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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光: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收入分层——基于宏观结构特征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实证研究

更新时间:2022-09-28 00:07:18
作者: 李晓光  
2019)。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少数族裔存在明显劣势(Lin, 2000; Marsden, 1988; Smith, 2000),例如和白人相比,黑人的网络规模和异质性更低(Marsden, 1988),这会限制他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成为其收入劣势的重要来源。在社会资本回报方面,当黑人和白人的社会资本动员率一致时,社会网络给黑人带来的工作机会更少,这是其收入劣势的另一来源(Pedulla and Pager, 2019)。中国有关社会资本和民族分层的文献中,研究者主要检验了社会资本存量差异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影响,而很少关注社会资本回报的效应。例如,有学者通过比较西部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现社会资本的存量差异是两个族群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来源(李黎明、李晓光,2016);也有学者发现跨族群社会交往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个体收入水平和促进族群交融(李晓光,2020)。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察社会资本回报在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尤其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这可能会影响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据此,本文将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同时纳入民族收入分层的理论框架,由此考察二者对民族收入分层的具体作用机制。

  

   3. 空间聚居机制

  

   空间聚居是收入分层的一个宏观视角。所谓空间聚居,是指社会成员在居住空间或地理分布维度呈现的不同肤色、身份或文化群体为特征的聚集现象,例如西方社会的种族居住隔离就是典型的空间隔离(Lee et al., 2008)。基于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空间聚居会降低少数族裔的收入水平,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因居住在少数族裔高度集中的地区而遭受收入损失,特别是对高学历劳动者而言(Tienda and Lii, 1987)。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居住模式也呈现空间隔离,即“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模式。既往研究发现,这种居住空间的差异是解释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机制(李实、古斯塔夫森,2002)。但是,中国社会的民族聚居模式,是基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长期形成的一种空间分布,这与西方社会因种族歧视而形成的居住隔离截然不同。那么,我国民族聚居将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收入分层?下文将通过调节效应来探索这一问题。

  

   4. 部门隔离机制

  

   工作部门隔离是收入分层产生的另一个宏观机制。关于工作部门隔离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真实世界中的劳动力市场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由不同的子劳动力市场共同组成,例如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等(Kalleberg, Wallace, and Althauser, 1981; Reich, Gordon, and Edwards, 1973)。为此,如果不同社会群体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差异,则可能成为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例如西方研究发现,少数族裔(尤其黑人和西班牙裔)更有可能从事一些社会地位低、收入低、稳定性差的工作(Huffman and Cohen, 2004; Kalleberg, Reskin, and Hudson, 2000),尤其是以脏乱、危险和高难度为特征的工作(Cook-Martín and Viladrich, 2009; Flynn, Eggerth, and Jacobson, 2015)。在中国,就业部门隔离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例如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体制内和体制外部门等。既往研究发现,工作部门差异是民族分层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更容易集中在农业部门(吴晓刚、宋曦,2014),从而导致较低的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尤其考虑到在中国西部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农村地区,为此工作部门隔离可能成为民族收入分层的重要来源。

  

   综合以上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都可能对民族收入分层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动效应?理论上讲,微观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等因素并非在真空中发挥作用,其收入效应很有可能会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据此,下文将通过调节作用来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

  

   (二)民族收入分层机制的联动效应:一个双重调节作用的框架

  

   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可能受到空间隔离或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一方面,空间聚居可能影响资本回报。西方种族研究发现,空间聚居显著加剧了少数族裔的收入劣势,主要原因是空间聚居不仅会导致人力资本的贬值(Huffman and Cohen, 2004),而且会减少跨种族社会资本的建立和维持(Briggs, 2002)。按照社会资本的理论逻辑,空间隔离会增加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导致网络内部有价值的信息高度重复,最终降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另一方面,工作部门也会影响资本回报。以人力资本为例,在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体制内部门,收入获得主要由岗位决定;而在以绩效主义为主要分配机制的体制外部门,收入往往取决于个体的实际生产效率。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也可能因部门而异,例如在体制内部门,个体在求职过程中通过施加人情影响来形塑职位分配过程,最终影响收入获得;而在体制外部门,当绩效主义主导职位获得时,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会受到限制。

  

   但是,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会对资本回报产生潜在的双重调节作用。所谓双重调节作用,是指调节效应本身可能会被进一步调节,例如要素M对“X➝Y”的调节效应,很有可能会受到第四方要素Z的影响。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之所以可能产生双重调节作用,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现实生活中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是同时存在的,而非孤立存在。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并非只存在单一的就业部门,而是同时存在多种工作部门,例如党政机关、民营企业和农业部门等。从原理上讲,双重调节既有可能影响调节效应的大小,也有可能直接改变调节效应的方向。为了深入理解双重调节效应的原理,我们以空间聚居对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为例,来分析工作部门如何影响空间聚居调节效应的方向。

  

   理论上讲,不同工作部门中空间聚居对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存在三种方向。第一种方向是扩大效应,即M对X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例如工作部门Z1中,空间聚居可能会加强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这一推理的原因是,在该工作部门中社会资本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私有部门),而少数民族的空间聚居会进一步加强社会资本的建构、维持及其收入回报。第二种方向是独立效应,即M对X的效应没有显著影响(或不存在调节效应)。例如在工作部门Z2中,空间聚居和社会资本分别独立地影响收入获得。这一推理的原因是,在该工作部门中,社会资本对收入获得发挥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因此少数民族聚居不会影响社会资本建构及其收入效应。第三种方向是收缩效应,即M对X的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例如在工作部门Z3中,空间聚居可能会消减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该工作部门中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低(例如农业部门),而少数民族聚居可能会增强社会资本的同质性,从而稀释社会资本质量及其收入效应。以上三种效应,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情境中也可能存在,即调节效应本身会被其他变量调节。面对这种空间聚居和部门隔离的双重交叉的情境,本文将资本回报的效应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和就业部门构成的双重空间进行考察。实证分析中,我们将检验在不同工作部门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调查样本覆盖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宁夏、广西、新疆、西藏、贵州、内蒙古、重庆共1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内容涉及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和民族文化等,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该调查采用概率与元素规模成比例的抽样(PPS),选择18岁以上的城乡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谈,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946份。本研究中,剔除在收入、职业等关键变量上有缺失的样本后,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5755个。

   (二)变量测量

  

   1.民族变量

   从表1可见,样本中汉族占67.99%,少数民族的比例为32.01%,高于全国平均比例(8.89%),这是因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比例较高。本文依据以往学者关于民族大类的划分标准(马戎,2008),结合CSSC2010样本中各少数民族所占比例,区分了八类主要民族,其中汉族赋值为0,比例最多的六个少数民族依次赋值为1到6(分别为壮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其他少数民族合并为一类并赋值为7。从表1可以发现,由于该调查覆盖新疆和西藏,数据中藏族、回族和维吾尔族的比例较高,这是很多其他大型社会调查难以实现的,因此本文基于这一调查数据的分析,能够提供更加客观、全面的民族分层图像。

  

   2.个体年收入(对数)

   本文选择个体全年总收入作为分析对象。这是因为,本文需要考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通过人力资本回报获得的收入,一般通过工资性收入可以直接反映出来,但通过社会资本获得的收入情况比较复杂,例如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从非正式渠道获取的收入,可能会被被访者忽视或隐瞒而未纳入工资性收入,因此个体全年总收入是一个更有效的指标。遵循以往文献,本文对收入取自然对数。

   3.人力资本的测量

   根据被访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本文分别赋予相应所需的年限,由此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本文中各教育程度对应的教育年限为:未受过教育的为0年,私塾为3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中专和技校为14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19年。从表1可知,人力资本的均值为7.84,这一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有两点:一是西部居民整体的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水平,二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年限低于汉族(尤其是藏族,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85年)。

  

   4.社会资本的测量

为了测量中国人的社会资本,边燕杰将定位法和中国文化情境相结合,首创春节拜年网,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边燕杰、李煜,2000)。然而,考虑到部分少数民族没有拜年传统,为了使社会资本的测量适用于所有民族,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发展出重要节日网。该网络主要测量各民族成员遇到重要节日时,相互拜会的网络成员数量及网络成员的职业。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计算出社会网络的相关指标,其中网络规模为相互拜会的亲戚、朋友及熟人的数量之和,网络顶端是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的最高值,网络差异是网络成员的职业类别个数。本文参考以往研究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边燕杰、李煜,2000;边燕杰,2004),通过对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进行因子分析来构建社会资本(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是0.872)。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提取1个公因子的累积解释比例为62%,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将公因子取值范围处理为0到100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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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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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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