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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内涵与性质

更新时间:2022-09-29 00:09:36
作者: 张跃国  
这就是“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3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推导出四层含义:首先,在资本能够循环运动和自我积累之前,必须有一种“原始积累”作为起点,也就是要先解决资本的最初来源问题。共产主义也不例外,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不能不先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资本),因而也必须找出自己的“原始积累”方案。其次,资本从原始积累开始,就是与暴力相伴相随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资本依然要成为一种带强制力的社会关系,因为工人在形式上是自由的,资本需要把他们置于除了出卖劳动力而别无选择的境地。要彻底转变这种状况,铲除资本套在人身上的枷锁和桎梏,必须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4在解放无产阶级的同时也解放资本。再次,无产阶级要获得并支配资本,不能寄希望于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自行扬弃,必须采取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样的手段,利用国家权力把资本主义的“不义之财”变成共产主义的“大同信物”,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5最后,马克思说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是指暴力能够以革命性方式急速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同时直接获取存量经济,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非有意赞美和鼓动暴力,为暴力而暴力。恰恰相反,马克思极力追求且为之奋斗的,正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美好社会,只不过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不同社会形态的阶级斗争都指向所有制问题,而资本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又最完备的表现”,26所以只有用无产阶级暴力消灭资本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支配人、压迫人、异化人的不合理状况,实现人支配资本,资本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最后达到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目的。

  

   考察马克思对“资本”这个范畴的辨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充分体现了方法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在这里,“统一”这个用语不是陈词滥调。方法一定要指向并融入具体内容,而内容构建则依赖科学方法的传导和支撑。马克思用的方法是逻辑,也就是从抽象开始,因为没有抽象的规定,资本就只是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难以显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本质;同时他从未离开历史条件和最过硬的事实,因为脱离了历史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形式,这种抽象就表现不出真实的资本内容。不要忘记,马克思在交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已经多次强调这种“统一”,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样看来,我们对马克思的方法和逻辑可能一直存在误解,起码存在理解不全面或不准确的地方。比如“事物的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等类似的断语,表面上看与马克思的阐述别无二致,但是细细推敲起来,这种表述很容易产生误导,让人觉得事物底层存在一个“统一性”,上面还有一个“多样性”,统一性是永恒的,多样性只是统一性的外在表现。这种理解恰恰不是“统一”,而是把具体事物一分而二,制造了形神分离的分层论或变相的二元论。其实马克思的原意很明确,具体就是多样性的统一,统一的结果构成具体,而不是具体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统一。换句话说,抽象出许多规定,仅仅是为了对具体进行说明和再现,如果抽象没有上升到具体,这种抽象就是悬在空中的,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回到“资本”这个范畴或者现象,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不存在抽象(或者说具有统一性)的资本概念,只有不同社会形式下的具体的资本。因为这些社会形式作为规定和条件,必然要和其他规定一起加入综合过程,产生不同的多样性的统一,这个新的统一在内涵和性质上当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它还保留了“资本”这个简单范畴的名称。为了加深思考和理解,我们不得不再次引用马克思对社会形式的强调:“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27

  

   二、新中国资本理论和资本治理实践的发展历程

  

   简要回顾党史和新中国史,我们大致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资本(私有制意义上狭义的资本)问题上是最忠实的马克思的信徒。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示的方法和路径,党组织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接管、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28这个实践进路和结果与马克思的逻辑构想若合符契,称得上一段伟大而完美的历史演绎。但是,马克思没有继续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征、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我们接下来的历史演绎也就失去了指向明确的理论脉络。历史当然还在继续,资本的故事却到此为止。在此之后长达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别说资本的行迹踪影,就是“私”字一闪念也很可能陷入“走资派”的泥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必然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无可避免地再次与资本这个“幽灵”迎头相遇,资本问题因此再度浮出水面,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29无独有偶,把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不光我们有些人顽固坚持,西方有的人也如此认为,比如有学者公开宣称,“今日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也就是说,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负债经营是一个紧要的关键”。30对此,邓小平提出“不搞争论”,本意是希望靠发展实践和结果来证明孰对孰错,但是不争论不等于没有争论,况且实践本身不会自动说话,同样的实践和结果,采用不同的话语体系会产生迥然不同的解读。总之,资本问题在中国语境下一直呈现出大是大非的原则性,事关道路,无法回避,更不能无限期回避。

  

   当然,解读重大问题不能如此简单武断,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过程,感悟与资本纠缠、彷徨、和解的心路历程,努力把高度抽象的结论尽可能具体化。这也是本文一再推崇的马克思的方法和逻辑。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对资本的种类、性质、定位、作用等的认识是清醒的,处理方案是切合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资本理论,但是基本上明确了比较完整的资本治理政策体系。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党的经济政策时,对当时几种主要的资本成分的性质作了明确界定,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第一类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的资本,31也就是通称的官僚资本,采取没收归国家所有的政策,使其成为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第二类是“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就是通称的民族工商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其积极性,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同时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在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对其进行限制。第三类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及各级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的性质“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第四类是外国资本,主要指贸易对象,“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32但是对外贸易要实行统制政策,“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分析各种资本成分的性质及相对应的政策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作了集中概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3

  

   第二, 新中国成立后,从恢复国民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对各类资本的政策和治理实践基本上贯彻和延续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1949年至1952年,“对官僚资本企业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完整地接收下来”,“以此为主要基础,国营经济迅速建立起来”,“官僚资本企业一经收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就改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34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则是“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35“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36与此同时,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这些举措“不但使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顺利转变为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且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37经过三年的改革调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同时在经济生活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特别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力量弱小的民族资本无法承担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任,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必然要求。为此,党在1953年6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行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为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业、手工业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38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切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实践中创造出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堪称推动资本性质和作用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创举。但是,“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39从以后历史发展过程看,最关键的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有适当保留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为极端强调“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埋下了伏笔。造成这种状况可能存在多种复杂因素,这些环境因素超出本文范围,可以暂置不论,但是应当明确,根本原因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等缺乏深刻认识和理论思考。

  

第三,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们越来越趋向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所有制、资本等范畴的认识日益抽象化、绝对化、极端化,经济结构单一、资本形态单纯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经典形象。从主观因素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40这种热情在短期内、在某些领域确实产生了超常规的效果,给“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1更何况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必然会忽视自然的发展阶段和客观的自然规律。这种抽象的思辨如果不能及时上升到具体,极易滑向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综合、自我强化、自我运动,以致越来越远离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以为仅靠主观意愿就可以超越或者极度压缩发展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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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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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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