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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

更新时间:2022-09-27 09:10:38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笔者和荣思恒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合署发表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一文(以下简称《革命地理学》),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从地理学的视角进行了粗略勾勒。该文发表后,得到了不少同仁的指教和批评。显然,这个主题还需要大量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方可丰满、成熟起来。本文拟就红军在1927年至1930年间崛起的地理学因素再作一研究。

   武装斗争是中共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共军队的兴起和发展既是理解中共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与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判然有别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中共军队一步步壮大。红军的崛起既是中共军队的根系所在,也是研究中共军队及其政党组织形态的基本线索。以往历史学界对红军崛起的研究,多放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引、农工的武装暴动、白军兵运工作的开展、红军战略战术的制定及实施、红军领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等问题上,而较为忽略红军崛起中的地理因素。毛泽东曾有一个著名说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五湖四海”,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空间内涵指的就是红军赖以崛起的各个“山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而对学术界来说,承认“山头”就需要认识“山头”,尤其是认识“山头”背后影响红军崛起的诸地理因素。

  

   一、南方与北方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和政治—军事地理的一条基本线索,南北之分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清季以来,南北这种地域差别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味:前者是以传统明朝地域及其人口为中心的汉人共和国,晚清排满革命、汉族民族主义和“主权在民”理论即以此为合法性根源;后者是以清朝地域和人口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晚清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与“外竞”的“大民族主义”就是此共同体的政治表达。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始终以南方为基础,由南向北推进。到了民国初期,南北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演化成了国民党系军队与北洋军阀的军事对抗。当然,这里所讲的南北对抗还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就借助山西独特的地理优势而自成一体,有别于北洋军阀;西南军阀的政治光谱颇为复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分分合合。自“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直接掌握的军队已被打垮,所谓“国民党系军队”不过是孙中山凭借其个人威望与西南军阀建立起来的脆弱联盟,内部矛盾重重。直到1925年8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生和部分粤军为骨干建立起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军),并将原湘、滇、粤、闽和攻鄂各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到第6军,国民党才算有了嫡系的军队和统一号令的国民革命军。到北伐战争前,李宗仁的桂军和唐生智的湘军也先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和第8军。

   在中共最早兴起的四个区域中,除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外,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区以及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华中区均在南方。1921年至1927年间,虽然中共的战略重心随时局变化而在南方和北方之间有过几次摇摆,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重心始终在南方。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在国民革命军各军担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为数众多,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政治工作制度。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共产党员被迫全部撤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及黄埔军校,后来这批党员多数被周恩来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因此,共产党在该军的势力最为深厚。尽管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尝试“以党领军”,但实际上各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均掌握在军事首长那里。中共最初直接掌握的军事武装只有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随着叶挺部队的扩编和叶挺的升迁,中共又掌握了第11军第24师和第4军第25师大部;到1927年7月,还掌握或动员了以贺龙为军长的暂第20军、第11军第10师一部、以朱德为团长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以卢德铭为团长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叶剑英为团长的第4军军官教育团。这些力量构成了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在南方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所依靠的正规军武装。相比而言,尽管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中共党员在由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国民联军中开展了较广泛的政治工作,但由于没有掌握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在国共合作失败后始终未能从中创建出红军武装。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虽然中共直接掌握的军队极少,但在配合北伐的工农运动中大显身手,尤其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五省的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影响广泛。在工农运动中被中共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以及组建起来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武装,虽在1927年后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但依然留下了革命火种和少许武器。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号召在南方的湘鄂粤赣四省首先开展农民秋收暴动,正是基于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基础(参见图1)。

图1 北伐进军路线及农运中心示意图

   《革命地理学》一文还分析了中共军队307名高级将领出生地的地理分布。这些将领除极个别情况以外都是从红军时期参军的,因此也可以略等于红军高级将领的地理分布。出生在北方的红军将帅仅占10%左右,出生在南方的高达90%,其中湖南、湖北、江西是最多的,而来自湘鄂赣粤豫五个农运中心省区的高级将领占了大约70%的比例。

  

   二、划界而治与跨界革命

  

   1927年7月到1930年,既是红军崛起的关键时期,也是国民党军阀割据严重、混战不已的时期。尽管随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这种实质的割据状态从未改变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块赤色政权长期的存在”,首要原因就在于“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赤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红军正是在敌军统治薄弱处即几省交界处崛起的。不过,这个交界处并不是在全国统一政区中的省域交界,而是各军阀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因此,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军阀的势力划分。

   从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到1928年6月奉系军阀被逐出北京、退往关外,国民党军阀的势力范围大体如下:蒋介石的中央军(以下简称“蒋系”)控制了中央及江浙沪赣闽皖;李宗仁的新桂系(以下简称“桂系”)控制了桂粤湘鄂和冀东;阎锡山的晋系控制了晋冀(除冀东以外)平津察绥;冯玉祥的国民军系(以下简称“冯系”)控制了陕甘宁青豫鲁;李济深的粤系名义上控制了广东,但作为广西人,他实际上与李宗仁的桂系关系非常密切,在地方观念甚重的粤军中无法成为真正的团体核心,而粤军本籍将领又分为以陈济棠为首的广肇系和以张发奎为首的客家系;张学良的奉系控制了东北;四川为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和刘存厚六个军阀所分割;云南由龙云控制;贵州由周西成暂时控制;新疆由金树人控制。这个势力范围非常不稳定,在军阀混战中不断发生变动。其中,桂系对两湖的控制通过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的西征打垮唐生智的湘军而获得,桂系对广东的控制则是通过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的两广战争联合李济深、陈济棠部打垮张发奎部而获得。但这种局面随着新的军阀混战进程又很快发生改变。

   从1928年7月蒋介石提出全国军队编遣计划到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原拟通过军队编遣来统一全国军队,但军阀各逐其利的本性,决定了编遣方案不可能实现,最后还是只能通过军阀混战来重划势力范围。1929年3月到4月,蒋桂战争爆发,蒋系打败桂系,控制了湘鄂两省,其中湖南由湘军原唐生智部先降桂、后降蒋的何键统治,湖北由蒋介石亲信何成濬控制。4月到5月、10月到1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两次发生军事冲突。5月到6月,桂系与蒋介石所支持的粤系陈济棠、陈铭枢部发生粤桂战争,桂系战败,降蒋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和粤军攻入桂境,由俞作柏、李明瑞控制了广西,但旋即失败。9月到12月,蒋介石又与张发奎部及桂系的联军发生战争,双方在粤西互有胜负。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盘踞豫南、原依附蒋介石的唐生智部与阎锡山晋系及驻安徽的石友三部联合反蒋,结果唐生智部大败,被蒋介石收编。1930年5月到11月,晋系、冯系与桂系联合反蒋,展开了蒋冯阎李的中原大战,结果蒋系获胜,冯系瓦解,晋系和桂系保住了军队,但实力大减。

   通过以上对军阀割据范围及其变动情况的粗略勾勒,我们可以把军阀的割据分为三种类型(参见图2):

图2 国民党军阀割据形势图(1927—1930)

   第一种类型是派系军阀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在此区域内的武力强大,控制较为稳定。蒋介石系控制的江浙沪、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张作霖控制的东北、冯玉祥控制的陕西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西南三省军阀在省内虽然争斗激烈,但基本不参与外部的军阀混战,其内部的军事控制力较为强大。桂系所控制的广西也较为类似,但略有不同。桂系是北伐战争时期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战斗力非常强,曾经控制了包括两湖和广东在内的广阔区域,是蒋介石在南方的主要军事对手。广西自太平军起义以来一直是地方军事化程度甚高的区域,又是新旧桂系军阀的发家之地,一直保持着很强的军事动员和战斗能力。1930年后,新桂系在此把正规军建设与新民团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其地方控制力进一步强化。1929年,桂系内部李明瑞和杨腾辉两军的阵前倒戈,导致桂系在粤桂战争中失败。但不久,桂系就东山再起,卷入了蒋系与张桂联军的粤西之战。也正是在这个短暂的空隙,中共发动百色起义,组建了红7军、红8军(后很快合并为红7军)。然而,红7军仅坚持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离开广西北上。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桂系军队在其核心区的战斗力是一个重要因素。桂系与蒋系在大陆一直并存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

第二种类型是派系军阀统治的边缘区域。这种区域内的军阀统治虽然较少受到外部军阀混战的深层次影响,但属于派系军阀势力范围的末梢,控制力较弱。蒋介石治下的江西和福建、冯玉祥治下的甘肃山东和河北就属于这种情况。1927年4月至1929年9月,控制江西的朱培德系国民革命军第3军(滇军)军长,曾在宁汉纷争中持骑墙态度;继朱培德之后一直到1931年12月控制江西的鲁涤平,出自国民革命军第2军(湘军)谭延闿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向蒋介石。此二人虽也为蒋介石信用,但毕竟不是出自他的党军和黄埔门生,算不上真正的亲信。而1927年至1929年驻守赣南的部队——独立第7师(后改为第5师第15旅)则为五省联军旧部,战斗力较弱,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疏远。福建地方当局于1927年7月组建了以归附国民革命军的原北洋海军将领杨树庄为主席的省政府,到1932年第19路军入闽前,境内陆军仅有杨树庄和方声涛收编的杂牌部队——福建民军所组成的省防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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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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