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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

更新时间:2022-09-27 09:10:38
作者: 应星 (进入专栏)  
战斗力很弱,比如闽西就由原民军首领陈国辉、郭凤鸣所控制。

   第三种类型是各派系军阀争夺激烈的混战区域。湖南、湖北、广东、安徽和河南五省均属于这种情况。两湖地区在北伐时期属于唐生智部控制。1927年10月,桂系经西征打败唐军后,取得了控制权,这才有了桂系“头在两广、腹卧两湖、脚踏冀东”的长蛇阵势力范围。然而,这种长蛇阵的分散状态恰恰被蒋介石抓住了弱点。蒋介石在与冯玉祥大打出手前,需要首先拿下两湖,因此爆发了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在蒋桂战争中临时与蒋介石结盟的唐生智与蒋介石互不信任,于是又爆发了1929年12月蒋唐的豫南之战。此战之后,湘军除归降的何键部以外,基本都被蒋介石打垮、收编了。也正是在这三年激烈的军阀混战中,两湖地区诞生了四支主力红军——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和湘赣红军。广东是军阀激烈争夺的又一个混战区域,蒋系、粤系和桂系在这里反复拉锯,结果中共不仅乘隙发动了广州起义,而且发展出了东江根据地。至于说东江红军最后未能持久和壮大,其原因稍后分析。安徽虽然本身并不是军阀争夺的主要区域,但因为地处要害位置,宁汉之战、蒋唐之战和中原大战多在此展开。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安徽名义上为蒋介石所收编的北洋军阀陈调元所统治,实际上被两大军事势力所分割:陈调元割据安庆以东的皖南,柏文蔚割据安庆以西的皖西北。1928年6月到1929年冬,控制安徽的是国民联军将领方振武和石友三。柏文蔚、方振武和石友三后来均成为反蒋派。河南在国共分裂之初属于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但是一直处在蒋冯势力激烈争夺的前沿,多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包括中原大战都主要发生在此地。1927年4月,豫东南由土匪出身、四处投靠的国民党第12军任应岐等部所控制,直到1928年秋才被冯玉祥驱逐出豫东南。

   总体来说,在国民党派系军队统治的核心区域,战斗力强而统治较为稳定,中共很难发动跨界革命,即使发动过武装暴动,也很快被镇压下去。而在派系军阀统治的边缘区域及派系军阀争夺激烈的混战区域,则是红军乘隙而起、跨界挺立的区域。在这两类区域中,边缘区域虽然统治相对稳定,但军事控制力最弱,最有利红军的崛起;而在混战区域,因为久经沙场,军阀军队战斗力较强,只是统治不太稳定,相互冲突激烈。北方和西南由于缺乏中共革命的军事基础而很难发展出主力红军,只有位于大别山区的豫东南是唯一的例外。

  

三、此山与彼山

  

   中国南方山地众多且植被茂密、山体厚实,但并不是所有山地都适合红军的崛起。我们在《革命地理学》一文中对适合红军发展的“中等规模的山地”已略有阐发,此不赘述。除了该文已分析过的“罗霄山—武夷山山带”和大别山以外,还需要补充两个山带(参见图3):

图3 南方革命根据地山带示意图(1927—1930)

   第一个是南起武夷山—仙霞岭、中经怀玉山、东临黄山余脉、北至鄣公山的地带,位于赣闽浙皖四省交界,西部为鄱阳湖平原,信江贯穿其境,在群山环绕的中部为一河谷盆地。笔者将此地带称为“赣东北—闽北山带”,它在地理上通过武夷山与“罗霄山—武夷山山带”相连。该山带的基本特征是四省交界,群山环绕,江河纵横,既有军事上的纵深地带,也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中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闽北根据地,后来扩展成闽浙皖赣根据地。

   第二个是武陵山。该山是四川盆地、两湖盆地、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之间的连片山区,山高林密,位于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贺龙领导的湘西红4军先在此兴兵,在洪湖苏区丧失后,他又领导红3军转战于此,创立了黔东苏区,而后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此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于这个山带过于贫困,也由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贺龙红军在武陵山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多数时候只是以此地为游击区,形成根据地的时间非常短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山带均位于美国学者施坚雅所划分的长江中游地区,武夷山、大别山和武陵山正是这个区域东、北、西三个方向的界山。有学者将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武夷山区、武陵山脉、秦巴山地和广西盆地持续的集体暴力看作美洲旱作物区向滨水稻谷区因人口和移民压力引起的暴力溢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红军的崛起视为长江中游地区这种长时段暴力溢出的一部分。

   除了红军崛起主要依靠的这四个南方山带外,还有其他几个地区也需要略作分析。

   第一个是位于岭南的广东。广东1927年前具有深厚的革命基础,1927年后发展出东江和琼崖两个根据地。从这两个根据地的情况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地势条件对红军的影响。在东江根据地的开创时期即海陆丰时期,因为有彭湃在大革命时期奠定的土地革命基础,加上南昌起义余部组成的红2师加入等因素,1927年后很快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然而,海陆丰大部属于濒海平原地区,地形对红军的发展十分不利,故而根据地于1927年4月创立,1928年4月即已丧失。东江根据地后来分别以八乡山和大南山为中心。八乡山横跨广东省东华、丰顺和揭阳三县,周边都是大山,一直连绵到闽粤边,山高林密,既利于红军防守,也便于与闽赣苏区打通。而近海的大南山虽然物产丰富,比八乡山富裕得多,但几近平原中的孤山,靠近潮汕平原和广州,既使红军缺乏回旋余地,又处在敌人的腹心,面临敌人利用便利的水路交通调集重兵“围剿”的局面。1930年2月,东江特委围绕是以八乡山还是大南山为中心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古大存提出的以八乡山为中心的意见未被接受,特委决定将革命中心转移到大南山。这是东江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琼崖红军先后以乐四区和五指山余脉——母瑞山为根据地开展斗争。由于琼崖独特的高山地理特征,琼崖红色武装保持了红旗20多年始终不倒的局面。但也正因为琼崖位于海岛这种地理特征,革命武装无法与其他地区的革命武装连通,发展规模始终非常小。

   第二个是大巴山。大巴山屏隔古代的汉中与巴蜀,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在中国古代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然而,大巴山不是中共早期诞生的中心区,中共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基础非常薄弱。从1929年至1930年,此地仅兴起过很小规模的红军游击武装,直到红四方面军1932年到达此地才依其外来的军力建立起川陕苏区。

   第三个是1934年秋至1937年秋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区。这三年是红军生存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都已丧失,只剩下以大山为依托的游击区。八省游击区(除属于五指山的琼崖游击区以外)均属于上文所述的“罗霄山—武夷山山带”、大别山和“赣东北—闽北山带”这三个主要山带及其延长区域。其中,赣粤边(以油山、北山、青龙山等为中心)、闽赣边(以铜钵山、罗汉岩、观音岭等为中心)、闽西(以四都山、金丰大山、紫金山等为中心)、闽粤边(以尪仔石山、乌山等为中心)、闽东(以洋面山、太姥山、鹫峰山等为中心)、闽中(以罗汉山、牛鼻孔山等为中心)、湘鄂赣边(以幕阜山、黄金洞等为中心)、湘赣边(以九陇山、武功山等为中心)、湘南(以骑田岭、株木山、东边山、西边山等为中心)属于“罗霄山—武夷山山带”;皖浙赣边(以鄣公山、韩公山、莲花山等为中心)、闽北(以黄龙岩、五府岗、洞宫山等为中心)属于“赣东北—闽北山带”,浙南(以仙霞岭、平阳山、龟仔山等为中心)则是该山带的延长区域;鄂豫皖边(以金岗台山等为中心)属于大别山,鄂豫边(以孤峰山等为中心)则属于该山带的延长区域——桐柏山。由于武陵山革命基础十分薄弱,在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后,未能留下游击战的种子。从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最困难时期所坚守的山头,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山头及所属山带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联性(参见图4)。

图4 南方游击战争区域及山头示意图(1934—1937)

  

四、山匪与红军


   在红军据山崛起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占山为王的土匪。土匪与传统社会的秘密结社——会党有较密切的关联。本文为简便计,不讨论土匪与会党的差别。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有专门研究的贝思广提出,“任何缺乏维持生活必需的物资供应的地区,都可能产生土匪活动”,但“对于中国的‘下层社会’来说,山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荒凉的山区形成了一个与秩序良好的平原隔离开来的世界,这是以同样的方式强调它们与清平世界的隔膜,土匪的藏身之处以及秘密会社的总部常常被称为‘山堂’”。土匪可以占山为王,也可以依海为盗,还可以据平原为匪,但山是土匪最主要的聚集空间。本文仅讨论占山的土匪即“山匪”。在红军崛起的时期,既缺乏武器,又缺乏有经验的战士,山匪就成为中共收编、团结和改造的重要对象。关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山匪的政策及其实践,已有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一般忽略了山匪所赖以立足的“山”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红军对土匪进行改造的空间,本文即从此角度作一补充。

首先来看看山匪聚集的山头与红军占据的山头在分布上的叠合度。并不是所有的山上都有山匪在活动。尽管厘清游动性极强、变化性极大的山匪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但前人的研究还是粗略勾勒了20年代山匪活跃的山区。我们以贝思广著作中20世纪初山匪的空间分布图为基础,综合其他相关著述,可以勾画出山匪活跃的主要山区:东北山区特别是黑龙江北部山区以及黑龙江、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的山区;热河、察哈尔、绥远山区;以陕西为主包括陕甘宁交界特别是陕北山区;河南西部和西南部山区;豫东、鲁西南、苏北、皖北丘陵;鄂豫皖交界的山区;湘西、鄂西北和湘鄂川黔交界的山区;湘赣交界的山区;赣南丘陵区;闽粤赣交界及闽西闽北闽东山区;川陕交界、滇贵交界和滇桂交界的山区;湘桂、粤桂交界的山区;广西与印度支那交界的山区;粤中、粤西山区;等等。如果就省域来说,河南、陕西、广西的匪情特别严重。山匪大多聚集在若干省或县的交界处以及大山的山前区或余脉或中等山脉,以利进退,而这也正是红军崛起所选择的空间。具体而言,“罗霄山—武夷山山带”包括了袁文才和王佐所占据的井冈山、素称“贼”“民”之间的赣南丘陵和粤赣交界山地,以及山匪广布的闽西山区尤其是永定的博平岭、玳瑁山;大别山区是红枪会活跃的地区;武陵山是湘西土匪和“神兵”出没的空间;只有“赣东北—闽北山带”中的赣东北区域山匪较少,但弋横暴动时组建的“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具有“天地会”组织性质,而闽北则是大刀会盛行的地区。此外,1931年后才崛起的陕甘红军刚开始也吸纳了较多的山匪势力。可以说,有山匪的山头不一定会有红军,而有红军的山头几乎都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山匪。改造山匪的成功与否,是影响红军初期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27年10月3日的古城会议上,秋收起义余部中有人提出将袁文才、王佐匪部加以武力解决,而毛泽东说:“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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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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