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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极: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

更新时间:2022-09-27 23:43:32
作者: 阮极  

   【内容提要】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展开了广泛讨论,然而它是否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间接关系及跨阶层找关系的现象,却少有人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获得子女入学机会的个案发现,利用间接关系获得资源的关键,并非是以往研究所指的“关系强度”,而是节点之间的“义务”和“回报期望”。同一阶层的间接关系易施加影响,人情链可延伸较长,而跨阶层(低阶层向高阶层)因“回报期望”过低,难以在高阶层继续延长人情链,除非有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其代理,其原理是用高“义务”弥补过低的“回报期望”。间接关系中节点参与交换的动力基于“义务”和“回报期望”两者的总和,其中一个过低,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本文开辟了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相结合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的新路径,对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也做出了补充和推进。

   【关键词】 人情关系,关系强度,回报期望,社会交换,阶层

  

   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在关于美国的求职研究中发现,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用(Granovetter, 1973)。然而,基于中国80年代的求职调查数据,边燕杰认为强关系比弱关系更有用(Bian, 1997)。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地点是美国,人们在市场化的背景下求职,主要通过获取有用的信息寻求工作;边燕杰的研究则聚焦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求职状况,当时人们求职成功的关键在于上层决策者的影响,而非工作信息的传递。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对关系强度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关系的横向特征,即关系的亲疏远近,至于关系的纵向特征,即如何跨阶层找关系,却鲜有人关注。与此同时,边燕杰在其论文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发现: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有用(Bian, 1997)。不过,此后有关间接关系具体是如何被利用的,却少有人深入研究。

  

   本文聚焦另一个与找工作类似的话题:家长为子女入学找关系。在中国社会,家长是如何利用人情关系为子女获取入学资格的?在这种情况下,强关系、弱关系和间接关系是如何被利用的?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在利用不同强弱关系获取社会资源时有何区别?跨阶层找关系是如何实现的?本文借助个案研究,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二、强弱关系与中国人的“关系”

  

   社会纽带(social ties),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由于相互联系、相互接触,而形成的一种纽带关系。格兰诺维特通过“互动时间”“感情强弱”“亲密或信任度”“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将社会纽带划分为“强纽带”(strong ties)和“弱纽带”(weak ties),也译为强关系和弱关系。①其中,两个行动者之间互动频率较高、关系较紧密、感情较深以及互惠利益牵扯多而广泛的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Granovetter, 1973)。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的求职研究中发现,弱关系相比于强关系,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收益。这些不经常互动或低亲密程度的弱关系,跨越团体边界把人们连接起来,使之有效获取相关职位空缺的最新信息,从而谋得更为满意的工作和薪酬,这就是“弱关系假设”(Granovetter, 1973)。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弱关系假设”进行论证。林南认为,弱关系允许人们吸收和分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拥有的资源,并将社会各阶层的人联系起来,使地位低的人能接触到更高地位的人,通过利用高层的社会资源,阶层低的人可以得到声望更高的工作(Lin, 1982;2001);福山认为,弱关系对于强大的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因其更广的信任半径,为获得更远的社会资源创造了机会(Fukuyama, 1995)。

  

   然而,边燕杰在对1988年中国天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好的工作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的(Bian, 1997:366)。这刚好与“弱关系假设”相反。其实,边燕杰在天津的研究有其体制和文化两方面的特殊性:一是当年的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工作靠分配,市场化程度低;二是中国社会的人情文化氛围浓厚。边燕杰的研究背景与格兰诺维特截然不同。当时,中国求职成功的关键在于工作分配者的决策,而非工作信息的传递。社会网络首先是人情网,而不是信息桥。人情关系强,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人情关系弱,结果就不得而知了(边燕杰、张文宏,2001)。在研究中,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也采用了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关系强度。譬如,格兰诺维特提到了四个维度的组合,但后来,他对关系强度的衡量,却只立足于互动频率(Granovetter, 1973)。边燕杰则考量了两种类型的关系强度:角色关系(亲戚、朋友和相识)和亲密关系(相互了解、非常好、很好、一般、不好、根本不了解)(Bian, 1997:373)。在他后来的研究中,“相识”被视作弱关系,朋友和亲戚则被视作强关系(边燕杰、张文宏,2001:80)。

  

   中国人的关系,是充满人情和面子,有文化特殊性的纽带(Yang, 1994),是基于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或网络,它常常利用非正式、私底下的方式来获取资源(Jacobs, 1979;King, 1991;Yang, 1994)。边燕杰认为,中国人的关系涵盖着五个层面的变量:连接纽带、情感纽带、情义纽带、互惠纽带、交易纽带(Bian, 2018)。然而,当学界提到中国人的“关系”时,通常狭义地局限在五个层次中的后三个,即情义纽带、互惠纽带、交易纽带。在中国,当别人问你在某地有没有关系时,这里的“关系”确实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连接纽带或情感纽带,它是带有工具性的纽带。

  

   关系以人情为基础。人情最古老的含义是指“自然”人际关系中固有的情感,尤其是家庭生活中的情感(Hwang, 1987:953;Yang, 1994:67)。后来人情成了与如何恰当行动相关的情感,它包括那些与之相称的关系期望感、社会生活的道德或规范模式以及与这些规范有关的情感(Barbalet, 2017)。人情也包括有助于和谐关系的行为和约定,如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同情和尊重,承认恩惠,偿还债务等,出于同情和尊重而赠送的礼物也可以称为人情(Hwang, 1987:953-954; Yang, 1994:67-70)。古尔德纳(A. W.  Gouldner)认为人情包括了互惠规范(norm of reciprocity)(Gouldner, 1960),而霍克希尔德(A. R. Hochschild)认为人情也包括情感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或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Hochschild, 1983: 6-7) ,使感情及其表达符合“感情规则”(feeling rules)中所包含的社会期望(Hochschild, 1983:113-114,250-251)。阎云翔主要把人情当作社会规范来运用,认为人情伦理有三个维度,即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道德责任(moral obligation)和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Yan, 1996:46)。翟学伟总结人情至少有三层含义:人性层面(如天理人情、人情冷暖),社会或心理层面(如风土人情、人情世故),操作层面(讲人情、送人情)(翟学伟,2017:175)。

  

   翟学伟(2013:103)认为,“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交换“是最纯粹、最发达的一种互动,它在寻求获得物质和内容时塑造了人类的生活”,甚至“经常被忽视的一项单方面活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互惠的” (Simmel, 1978:82)。礼物交换似乎是“自愿的,事实上,它们是强制性的给予和回报”(Mauss, 2002:3),这种强制性来自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集体权力对个人的限制”(Durkheim, 2002:211),是一项“旨在抑制个人激情”的规定(Durkheim, 2002:212)。莫斯(M. Mauss)强调交换所带来的荣誉和威望的重要性(Mauss, 2002:47-49),齐美尔 (G. Simmel)认为“交换不是为了另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为了满足一个人并不拥有的个人感情”(Simmel, 1978:82)。中国人关系中的人情和感情就是社会交换中的情感混合体(Barbalet, 2017)。

  

   中国人在找关系的过程中,喜欢“人托人”,常常使用间接关系。边燕杰发现:“使用间接关系的求职者比使用直接关系的求职者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Bian, 1997:366)。他与同事的研究也发现“相对于直接关系,使用间接关系带来更少的信息资源,更多的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以及较高的入职收入……扩大了求职者所接触的关系网络层级,提升了接触高地位人的可能性”(杨张博、边燕杰,2016:165-167)。也有学者发现:“间接关系普遍比直接关系在帮助毕业生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方面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薛在兴,2014:62)。这些研究基本得出如下结论: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能获得好的资源,成功的间接关系大多由两对或以上的强关系组成。因此,强关系要比弱关系更能获得好资源。

  

   然而,一个人与他人社交上的接近(强关系)并不能保证他人所拥有的资源是可以获得的(Smith, 2005)。林南指出:“并非所有接近丰富社会资本的人都能利用到或调动社会资本以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Lin, 2001:92)。有时不是因为求助者难以接触到帮助者,而是因为帮助者不愿帮助,其帮助意愿除了和求助者与施助者之间的关系强度有关,也与求助者本人的声誉、地位和身份有关(Smith, 2005)。求助人想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其动机简单明了,但施助者做出帮助行动的动机则是多样复杂的(Ports, 1998:7)。单用关系强度很难完全解释关系的动员过程,特别是跨阶层间接关系的动员。

  

   基于网络的社会资本理论区分了社会资本的“内联”(bonding social capital)、“外联”(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纵联”(linking social capital)三种形式(Putnam, 2000;Woolcock, 1998)。“内联社会资本”的构成是以家庭、亲密朋友和其他亲属为基础的,它是内向型的,把来自相似领域的人捆绑在一起,倾向于“强化排他性身份和同质群体”;“外联社会资本”是风格迥异的两类人交朋友形成的,使人们联系到与自己生活在不同圈子的遥远的相识,它倾向于概括更广泛的身份和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加强小群体内部的团结(Putnam, 2000; Woolcock, 1998)。“纵联社会资本”是垂直的维度,它的重要性在于能使人们利用到自身社交圈子之外的资源、想法和信息,指的是跨越明确的“纵向”权力差异,将不同阶层的人联系起来的社会资本(Szreter & Woolcock, 2004)。也就是说,通过“纵联”,人们可跨越阶层,联系到机构掌权者,利用群体以外的资源、想法和信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Woolcock, 2001:13-14)。

  

跨阶层的“纵联社会资本”所得资源一般要比在同阶层所获得的资源更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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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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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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