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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蒙: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社会主义思想

更新时间:2022-09-28 23:22:39
作者: 韩蒙  

   第一,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联合中如何保持独立和主动?1848年春,以法国二月革命的方式抨击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成立德意志共和国,是德国各股政治力量的最大共识。在此情况下,利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影响地位以及同科隆的长期联系,马克思加入了革命行列,在本土创办《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从《新莱茵报》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他支持一切民主力量构成革命联合,一同参与到反抗普鲁士专制的革命中来。

   无产阶级是否要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争论的焦点。早在1846年3月魏特林到达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会面时,两人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继魏特林之后,马克思又遭遇以哥特沙克(Andreas Gottschalk)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质疑和挑战。后者反对与民主派结盟,认为马克思的做法无异于让工人们“脱离中世纪的地狱,但办法是让他们自愿掉进资本迂腐统治的炼狱中”[12]150。无产阶级如何在民主革命中坚持自身阶级利益、最终赢得领导权是问题的关键。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是德国历史条件的特殊性造就的:相较于英法两国,在晚近发展的德国,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争夺国家的统治地位;作为大工业的社会结果的德国无产阶级也同样发展得不充分,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没有能力独立地组织为阶级政党。因此,他们强调:“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重大的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所以,“考虑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联合起来战胜共同敌人。[13]688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德国共产党不是在理论上“布道”的“小小的宗派”,而是“巨大的行动党”,是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的积极力量。[14]19

   然而,基于德国现状提出的革命联合方案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挫败。普鲁士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终倒戈,在与国王的“协商”中竟保留了旧王朝的全部统治机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反思:德国资产阶级的缓慢发展,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旧的敌人”即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之时,发现“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对立起来,与专制王权的妥协是“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这是与它自身的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式。[1]72,75可见,民主革命联合的实现,既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需要无产阶级更深层的自我理解、更持久的斗争行动。面对具体的历史境遇,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13]146。

   第二,无产阶级缘何无法践行“革命的科学”而陷入空想?社会革命的爆发会自发促成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之前坚信的一点。然而,社会革命不仅是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存在,而且是包含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无产阶级自觉在观念和行动上不断改变自我、改造社会的历史性过程。通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阶级斗争史的梳理,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正在面临的复杂形势。

   这种复杂性首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的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摘以既定理论、范畴批判现存社会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即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属性;此时,作为革命亲历者的他们则发现,无产阶级自身在历史运动中同样遭受着意识形态困扰。马克思强调,身处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过去观念的束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470-471。作为既是历史“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的无产阶级,仍会沿用既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旧话语来言说社会主义的新愿景。在二月革命中,巴黎无产阶级不仅在观念上抛开阶级斗争,将“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即“博爱”作为口号,而且提出空想的经济要求,将“组织劳动”“专门的劳动部”“劳动权”(droit au travail)作为目标。然而实际上,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然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所以,仅仅从劳动权出发,而不涉及这种范畴背后的生产关系,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意志”,是“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1]113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是在观念上、在想象中超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畴,而在行动上恰恰陷入了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再生产结构中。

   “社会主义”主张甚至也成为以社会主义形式表达的资产阶级利益。出于反对秩序党主导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同目的,共和派、山岳派、农民都逐步向无产阶级靠拢,形成革命联盟,并且将各自的革命主张团结在“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之下。例如,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使工业和自由贸易摆脱束缚的举措,被称为“社会主义”;又如,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设立信贷机关、设立协作社、抑制资本增长的措施,也被称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在当时,一切为打破秩序党垄断的主张,“全都是社会主义!”[1]164-165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一般社会主义词句”只是意味着,联合起来的各个阶级都在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来改造社会,宣称自己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这使得原本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理论表现的社会主义再次沦为空论,成了“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1]166。

   第三,无产阶级在革命低谷期如何展望未来的社会革命?自法国六月起义失败至1849年底,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逐渐陷入低潮。在流亡伦敦期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与一份政治经济学刊物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便是1850年1月问世的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The New Rhineland New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前三章就刊发在该杂志的头三期。新杂志的标题,凸显了马克思对革命事业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关系的重新估量。早在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强调,不仅要“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还要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6]711-712此时,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研究,也是为了“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15]3。

   因革命运动而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于1850年春得以重启,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首先得到诠释。根据恩格斯晚年的回忆,马克思利用这个阶段的经济研究完全弄清了:1847年的世界性危机孕育了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则是欧洲反动势力重新振奋力量的基础;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前三章中“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的话,那么写于1850年秋的最后一章“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11]535-536这是因为,在生产力蓬勃发展、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繁荣的时候,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所以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到来之后才会发生。[1]176这是马克思首次明确地将经济危机与革命起义联系了起来。猜想下次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会出现何种情况,成为此后几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主题。

   此外,作为工商业繁荣的一个政治后果,无产阶级的地位及革命意愿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及日常意识之间的反差,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恩格斯在剖析法国无产者在波拿巴政变中相对消极的原因时就提出:“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16]247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绝对贫困的问题大大缓解,于是“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1]519特别是在英国,工人有足够的工作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导致了政治上的冷淡,宪章派运动愈发式微,甚至在工人运动中还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可见,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拜物教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亟须借助政治经济学研究、深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做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三、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

   面对实践困局和新的趋势,作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的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如何引领无产阶级群众在社会革命中摆脱观念意识的空想、掌握历史进程的主动?共产党人引领社会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便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引论是富有启发性的: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只有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Umsturzpartei)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wirklich revolution?ren Partei)”,证明这一点是写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的“几篇论文的任务”。[17]11可以说,此时马克思语境中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就是指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主张变革的党”是在理论上主张和构想革命、从主观上要求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真正革命的党”则是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并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自觉理解、凝练和践行无产阶级的理论要求的共产党人。

   第一,“真正革命的党”践行的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自发与自为的差异,做出“空论的科学”和“革命的科学”的理论界划;在1848年至1850年欧洲实际发生的社会革命中,也相应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空论的社会主义”(doktrin?ren Sozialismus)与“革命的社会主义”(revolution?ren Sozialismus)。面对反资产阶级专政时各阶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主张,马克思强调,这都是理论家从既定的词语、范畴和现代社会的理想图景出发的想象,是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反资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空论,“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1]166。也就是说,面对历史运动,受到视野限制的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社会变革中的某一个过渡阶段,使整个运动服从于其中一个由资产阶级利益所代表的阶段,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革命联盟“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空论的社会主义”周围,这即便不是“故意骗人”,也是一种“自我欺骗”。[1]165

与之相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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