股等,增加我们困难”,(24)而对之加强关注,并注意防范。争取宗族背景的主要华侨资本家亲近新政权,减小阻力,成为侨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

  

   三、因势利导:新政权对江门纸厂的改造策略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江门市委即派出增产节约运动工作组,深入江门纸厂组织工人和资方人员学习总路线,解决此前政治运动遗留问题,整顿基层工会,发展党团组织,了解生产情况,集中解决阻碍生产的突出问题,从政治上、组织上和生产上为公私合营做好准备。(25)江门纸厂的社会主义改造随之展开。鉴于华侨、宗族等因素在纸厂的重要影响,该厂的改造工作侧重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着力打破传统宗族关系。如前所述,宗族是江门纸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氏族关系也很突出”成为该厂社会主义改造前的一个鲜明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其工资制度上。由于该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不是按照技术的高低,而是按照厂龄的长短加上氏族关系,而决定工资多少,因此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如该厂余姓亲族大多是不从事生产的职员,且入厂时间均较早,因此“职员和工龄长的”工资偏高现象“最为突出”,甚至出现职员比同级技工工资高80余万的情况;余姓技工的工资远高于其同级技工之“同工不同酬,同技不同酬”现象;工资等级高达135种,级差不合理,发动部余姓员工的工资比低其一级的员工多了30多万元;在职9位资方的工资总和,竟“比捡布车间50余女工工资总额还多300多万,(9个资方2125万,捡布车间1808万)”。等等。由此造成了纸厂“内部不团结,劳动态度不好,工作闹情绪”,大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成为公私合营工作的“突出障碍”。(26)

  

   为避免“封建性不合理工资制度”使江门纸厂公私合营工作“限于被动”,工作组对其进行了工资改革,统一实行八级工资制。该工作按照“按劳取酬,合理调整,照顾实际”的方针有步骤地实行:先是在工会委员的基础上吸收老技工,组成增产节约委员会,开训练班学习总路线,宣传调整工资的方针政策及其好处,使工人普遍认识搞好增产节约运动和调整工资与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端正态度;接着修正适合该厂情况的工资标准,由委员会自报排好队,并通过民主评定技术等级;然后使工人在认识纸厂生产情况与发展前途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意见,批判不正确观点,制定工资方案;最后通过事先分头做好资方工作,使他们自动减工资,进而与其协商工资方案,由厂方公布工资改革结果。通过层层深入地进行工资改革,江门纸厂原有宗族倾向严重的工资制度被废除,余姓亲族不再享有特殊利益,其内部宗族关系网络随之被打破,为“搞好公私合营搞好生产扫除一大障碍”。(27)这不仅是江门纸厂公私合营工作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还为其后广东省工资改革工作提供了工作经验。

  

   第二,加强说服教育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键环节,侨资企业因结构复杂、宗族渊源颇深,尤其需要说服教育和思想改造。当国家制定的一项新政策在地方落地时,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地方民众往往都需要经历一个理解与接受的过程。作为侨资企业的江门纸厂亦是如此,这首先体现在该厂职工的多重顾虑上。1954年5月8日,华南分局工业部副部长颜志敏亲自带队到江门纸厂,与此前江门市委派出的增产节约工作组会合,组成公私合营工作队,领导该厂公私合营试点工作。其时,职工的心理颇有不同:有职工认为合营之后,不仅工作要求会提高,制度更加严格,开会更多,且工资会降低,因而态度消极;一些年老且无技术的职工担心实现合营后会被解雇而抵制改造;一度与资方关系密切且被其重用的职工,担心合营之后或被解雇,或被调动工作岗位,而消极对待公私合营;也有职工认为“合营不合营都一样”,将合营简单化为政府投资和改换招牌;还有工人认为合营后“一切都好办了”,工厂扩大,机器设备增加,生产自动化,工作条件会改善,家属可以入厂工作,因而拥护公私合营。(28)对此,工作组联合党、团、工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召开大会宣传解释总路线政策,举行各类座谈会针对性教育,通过谈心会个别引导,利用扎根串联会深入细致联络。如此等等多管齐下,全面发动职工展开“前途教育”“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营造良好的运动氛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工人由此认识到了“公私合营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提出“要防止资本家挑拨离间”。(29)江门纸厂浓厚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受到冲击,阶级斗争观念开始成为职工群众的主导意识。

  

   公私合营的另一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心态反复不定,恐慌、无奈、迷茫交织在一起。毛泽东曾将他们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针的心理形容为“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30)面对公私合营,江门纸厂资本家有两方面顾虑:一方面,企业经营困难,需要国家帮忙,而搭上改造“头班车”有利于政治进步,因而有意向参加公私合营;另一方面,顾虑公私合营会“手尾长”,(31)担心清产核资会“吃亏”,甚至失去资产所有权,权力旁落,“没有适当职位”,这不仅关系他们个人利益的得失,且关联着如何协调和说服海外股东问题,因而有观望甚至抵触心态。(32)这种矛盾心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正常反映,是资本家的真实心态。因而,“人”的改造问题是实现公私合营的重大挑战。工作组从组织资本家学习入手,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暴露思想问题,有针对性地展开讨论与分析批判,宣传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指明企业改造和人改造后的前途;通过查生产,暴露纸厂生产上存在的困难,使其认识由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是“大势所趋”,“唯有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才有前途,才能解决其企业存在的困难”。(33)同时,通过没收部分股权,鼓励群众要求公私合营的情绪,以强大的舆论力量造成资本家社会心理压力。有资方提出“横竖要走,人家拉着也要走,不如自己走。”“不用说什么好坏话,在今天的国情看来,到处都是一样,要进行总路线周围迫住实在係大势所迫。”(34)可见,运动初期资本家对改造工作的接受主要是受环境所迫和外力推动而“顺大流”,并非发自内心自愿自觉地接受公私合营。

  

   第三,强调对关键人物的争取。把关键人物争取到新政权一边是侨资企业改造的关键一招,这一策略在江门纸厂改造的过程中表现得充分而典型。1953年9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提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35)而在宗族组织和华侨群体中,社会精英往往具有统领作用,团结他们是争取宗族和华侨支持的重要方式。具体到江门纸厂,对拥有较好声望的董事长余家驷和拥有最大股份且掌握实权的总经理余贞铨的争取与利用是新政权推进公私合营的关键。余家驷因担任工商联副主委一职对公私合营表现较为积极。工作组主要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其思想顾虑,提高其政治热情,进而由其分解其他资方的思想顾虑,说服他们接受公私合营。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36)

  

   余贞铨是其时江门纸厂实行公私合营的“主要阻力”,因其兄长余贞灼在“五反”备战中曾被关押,他对新政权心存芥蒂。新政权为缓解其不满情绪而释放余贞灼,并有针对性地帮助他分析参与公私合营后的前景,还在工商联中给他安排适当职位,“使他能与余家驷各得其所”,(37)共同推进公私合营工作。工作组根据其时该厂大小股东之间的矛盾,通过督促大股东进行分红,保障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安定其情绪,使之“靠近”新政权,赞同公私合营,进而推动大股东接受公私合营。余贞铨开始认识到“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好处更多”,(38)于1954年4月代表该厂向政府提出合营申请。余贞铨由抵制转为接受公私合营很大程度上是对时局认知后经过心理调适作出的妥协,亦是他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为生存需要作出的无奈之选。但工作组对关键人物的争取在侨资企业改造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不仅克服了此前广东省公私合营中“不知道要改造人”,“不了解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是一个整体的两面”(39)之偏向,亦为此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跨进一步”和“走上高潮”作出了榜样。

  

第四,坚持革命斗争思维。坚持斗争是侨资企业改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新政权在江门纸厂改造过程中革命思维的体现。“公私合营是由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无论对企业,对资本家来说是个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40)清产核资工作就是一项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复杂工作。为了更加客观合理地推进此项工作,新政权从华南分局、粤中区党委、江门市委、市政府、人民银行、税局以及财务干部中抽调16人组成工作队,对该公司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的实物部分(41)进行清点和核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834.html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1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