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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阿伦特论本真的政治*

更新时间:2007-03-27 01:52:13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有两个主要贡献:一是对于二十世纪的政治之恶――极权主义――的分析(主要见于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二是对于政治的卓异性的分析以及对个体的卓异性在政治的卓异中的位置的分析,主要见于她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又译《人的境遇》、《人的状况》等)。

  阿伦特的学术生涯开始于研究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如果不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之极恶打断了她的哲学研究,她可能会继续这种哲学研究。极权主义的恶强化了她在政治中寻求肯定存在的理由和发现这种理由的需要。阿伦特的学术努力主要是通过回复原本意义上的“政治”含义,来恢复政治的尊严和政治的优先性。

  

  政治与本真的政治

  

  阿伦特通过下述的两个比较来展开自己的论述。首先是“本真政治”(authentically political)和“似是而非的本真政治”的区别,其次是“本真政治”和人类的其他经验类型的对比。这两个对比可以通过下面的观点联系起来:“本真政治”只是所谓“政治”(politics)这个更大场域的一个部分,而且,“本真政治”优先于其他许多人类活动。

  为了搞清楚什么是“本真政治”,我们必须知道仅仅在政治领域才出现的优势是什么,换言之,政治领域特有的优势是什么,只属于政治或“适当政治”的东西是什么。

  阿伦特的政治卓异性理论是一个各种因素的复合体。有些因素是她从古代世界和近代的历史中借鉴和阐释的;有些因素则是曾经出现于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尼采等思想家中而被阿伦特重新阐释的,还有一些是阿伦特自己创造的。

  那么,在阿伦特看来,被适当地实施的政治的本质、本真的政治和非本真的政治区别是什么呢?阿伦特的本真政治概念首先依赖于她对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的理解,其次则是依赖于她对现代和当代离我们较近的事件的理解,这些事件包括: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从1848到20世纪中期的工人阶级造反等。

  什么是政治?不同的政治理论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在韦伯的理解中,政治就是对于他人施加的行为(替他人决策、对他人实施命令等等),大约相当于统治;在施密特那里,政治就是对于敌人的斗争行为――但是不是在人和人之间,而是在武装的主权社会/国家之间进行。施密特理解的基本政治关系就是敌我关系。与这种理解不同,阿伦特认为,政治就是行动,而行动就是公开地就公共事务发言。阿伦特理解的政治是大家通过平等民主的商谈发表对于公共事务的看法。在阿伦特看来,暴力根本就不是政治,暴力也不是界定政治的工具,统治也不是政治,而且与政治对立。政治产生于纯粹的人和人的共在性,既非敌也非友。

  本真的政治是政治行动,“行动”和“言说”是阿伦特理解政治的两个核心范畴,它们虽然是不同的能力。阿伦特认为,政治行动的本质就是其非暴力性,所以它必然是通过言辞进行的。真正的政治行动就是言说,是通过说服和商讨的方式进行的观点的交流。

  关于暴力的非政治本质,阿伦特在《论暴力》一文中进行了集中的阐释。阿伦特从区分“权力”和“暴力”入手,谈到了这两个概念与政治之关系。权力和暴力到底是什么关系?阿伦特指出:政治哲学中一个流毒深远的见解是:权力来源于统治本能,来自统治别人的快感。人们或者认为权力的本质是使得他人按照我的意愿行动;或者认为权力在于我能够不顾他人的抗拒而行使我的意志。阿伦特认为,这些界定都是把权力简单地理解为支配,理解为使他人服从自己――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阿伦特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误解,是把“暴力”(violence)等于“权力”(power),把暴力当作是权力的最明显表现,把政治理解为对暴力的争夺,暴力就是终极的权力。

  在阿伦特看来,这样的理解毒化了“权力”概念,使得“政治”、“权力”等概念“空心”化、非道德化。好像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的胜负取决于谁拥有或垄断了暴力。正如阿伦特所嘲笑道:“如果权力的本质就是支配的有效性,那么,就不会有比枪口的权力更伟大的权力了,而我们将很难说清,一个警察下的命令和一个劫匪下的命令到底有什么不同。”[1]阿伦特不把那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力量称为“权力”,也不把争夺暴力领导权的斗争称为“政治”,目的是为了强调权力和政治的非暴力性质。她的“权力”和“政治”概念都是褒义的,是带有正面道德内涵的。政治的本质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支配,而是平等的人之间通过言语而进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而“权力”则是这种协调一致的活动中产生的、使大家自愿服从的力量。不是建立在平等主体间协调一致的言行基础上的“权力”是不具有合法性的,它必须也只能通过暴力维持,它本质上就是暴力。这也就是暴力之所以是前政治或非政治的原因。公民的参与是权力的本质(在不能直接参与的情况下,公民可以采取委托的方式授权政府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本质上这也是一种参与)。

  

  本真政治的内容

  

  那么,政治作为关于公共事务的公共言说,其内容是什么?阿伦特认为,适当的政治行动的内容就是政治本身。

  政治行动必须是值得纪念的,必须成为行动结束后的故事的材料,是后代的历史的材料。这种的行动不可能是产生于那些可以通过行政的和等级的过程加以解决的那些关切(比如物质消费问题)。也就是说,政治言说的内容不能是社会的或经济的政策。真正的政治要成为可能,人们就必须能够理解自己的处境,给出自己的观点。技术知识不可能和政治直接有关。而且,如果政治要持续进行下去,个人观点的差异是必须的。阿伦特在分析欧洲的工人阶级通过自发地创造革命委员会而对真正的政治做出的贡献时明确指出,这种贡献不是该委员会对经济状态的改善的贡献。这种贡献体现在工人思考自己利益之外的事情的能力的提高。

  相应地,真正政治的内容还包括:讨论和商议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护一种特定的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的存在理由,是为了通过自由讨论、商议、争论而从事公共事务。在危急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讨论创造什么样的政府来把自发的讨论和商议体制化。涉及法律精神和法律阐释的那些宪政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谈论作为政治的政治的内容,或者谈到作为言说的政治――这种政治涉及的是这种言说的前提条件的创造和维持,也就是认为,政治是自为的,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本身。这个意义上的政治象美的事物,超越了必然性和有用性。但是与艺术品不同,政治行动不是客观对象化的,而是只存在于演示的那一刻,同时,虽然政治是超功利的,但政治又是严肃的。阿伦特认为,比之于古希腊的政治,近代的起义政治更能体现真正的政治,因为处于涌现状态的政治(eruptive politics)比那些规范化、机构化的政治实践更本真,这是因为阿伦特认为,涌现中的政治是关于开启的政治(politics of beginning),是人类开新能力的体现,是更加具有创造性的。阿伦特最擅长分析的是一些超常事件,比如革命、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公民的不服从,而那些常规的、非戏剧性的事件却激发不起她的研究热情。阿伦特认为,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和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内在于人的出生的新开始可以使自己在世界上被感受到,这只是因为新来者拥有开新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2]创新虽然在别的人类活动中也存在,但是在政治行动中才是最生动、最具启示性的。135

  在阿伦特看来,只有当大量的人希望参与政治生活且秉持正确的精神参加的时候,本真的政治才是可能的。参与政治行动所需要的品质是勇气、对公共幸福的追求、有公共自由的趣味,以及公民展示自己的卓异性的渴望――不管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成就如何,而且与最后的胜利喜悦无关。但这些品质中唯独没有权力。与尼采相反,阿伦特相信“统治的激情”在真正的政治中不起作用。

  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阿伦特反复说:“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但是总体而言,阿伦特并不主张政治行动者的那种英雄主义。即使是离开自己的家庭私人领域的安全保护、进入公共领域也是需要勇气的,这不是因为特定的、具体的某种危险在等待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对生活的关切(这种关切是私人领域的本质)失去了它的有效性。

  另外一种重要的品质是在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利于中寻求自己的幸福,对公共自由有浓厚的兴趣,而不是把自由限定为离开政治(公共领域)后一个人所处的状态,同时,自由也是一种表现自己的卓异性的雄心,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达到某种目的的尝试。这些品质被总结为“美德”(virtue):“人借以回应世界向他开启的、通过命运女神面目出现的机会的那种卓异性。”[3] “美德”类似于但不等于技巧娴熟的表演艺术者所展示的艺术鉴赏力。

  阿伦特强调,美德不是本真政治的工具或手段,美德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就像本真的政治一样,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行动引出美德,但是没有美德,行动不能是本真的。它们相互使得对方成为可能,并且相互为了对方而存在。

  

  本真政治与原则、约束以及道德

  

  阿伦特也谈及了政治行动者必须对于自己进行的约束(或“规约”,discipline)。约束体现为立场和位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来源于行动者的性格、特定身份,甚至阶级立场。有时候阿伦特也强调约束的被选择的特性。总之,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必须被转化,去私人化,以便成为适合公共展示的形式。这就是约束。

  “原则”在阿伦特那里最好被理解为承诺(commitment),不管是选择的还是委任的。这里虽然有服从,但是这种服从被感觉为扩展(expansion)而不是制约。在一个人把自己置入某个角色的时候,他也是在扩大自己,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这个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机械强加的东西,一个人并不用反复审查自己的行为路线。他的言说是创造性的――虽然也是受到规约的,是和他完全相称的。一个人自己不能独自展示,他需要公开颁布自己的承诺并因此显示自己是谁。人自己的声音是通过面具(mask)发出的。人的身份是“不可触摸的”(intangible),只是不完全地记录在他的同道参与者身上,它可以通过对于自己的“模仿”、通过政治行动而得到充分的传达。

  描述本真政治的最佳语言是戏剧语言。借用戏剧术语来表达,那么,促使角色行动的不只是动机。对阿伦特而言,“动机”一词过于狭义,过于封闭。角色也不是单纯的意志问题,这个词过于任意了(willful)。当然,角色也不是智力即认知的问题。一个行动者在政治上必须是充满智慧的,但却不是计算机。个人心理学领域的范畴不能恰当描述政治行动者的心理世界。行动者必须超越自己的个人心理学。自由不是对自我经验的固执,而是对其的超越。阿伦特坚持认为一个人必须通过在公开的场合展示自己、必须有他人的在场见证,才能获得自己的身份。所以,幽闭的经验自我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所在地。

  阿伦特提供了对于“原则”的分类,这些都表达着政治自由。这些原则如:荣誉和荣光、热爱平等、独特或卓异,但是也有恐惧、不信任和恨等。这点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尝试性的解释是:一个人可能在服从于恐惧或恨的原则的时候,就公共事务方面进行创造性的言说,就此而言,从恐惧或不信任而产生的行动表达了自由。但是,当一个人从恨或恐惧的原则出发行动的时候,他是自己和自己矛盾的。而且,对于丰富和完成政治的戏剧而言,恐惧和恨的原则也是需要的,它们对于本真政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失败的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还有什么比悲剧――伟大的承诺和卓越之后的失败――更加令人震撼的呢?对于那些经验过本真自由的人而言,失败和成功,摧毁自由的原则的命令和保护自由的原则的命令一样都体现了政治。

  但是“原则”这个词不包括道德原则。这个问题导致另外一个问题:道德在阿伦特的本真政治理论中的位置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使她的读者迷惑的问题。阿伦特不关心道德,甚至支持不道德。她把人的行为和政治行动进行了区别,只有前者可以通过道德的标准――这个标准解释的是动机和意图、目的和结果――进行评价,但是本真政治的惟一标准却是伟大性(greatness),因为“打破共同接受的东西而达到超常”正是行动的本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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