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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蒙: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社会主义思想

更新时间:2022-09-28 23:22:39
作者: 韩蒙  

  

   提要: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论,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人自我批判思想。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界定了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共产党人”,初步揭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面对1848—1852年欧洲革命的实践困局,马克思、恩格斯同步推进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研究与伦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掌握革命主动、推进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他们由此提出,该语境中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就是指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从主张“空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践行“革命的社会主义”,以不断的自我批判、自主行动引领社会革命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中获得充分且深刻的继承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论,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要求,更体现了对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共产党人如何成为“真正革命的党”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共产党人”概念,界定了其理论使命,并在1848—1852年遭遇的实践困局及由此激发的理论探索中凸显了共产党人推进自我改变、自我批判的必要性,强调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从主张“空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践行“革命的社会主义”。从两人的著作来看,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并未明确概念的边界、形成系统的学说,但却包含了重要的理论质点。回顾和阐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为准确理解自我革命的原初含义、探寻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思想缘起、领会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将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奠基于现实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指明共产主义的哲学根据是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底色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如何介入和引导工人运动,特别是进一步建立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便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推进革命事业的重心。在欧洲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手工业者中间,魏特林的理论地位举足轻重,他所写的《现实的人类与理想的人类》构成了正义者同盟的纲领。为了使该同盟在理论上去除魏特林共产主义中的“秘密学说”、在实践上摒弃以往的密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春受邀参加并开始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共产党宣言》作为新的纲领,正面阐述基于历史观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人”(Kommunisten)。

   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观叙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人,是大工业条件下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制关系,这集中表现为生产过剩所引发的商业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普遍存在:“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38。鉴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导致的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对抗,无产者自身的实践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而出现的分散状态,到逐步结成同盟、开展革命运动,最终在政治上形成阶级与政党。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且必须组织为政党,缘于它被迫卷入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1]41。

   不同于以往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的独特性正在于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针对魏特林学说的弊端,马克思、恩格斯从这种历史观出发,着重揭示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空论的科学与革命的科学的关系,探讨了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及其自我革命的初步内涵。

   第一,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历史联系。

   马克思自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就对两者做出了区分:前者是在现有市民社会基础上谋求改变政治形式,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后者是意图在市民社会内部变革市民社会,改变私有财产关系下无产者的贫困状况。魏特林所代表的传统共产主义者便是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作为直接的目标,否定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这些人是失算了,在这样的作战计划里,不久就会使朋友和敌人分辨不清”[2]352。相反,马克思在看到两者差异的同时,强调其历史合理性和连续性:“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这种政治革命是“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3]395,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个必经的中介环节。在这个语境中,当魏特林截然划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就只能是脱离市民社会既有基础的密谋活动、暴力夺权;而当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内部理解无产阶级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时,才会充分承认政治革命的历史意义,将社会主义奠基于市民社会的现实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理论证之上。

   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特别提出了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共产党人会为了抵抗共同的反革命势力即“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这是他们的最低纲领;同时,共产党人也绝不会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1]65,从而继续参与到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去,这是他们的最高纲领。况且,在他们看来,与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相比,此时的德国正处于更进步的欧洲文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会推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变革。也就是说,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结合是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直接序幕。正是在此原则下,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包含十七个条目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首的要求便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4]3,这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印制成传单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与《共产党宣言》,成为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无产阶级者随身携带的宣传文件。[5]197-198

   第二,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自觉联动。

   黑格尔以辩证法揭示了绝对者在本质上是自我活动的结果,是指扬弃直接的、未经反省的实存而发展自身的道路。自1844年开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以来,马克思便指出,现实的人只能被把握为自己的劳动活动的结果,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异化缘于工人劳动活动的自我异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更明确地提出,旧唯物主义者所直观到的客观世界,只能被把握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产物,由此确立起新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社会环境的改变即社会革命与人的自我改变即自我革命是内在一致的,客观世界的改造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同步发生的。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于社会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得以展开的能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革命之所以必需,就在于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才能从中产生“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革命的必要性是“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6] 542、543

   无产阶级的能动性并不是反抗压迫的盲目举动,而是基于客观历史进程的社会革命。在传统共产主义者特别是魏特林看来,革命的必然性建立在被压迫阶级寻求自我挽救的自发举动,“一旦人民的忍耐的线已经被扯断了,那是最后也是最可靠的手段”[2]302。而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历史活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群众即无产阶级的活动,无产阶级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受到既有条件的制约,因而无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社会革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运动。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秉持这种历史观的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将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异的利益,他们不是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理论上,共产党人不以任何特殊的原则塑造无产阶级运动,而是“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在实践上,共产党人则成为无产阶级内在的一部分,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1]44

   第三,空论的科学与革命的科学的理论区分。

   共产党人如何以科学的理论引领无产阶级运动,既是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也是一项迫切的现实任务。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述,以往社会主义者是从既定的范畴、理论出发构想社会主义,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性、暂时性,因而经济范畴也具有特定的时代限制,带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质,由此出发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实现着资产阶级理想的“空想主义者”,是“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7]448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突破资产阶级的视野,关键在于植根经济范畴所处的特定生产关系,立足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和无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在历史运动中理解“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这些原理决不是以某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44-45。共产党人就是据此批判性地指认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局限性,自觉区分了在当时处于工人阶级之外的“社会主义”与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的“共产主义”[8]245-251,建构性地提出基于历史观的共产主义观:“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doktrin?r),而是革命的(revolution?r)科学了”[9]143。

   相较而言,以往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忽视社会革命的历史前提、错认无产阶级的能动性,根源便在于对社会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引发的阶级运动缺乏深入剖析。正如马克思在评价魏特林的学说时强调的,对共产主义的科学探索必须“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10]465,即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前提下阐述共产主义。恩格斯也同样批评魏特林:“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11]232通过将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升华至社会历史观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共产党人阶级斗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本身的性质、条件和目的。

   二、实践困局的突围: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在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参与了德国国内的民主革命,在短短一年间从书斋中的理论家转变为“革命中的起义者”[12]126。他们在将《共产党宣言》的主张付诸实践之时,也需直面一系列新的难题:在普鲁士统治下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同步推进并不顺利;法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沉湎于理论空想,难以始终践行“革命的科学”;欧洲革命进程遭遇反革命势力的沉重打击,新的革命尚待新的契机。对这些实践困局的反思,使得两人更加意识到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中持续推进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必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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