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龑:数字时代通信权的重释

更新时间:2022-09-29 00:28:52
作者: 张龑  

  

   后来的文化哲学家并没有使用跨个体人格的表述,而是对应主体哲学,使用的是主体间性。在这个意义上,商谈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拉德布鲁赫以及文化哲学的跨人格理论,用主体间的交往行动理论重塑了跨人格理论[16]。但是,就通信本身而言,语言只是通信的一种符号,将其作为文化劳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唯一符号,并不符合生活实际。除了语言之外,各种媒介包括数字符号和算法,都是通信的内容,跨越性人格较之语言交往行动理论具有更为广义的内涵。因此,跨越性人格理论所支撑的通信权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表达和论辩的权利,确切地说,通信权是对符号与媒介及其衍生的精神作品乃至物质设备所享有的权利,其目的旨在实现人类的互联互通,促进每个人的跨越性人格的实现。因此,通信权在法理基础上对应的是跨越性人格,语言只是跨越性人格的符号与媒介体系的一部分,除了理性交往与论辩之外,符号与媒介技术是实现跨个体价值和跨越性人格的核心。

  

   (二)媒介的变迁与人格的延伸

   1964年,美国著名的媒体人麦克卢汉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解媒介》一书,副标题则是“论人的延伸”,深刻地揭示了跨越性人格所内含的基本价值。人生天地间,本是一无限延展之存在,但受限于物理与文化媒介的局限,只能局限在有限的时空里。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本质上就是人的延伸,媒介是人类器官与感官的强化与放大[17]。每个人人格的延伸需要的是以技术为载体的媒介,技术越发达,跨越性人格发展的程度也就越高。麦克卢汉指出,从历史上看,人类媒介的革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言与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走出部落,加强与部落外世界的联通;第二个阶段是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推进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壮大;第三个阶段是信息技术发展,如果说在机械化时代,人类实现了物理身体的延伸,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使得人类的神经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通过信息技术作为媒介,人类的感知可以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知识的创造与更新可以轻松传遍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的跨越性人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逐渐结合为一体,重新“部落化”,地球这颗行星成为相互联通的地球村。

  

   “一切媒介都是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革命的爆发为人类的跨越性人格的充分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代国家的宪法同步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权、广播电视权等。这些权利虽然是不同的权利类型,但本质上都是关于媒介的权利,只是跨越了不同技术时代而共同出现在当下的宪法文本当中。事实上,这些不同的权利都属于跨越性人格权,亦即通信权,差异在于媒介类型。例如,公民言论权的行使离不开出版、广播等,但是出版权的行使需要以纸张与印刷术为媒介,而广播权则是以电台信息为媒介。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媒介权加以赋能,如今转化为数据权、信息权、算法规范等。可以说,跨越性人格权自古就有,但是由于媒介形式的不同,媒介背后技术水平的不同,跨越性人格表现为不同的宪法权利以及其他法律中的权利。

  

   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实现人格延伸和跨越性的历史。现代哲学的重要突破在于认识到在纯粹的物理世界与纯粹主观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客观知识或符号为载体的第三世界。自觉建设这样一个世界,就成为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其中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媒介建设,可以统称为通信。通信的实质就是开发与建设媒介,打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的屏障,实现互联互通。因此,立法保护通信权既是对人权中跨人格权的制度保障,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必然要求。

  

   三、国家义务与社会责任

  

   通信技术和通信立法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共同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篇章。若将通信理解为一切媒介技术的总称,通信权则是一个内含媒介技术演进的总体性权利与规范。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推动通信媒介技术的进步与运用是通信权作为客观规范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宪法通信权在法律体系中所要求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权利,还包括实现通信现代化的国家义务。通信权的实现程度与质量是衡量我国走向现代化程度与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尺。宪法通信权要求国家要为通信权的保障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加强网络空间监管,推进网络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居于社会层面的网络平台掌控通信的核心科技,对于日常生活深深依附于网络平台的公民来说,通信权意味着,网络平台必须承担起不侵犯以及积极保护公民通信权的社会责任。

  

   (一)国家保障通信权的义务

   相对于公民享有的一般通信权,国家有义务尊重、保障、促进通信权的实现。这既是《宪法》第33条“尊重与保障人权”基本主张的体现,也是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从《宪法》基本权利的功能维度观之,基本权利的首要任务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权利的行使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非法或不正当的干涉,如确有干涉之必要,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合法或正当的理由。其次,基本权利是一种受益权,公民可以请求国家做出一定的给付义务,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最后,基本权利是一种客观价值秩序。这一秩序意味着,除了“不侵犯”并“保护”基本权利之外,国家要运用一切手段促进、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作为跨人格权与媒介权,通信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区别在于,通信权的保障与实现主要不是体现在基本权利的消极防御维度,而是国家应当履行推进通信现代化的义务。通过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民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拓展自身人格提供技术保障与物质保障,这是通信权最为核心的内涵。比如说,国家保障公民通信权,有义务建设相应的通信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也是一种媒介,即美国学者彼得斯提出的“基础设施型媒介”,是一种能量放大的能力系统,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将人们彼此之间联系起来[18]。对于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技术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必然是先由国家推动,然后才是社会惯习的生成,科技与相应的法制成为社会生活本身。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信发展史见证了国家积极承担保障、促进公民通信权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电话通信依旧是通信的主流,但受到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当时的电信运营部门并没有主动追求技术进步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公民通信权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为了化解电信运营部门的垄断和割据,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成立中国联通,并且对其他的电信运营部门进行优化组合,相对强势的电信运营企业吸纳相对弱势的电信运营企业,形成了电信行业移动、联通、电信三足鼎立的良好局面,公民通信权在之后的几十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切实保障。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某些互联网企业之间相互设置壁垒,阻碍了公民通信权的行使。国家为此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各个网络平台相互之间的互联互通,确保公民通信权的充分保障。近年来,网络空间利益的分化导致一些网络平台之间相互设卡,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屏蔽网址链接,侵害了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降低了用户体验,甚至危及互联网的良好生态。2021年9月9日,针对一些互联网企业存在的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工信部约谈多家互联网企业,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在其相关平台中解除屏蔽,否则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实现互联互通、规范有序、公民通信权有效保障的网络环境,既是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也应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共识。

  

   (二)通信权实现的社会责任

   在数字时代,公民通信权的主要行使媒介是互联网,确切地说是网络平台。网络平台通过代码组织社会公众,代码作为连接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媒介,相对于传统的媒介拥有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强的可塑性[19],所以,网络平台动辄就有成千上万的用户,使每个人的跨越性人格实现了几何级增长的进步。但是,从经济理性角度观察,网络平台与互联网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商业利益。逐利性使得广大网络企业具有滥用公民个人信息,阻碍公民正当通信权行使的动机[20]。如2008年阿里旗下的淘宝正式屏蔽百度的蜘蛛爬虫,从此网民不能通过百度网进入淘宝。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相互割据的情况到2010年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腾讯与360之间的纠纷,在纠纷激烈的阶段,网络用户必须要进行“二选一”,如果要在电脑上保留360相关软件,就必须卸载腾讯QQ。在网络平台的数量井喷式地增长之后,某些互联网企业争相设置壁垒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严重背离了网络媒介本身的属性和促进公民通信权的初衷。因此,网络平台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是宪法通信权规范对相关企业提出的社会责任要求。

  

   一定程度上,网络平台所具备的技术水平与能力有时比其他主体都要强[21]。面对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在由此引发的治理问题方面相较于网络平台缺乏足够的技术和经验,也不具备核心技术和资本能力。因此,单单依靠国家的治理和规制远远不够,网络平台自身必须担负起保护公民通信权的社会责任。当前,网络技术与公民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网络平台已经渗透到经济、文教、医疗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掌握“数据权力”,具有将公民个人信息予以快速整合的超强能力,其对于大数据的掌控提高了监控个人信息与侵害公民通信权的风险,平台与公民之间信息不对称也会导致公民在寻求法律救济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22]。与此同时,公民的参与是网络平台得以正常运转的源头活水,如果网络平台不能够做到有效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以及保障公民通信权的正常行使,那么网络平台就会因为违反诚信原则而丧失用户的信任。就此而言,网络平台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责任关系,一种是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关系,如果网络平台侵害公民的个人信息达到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违法或犯罪的程度,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下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种是私法或社会法上的责任关系,也就是说,网络平台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信义关系,相对于网络平台,公民属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公民在使用网络平台的过程中透露个人信息是基于对网络平台的信任,因此网络平台对于公民的个人信息应当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担当网络空间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守门人”,自我规范个人信息收集渠道,健全个人信息后期处理规范,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源。正如查尔斯·蒂利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公民与网络之间的高度信任关系,才推进信任网络不断推陈出新[23]。

  

   概言之,在数字时代,通信权具有了新的技术内涵,智能技术将公民通信权行使提升到新的维度。国家既要积极监管,也要努力推进网络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切实保障公民通信权。与此同时,通信权的保障需要网络企业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网络平台企业在数字时代因具有技术优势而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因此应当在积极发展网络通信技术、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起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会责任,推动形成通信权保障的国家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良法善治的新格局。

  

   四、我国通信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

  

如前文所述,宪法通信权同时在历史和体系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历史维度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通信权一度局限在邮政电报,而电视电话被视为发达国家的象征。到了21世纪的今天,网络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通信一词的认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82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