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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战略: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更新时间:2022-09-24 02:06:17
作者: 吴怀中  

   内容提要:在亚洲及中国周边国家中,日本是对华采取制衡战略的最典型国家。当前,其围绕“制华”虽在大力推进依靠自我力量的内部制衡,但仍需主要依靠强化同盟与均势的外部制衡。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大国博弈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日本的这种内外制衡显现同步走强、互促交融趋向。同时,日本为解决内部制衡的实力差距和手段欠缺问题,正着力推进经济安全政策与攻击军力构建;为解决外部制衡中存在的“同盟疑虑”问题,正采取以“两海”为抓手拴留美国、同时打造“准同盟”体系并引之入亚的两大举措。日本对华制衡也面临各种艰巨的内外制约因素,为中日关系策略性转圜留下了一定操作空间。宏观看,制衡作为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要义,导致中日政治安全关系总体趋于紧张,也使中国改善对日关系的努力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 键 词:日本安全战略  对华制衡  结盟  准同盟  中日关系 

  

   面对中国崛起,日本正按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在亚洲国家中较为罕见地采取经典的制衡(balancing)战略。近年的学术文献,在这一点上共识大于分歧。①日本官方文件、智库报告、精英言论、主流舆论显示,其自认陷入了二战后最糟糕的地缘政治环境,其中最主要因素是中国崛起并“改变现状”。围绕国家安全政策尤其对华制衡,日本国内不同战略学派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共识,分歧限于时机、范围和程度,而非道路和方向。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进入拜登执政时期后,基于对内外形势判断和自身利益诉求,日本转换特朗普时期的战略制衡与战术对冲相结合的思路,对华采取“高度制衡”战略。②日本一度在各种利益、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的权衡中设计微妙平衡的对华政策,然而如今其一项制衡议程即“制华”似乎掩盖了其他所有政策的存在感。日本常态化地推进对华制衡,给中日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危害。这一问题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无法回避。迄今的文献已有所涉及,但结合新形势的系统研究成果以及相对完善的分析体系尚待构建,即相关问题主要不是日本多年来是否在对华制衡,而是在国际大变局下其对华制衡的新动向、新机理和新特性。鉴于此,本文聚焦军事安全领域议题并旨在回答如下问题:如果用制衡③概念来解释日本对华安全战略,那么其本质和特性是什么?为何是制衡而不是对冲等其他选项?日本意图依靠的是内部制衡还是外部制衡,其正迈向内部制衡导向吗?日本在新形势下的对华制衡受限与困境为何,又将在哪些领域加以修正和突破,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何种可能的规范与影响?总体而言,日本更新对华制衡,对中国安全环境带来诸多冲击,也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复杂化和困难化。

  

   一、概念辨识与分析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推动其战略思维及安全政策转型的主要理由一直是中国的崛起。2013年12月,日本二战后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就透露出以下信息:通过强化能力和改革国家安全机制,加强日美同盟,并与其他海上“民主国家”结成更紧密的联盟,以制衡崛起的中国。④在整个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外交防务领域的官方文件,每年都在高调反复渲染安全环境险峻及中国“军事威胁”。2021年7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声称中国正加大对地区海域的领土主张力度,对日本和该地区构成不安因素,直接影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⑤将邻国崛起作为风险与威胁并持有高度警戒,预示着日本不可能采取对华结盟、追随战略,而主要采取制衡来进行应对,制衡才是其对华安全战略的核心指向和要义。

  

   (一)文献回顾与基本共识

  

   在国际关系学文献中,邻国或守成国如何应对崛起国是一个重要的经典研究课题。结构现实主义对此采取“制衡/追随”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即一国应对崛起国可有两个战略选项——“制衡”或“追随”(bandwagoning)。制衡主要是通过对外结盟、对内强军来达到均势及威慑,以抬高假想敌国崛起障碍和进犯成本;追随则是向对方表示屈服及接受其支配和指挥。⑥

  

   国内外学界不满足于此二分法者,采用“对冲”(hedging)作为“第三条道路”,来(部分)解释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对华战略。⑦但是,其中有将对冲“泛用化”的现象,认为东亚很多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对华策略都属于对冲,哪怕该国采取了比较经典的制衡策略;⑧或者,即使意识到“对冲泛滥”,但也只是将对冲解释为“制衡—追随”谱系下的策略组合。⑨这说明“对冲”并没有突破“制衡—追随”二分法的框架属性,即把“对冲”概念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及延伸。一国在战略与安全层级实施对冲,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不面临直接威胁、没有意识形态划线、主要大国未进入全面对抗。或者,对东亚国家来说,拒绝与美结盟、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坚持独立政策的次级国家,才可采取对冲策略。⑩显然,对以日美同盟为战略与安全基轴、与美高度军事合作的日本来说,其在内外环境上不具备这些条件,对冲只能是战术性和局部性的策略行为。(11)

  

   冷战结束尤其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对华战略究竟是制衡还是对冲,曾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辩论,以2010-2012年前后为界,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十年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表性观点是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J.Samuels)等学者2002年提出的政经分离“双重对冲”策略,认为日本选择的是“安全盟美、经济靠中”。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在2006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接触加防范的混合战略。(12)这反映出,在中日国内生产总值(GDP)逆转以及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等重要事件及时间节点前,国际学界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分析是相对乐观的。(13)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国内外学术文献基本形成共识,倾向于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采取的是较为典型的制衡战略。(14)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在其2010年著书中提示的“硬对冲”实际已包括13本对华内外制衡的主要内容;(15)比约恩·克伦宁( E.M.)2014年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2010年以来的日本安全政策改革,其军事重点首先代表了对中国崛起的传统制衡反应。(16)古贺庆在2016年的论文中提出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钓鱼岛危机后,日本对华战略一直是以制衡战略为主轴,而非“合作与防范并存”的对冲战略。(17)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W.Hughes)则在2016年以“怨恨的现实主义”来概括2012年以来安倍内阁的对华策略正转向“硬制衡”和“软制衡”。(18)亚当·利夫(Adam P.Liff)在2019年论述称,日本的对华战略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益迈向“制衡”方向,对冲战略对此的理论解释力明显不足。(19)

  

   (二)理论推导与经验事实

  

   可以认为,日本的对华制衡是最符合经典理论预期的国际关系现象。制衡是解释日本对华政策尤其形成风险源的一个总的根源性学理概念,也抓住了中日关系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关键特性。

  

   一般而言,在国际关系当中,美国是守成国,中国是崛起国。但在东亚地区,日本主流政治精英的自我身份定位较高,自负地认为中国是崛起国,日本并非中等国家或次级玩家,而是守成国或因为与主导大国的特殊关系成为霸权体系维护者即守成体系的核心成员。正如安倍2013年公开宣示的那样: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次级国家”,“日本要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袖”。(20)《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及《外交蓝皮书》等日本政府文件也反映了此种立场:美国霸权体系下,中国的崛起是“改变现状、挑战秩序、构成担忧”,妨害了日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追求。(21)

  

   这意味着,日本不愿在东亚区域接受中国占有主导地位,也不会放弃自身在维护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的重要角色。大国崛起是实力及权势长期不对称增长的结果,与其相对照的是原有大国的相对衰落。(22)大国崛起背后的权力相对变化会引发安全困境,守成国的策略往往会转向制衡乃至遏制。(23)在以守成国身份自居的日本看来,无论是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本身还是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过程,都是对体系主导权以及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挑战。其思维定式当是采信了现实主义的如下法则:守成国是这些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不可能通过对冲将风险转移出去,对崛起国的态度就是要么接受它要么消除它,守成国的工具箱里很难有对冲这一选项。(24)所以,日本选择在中国崛起深刻改变亚洲权力格局之际,提升自身军力、强化结盟,在对华安全战略上采用了典型的现实主义制衡逻辑。此种行为与东南亚或南亚国家采取的顺应、追随和对冲策略有着明显不同。

  

   当然,日本对华制衡不时伴有“战术对冲”等伪装或改造。安倍执政时期,日本对华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接近和示好的外交姿态。这一切基本发生在特朗普执政时期(2017-2020年),即日本对美国霸权信誉以及日美同盟承诺缺乏信心和安全感之际,日本采取了战术性对冲及策略调整。也就是,日本对霸权国的“承诺不确定性”做出了一种对冲,而此对冲主要是象征和信号,是诱压美国能够回调政策而非脚踩中美两只船的战略对冲。(25)当外部条件发生反向变化时,日本对华战略的钟摆又会回到高度制衡的位置,这就是其对华政策显现姿态摇摆不定与机会主义色彩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2021年拜登上台以后,日本的对华战术性对冲很快就止步不前。目前的中日关系,仅就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规范性影响而言,是从“特朗普阶段”转换到了“拜登阶段”(2021-2024年)。在这个区间内,日本认为,美国霸权必定打压中国,中美战略竞争定当加剧,美国将越来越需要而不会抛弃日本,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划时代性的对日“越顶外交”。日本开始相信拜登政府力行“协商团结”盟友之举,因而对日美同盟抱有高位信心。异于此前的安倍施策,菅义伟内阁判断,在拜登时期日本有必要也有利好条件对华加码制衡,所以其对华政策思路已转换到一种高度制衡路线。(26)

  

   (三)分析框架: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

  

   在概念和形式上,制衡包括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自助的世界中,一国寻求安全最好的保护手段,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内部制衡是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尤其军事力量,依靠独自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外部制衡主要是通过与第三国缔结同盟关系的坚定的军事承诺,来防御、威慑或遏制共同的对手或敌国,(27)包括通过这种方式防范和阻止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变得过于强大以至成为主导。

  

在自助和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内部制衡在理论上被认为比外部制衡更可靠和稳固,因为其依赖于独立的策略和行动。但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下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几乎没有国家能靠内部制衡或单一手段保障国家安全。新现实主义学派并不认为内外制衡可以截然分开并各自采取行动,实际上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和互相嵌入的。此正如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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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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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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