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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七十感言: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民族复兴时代

更新时间:2022-09-27 09:13:45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1952年我出生于地处台湾东北角,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宜兰。小时候的台湾刚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不久,百废待兴,经济上和一海之隔的祖国大陆一样贫穷落后,上小学时我用的书包是哥哥姐姐用过留下来补了又补的旧帆布包。孩时的回忆总是美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调皮的我喜欢到处逛庙会,看歌仔戏,读漫画书,大一点时着迷于《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历史是我的最爱,初中时就已经读了黎东方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也看了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年少时看似漫无目的的涉猎让我不知不觉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秋,总有志士仁人,不惜毁家纾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来挽救国家,这些故事的浸染萌发了我为民族的复兴奉献一己之力的初衷。

   1971年我考上台湾大学,并当选为大一学生会主席,入校时恰逢保卫钓鱼岛运动方兴未艾,钓鱼岛列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在日本占领台湾时,钓鱼岛列岛归我的家乡宜兰管辖。1970年美国政府宣布将于隔年把二战后托管的钓鱼岛列岛和冲绳一并“归还”日本,为此海外台湾留学生群情激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我进入台湾大学时,作为学生会主席不时参与集会声讨美国、日本。接着于当年10月联合国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人民甚为迷茫,在风雨飘摇之感弥漫台湾社会之际,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从台湾大学转学陆军官校,希望能够力挽狂澜尽一名青年应有的责任。

   在陆军官校学习的四年,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逐渐地我认识到美国不顾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把托管的钓鱼岛移交给日本,本质上与一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把战败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不是归还给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而是移交给另外一个列强日本如出一辙。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民族不复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民族命运就不能改变。当年偏安一隅,人口1700万的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虽然在经济上可以红红火火,成为值得骄傲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可是对攸关自己国家的领土和民族尊严的大事却毫无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言,在以政治利益和军事实力为博弈准则的国际格局面前,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有赖于10亿人口的祖国大陆的全面发展和强大,而且,大陆的发展不仅可以给台湾人民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会让台湾终于可以摆脱百多年来作为低人一等的殖民地或作为棋子任列强摆布的命运。

   1975年陆军官校毕业,我留校担任学生连队的排长,次年考上台湾最难考的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两年硕士学业完成,1978年回到部队,随军移防金门,担任距离大陆最近的马山连连长。那时,每当于晨曦薄雾和落日余晖之时隔着一弯浅浅的海峡眺望对岸宁静幽远有如宋人山水画的南太武美景,我的心潮总是如脚下岸边的潮水般来回激荡,我是应该留在台湾作为一名明星式的精英追求顺风顺水的个人仕途,还是应该听从内心的召唤,回到未曾踏足,仍处贫穷落后的祖国大陆为其发展添砖加瓦?从小对自己的期许,让我选择了后者。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我之前已经有5代为复兴民族而努力的知识分子,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推动洋务运动的第一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推动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推动民主革命的第二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推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第三代,五四运动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四代,以及1949年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他们作为知识精英为了民族的复兴都付出了不愧于后人的血与泪的努力,但是,以经济基础来衡量,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依然不断下滑,民族的复兴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相比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前面5代知识分子而言我是幸运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迎来了连续四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现在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的伟大复兴,我1979年回归祖国恰逢其时,目睹也参与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奇迹。时代的需要让我有机会于1994年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带动了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并开启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风气,成为国家的高端智库之一。我个人也因此水涨船高,得以在2008年出任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学家最高职位、历来只有美欧著名经济学家才有资格担任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主管发展政策的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工作时切身体验到的中国的蓬勃发展和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主流理论指导下一直未能摆脱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强烈对比,让我有底气挣脱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普遍存在的“西天取经”的思维范式,在世界银行工作结束后回到北京大学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推动总结自我国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自主创新。基于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研究成果也让我登上了英国剑桥大学年度马歇尔经济学讲座和美国耶鲁大学年度库兹内茨经济学讲座的世界顶级学术平台,并获得了欧美港澳等海外10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成为首位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经济学者,尤其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我荣幸地以改革理论的探索者成为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颁授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的百人之一。

   一个人成就一件事,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祖国的欣欣向荣给了我们这代人许许多多成就个人梦想的“天时”,生长生活在改革开放的祖国大陆则给了我们做出一番事业的“地利”,当然“人和”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台湾时父母兄姐为供我读书节衣缩食,许多老师、长官对我勉励有加,回到祖国大陆以后不管是在北大读书,到美国求学,学成后回到祖国工作,也总有许多师长、领导照顾我的生活,为我的工作创造条件,以及一群相知相契直谅多闻的朋友、筚路蓝缕同甘共苦的同事、少年英俊奋发向上的学生相互提携砥砺前行,更有关山万里一路相伴相随无怨无悔的妻子和一对子女。

   回首往事,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到如今我也已经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之年。两岸人生一路走来所幸波涛不惊,若有所成要感谢的人很多,有不少有恩于我的幼时亲长前辈已经只能来生再谢,也有些知交仍处两岸相隔未能促膝相谈把酒言欢,这些遗憾只能以四十三年犹未忘者乡音、故情、少年志的寸心来表白。瞻望前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新格局中当以不知老之将至以及春蚕到死丝方尽来勉励自己,为民族复兴大业的最终完成继续竭尽所能以回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关心我、照顾我、鼓励我、支持我的众多亲长、老师、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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