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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淮 李朝正:洗百年奇冤 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

更新时间:2022-09-23 08:46:59
作者: 胡传淮   李朝正  

   清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十二月,张问陶出京师齐化门祭扫四妹张筠[1]墓,归作《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2]四首。前二首诗云:

  

   似闻垂死尚吞声,二十年人了一生。

  

   拜墓无儿天厄汝,辞家久客鬼怜兄。

  

   再来早慰庭帷望,一痛难抒骨肉情。

  

   寄语孤魂休夜哭,登车从我共西征。

  

   窈窕云扶月上迟,伤心重检旧乌丝。

  

   闺中玉映张元妹,林下风清道韫诗。

  

   死恋家山难瞑目,生逢罗刹早低眉。

  

   他年东观藏书阁,身后谁修未竟辞。

  

   在这四首诗诗题下,张问陶特意加了一个小注:“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3]张问陶当年绝然不会想到这条小注在百年之后竟为人所歪曲和利用,制造了一起指“高氏”即高鹗的冤案,至今方得以洗刷。

  

   一、震钧的“偶闻”指“高氏”即高鹗

  

   最早说高鹗是张问陶妹夫的人是清人震钧(1857—1920),说这话距张筠死后120年。震钧是一位拥有多部著作的晚清文学家,主要有《国朝书人辑略》《渤海国志》《两汉三国学案》《涉江先生诗文钞》《天咫偶闻》等。兼通书画,博学多闻。清末任过知县和陕西道员。他的《天咫偶闻》于光绪丁未年(1907)出版,书内称:“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野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兰野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4](“野”应作“墅”)这番话似乎言之凿凿,其实乃是“偶闻”,即道听途说,全是谎言。

  

   其后,一个叫巴噜特恩华的蒙古人,清末著录高鹗的《三合吏治辑要》,收入《八旗艺文编目·史类·政治》一书中,其内有“鹗字兰墅,隶内务府镶黄旗,乾隆乙卯进士,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张船山妹夫”。我们无法弄清巴噜特恩华(简称恩华)的履历,但他属晚清文人无疑,从缪荃孙著《艺风老人日记》一书中,记甲寅年(1914)十月五日的日记中有“逛琉璃厂,刘仲鲁招饮,见恩华等同席”。在这一年中,恩华曾在日记里出现过三次,可见,此时恩华尚健在。

  

   再后,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书论证高鹗补《红楼梦》后四十回,所举出的三点证据:其一,“张船山的诗注”。接着便有俞平伯在1922年写的关于研究《红楼梦》的考证文章,也是如此说。自此以后,高鹗的地位不断被红学家们拔高,从当张问陶“妹夫”到“补《红楼梦》后四十回”,后来又嫌“补”字不够味,干脆又将“补”字篡改为“续”,大搞“拉郎配”一套把戏。

  

   对震钧的“偶闻”尽管被某些红学权威奉为圭臬,不断制造出“抨击”高鹗的种种“罗刹”罪名,但仍有不少研究者提出质疑,据理力辩其非。早在五六十年代,朱南铣先生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震钧”[5]一节中详加考证。朱文云:

  

   震钧称高鹗“亦有诗才”“能诗”,苟就《月小山房遗稿》而言,则其诗殊劣,难当斯评,未免阿谀。又称张问陶妹嫁高鹗,抑郁而卒,其证为“见船山诗集”,且集中与高鹗“绝少唱和”。此实开后世谬种之先河……

  

   又云:

  

   从正面判断,《船山诗草》……从未说过妹嫁高鹗,震钧所云根本不能成立。更从反面判断,此“汉军高氏”决非高鹗,理由至少有四:一、如果高鹗是张问陶妹婿,虐待张筠,以致于死,则张问陶断断不会再以“艳情”归美高鹗。二、张问陶诗对张筠受屈而死,非常痛心,讵能事过十年,前嫌尽释,闱中相遇,居然大为捧场,既是“艳情人自说红楼”,又是“侠气君能空紫塞?”三、张赠高诗“逶迟把臂如今雨”,显指两人是十三年前乡试同年,但不甚往来,故此番相逢,如同新交,恐难移用到亲妹婿的身上。……另从侧面判断,镶黄旗汉军高氏实为大族,裔繁人众。……张筠嫁给高某,自无实指必其人的必要。所需明确的是,《船山诗草》丝毫没有说是高鹗,震钧完全捕风捉影,穿凿附会。

  

   朱先生“遗稿”发表后又有秋光《张问陶与〈红楼梦〉》[6]、汪稚青《高鹗娶张筠说质疑》[7]、徐恭时《续梦贾假与甄真——程伟元、高鹗与〈红楼梦〉新语》[8]、胡文彬《千秋功罪谁与评说——为程伟元与高鹗辨诬》[9]诸文,对震钧“偶闻”提出质疑,并断言张问陶诗注中之“汉军高氏”非高鹗,呼吁红学研究者应“还历史一个公道,还程高一个清白”[10]。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某些学人为了批判、打倒《红楼梦》后四十回则置诸事实而不理,不惜让高鹗当一回“替罪羊”。

  

   二、高鹗非“汉军高氏”之铁证

  

   我们对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表示怀疑最初是从阅读《船山诗草》开始的。《船山诗草》20卷、补遗6卷,收诗3000首左右,与高鹗的诗只有一题。说到“同年”,高鹗与张问陶只是顺天乡试的同榜举人,而张问陶的进士科同年就有90余人,《船山诗草》中与同年赠诗共47首,如《赠同年朱沧湄刑部》《赠同年石琢堂》《留别都下诸同年》《题朱少仙同年诗题后》《寄怀孝丰令李许斋同年》等等。再则,细读《船山诗草》会发现,张问陶对自己的亲戚关系,大凡在诗题中都带上了称谓及关系,可信手拈来,《怀亥白兄》《得舍弟寿门书》《呈外舅林西崖先生》《喜李半亭舅氏自滇南来汉上》《留别内子》《晤内兄林朴园》《外姑杜恭人将赴广东》《怀郑健堂表兄》《月夜与从弟受之卧谈》等。如果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那么张问陶就不会用“同年”,而是要用“妹夫”“妹弟”“妹倩”一类的称谓了。更何况从乾隆戊申年(1788)起,直到嘉庆庚午年(1810)止,共计20余年,张问陶与高鹗同在京师任职,工作的性质和职能大体相近,除在闱中赠那首诗和短暂的工作接触,别无交往。如是郎舅关系,根据张问陶的性格,有如此疏淡的么?实在不可能。张问陶给同年洪亮吉、友人吴锡麒的赠诗多达各40首以上。高鹗与张问陶只是同年关系,而不是姻亲,更谈不上是张的妹夫。

  

   近年来,我们在搜集张问陶家世资料,研究其生平贡献及编写《张问陶年谱》过程中,先后发现了张问安、张问陶、张问莱兄弟三人于清嘉庆二年(1797)合写的《朝议公行述》、光绪九年(1883)刻本《张氏家乘》及民国十三年(1924)版《遂宁张氏族谱》等重要史料。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张问陶之四妹张筠所嫁之“汉军高氏”原来是汉军高扬曾,而非高鹗。

  

   铁证之一:《朝议公行述》首段有云:

  

   府君讳顾鉴,字镜千,号照斋,晚号耐舫。先世居湖广麻城之孝感乡,明洪武中迁蜀,著籍遂宁。高祖讳烺,隐于耕,以子贵,累赠光禄大夫。曾祖讳鹏翮,康熙庚戌(1670)进士,历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赠少保,谥“文端”,赐祀贤良祠,《国史》有传。祖讳懋诚,康熙丁卯(1687)举人,历任安徽怀宁、奉天、辽阳等州县,内升户部员外郎,以效力军前,议叙郎中。时大臣子弟举人出身者,例不列台谏。世宗宪皇帝特授御史,历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考讳勤望,以荫授顺天府粮马通判,历官至山东登州府知府,置登莱青兵备道;妣岳太恭人,庶母颜孺人、杨孺人。登州公(张勤望)八子:长即府君;次顾霖,顺天大城县典吏;次顾京,顾高,太学生;次顾銮,廪膳生员;次顾瀛,顾普,太学生,皆先殁;次顾振,太学生。

  

   ……

  

   文末细述其子女情况。文云:

  

   府君卒于嘉庆丙辰岁(1796)十二月十二日,距生于康熙六十年辛丑岁(1721)四月十四日,享寿七十六岁。诰授奉直大夫,例授朝议大夫。配李恭人,诰封宜人,例封恭人。不孝等生母周太孺人,嘉庆元年覃恩敕封太孺人。子三人:长不孝问安,乾隆戊申科举人,娶陈氏,江西南安府同知讳亿女;继娶王氏,太学生名梅女。次不孝问陶,戊申科顺天乡试举人、庚戌恩科进士、翰林院检讨。娶周氏,礼部右侍郎名兴岱女;继娶林氏,四川布政使名俊女。次不孝问莱,娶杨氏,江南安东县知县、苏州府同知名玺女。女二:长适湖州太学生潘本侃,江西南安府同知讳汝诚子;次适汉军高扬曾,四川石柱厅同知讳瑛子。孙女三,一字三台李志遥。不孝等苫块余生,语无伦次,伏冀当代仁人君子,俯垂怜恤,锡以传诔,用光幽壤。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

  

   不孝问安、问陶、问莱谨述

  

   张问陶之父张顾鉴,于嘉庆元年(1796)卒。因曾任云南开化府知府,故按清“职官志”及封赠制规定:知府官阶从四品,封赠“朝议大夫”。张氏兄弟所撰《行述》中有“朝议”之称。《行述》中说:“女二:长适湖州太学生潘本侃……次适汉军高扬曾,四川石柱厅同知讳瑛子。”“次”者即张筠,“瑛”者即高扬曾之父高瑛,字东冈,汉军镶黄旗贡生,乾隆四十年(1775)任四川蓬溪县县丞,其后曾任四川昭化县知县(1776—1778)、四川雅州知府(1779—1781)、四川石柱厅同知(1782—1784)。高瑛曾出清俸增修石柱厅武庙,冉裕厚《重修武庙碑记》:“我朝崇加帝号,尊如先师……有帝君庙,为前明崇祯时秦宫宝创建。国朝乾隆间高公讳瑛捐资增修。”[11]

  

   铁证之二:张崇阶《遂宁张氏族谱》[12]卷一历述世系时,张顾鉴为十二世,张问陶三兄弟即为十三世。张顾鉴有两个妻子,即李氏、周氏。张问陶、张筠乃周氏所生。在子女题名上又有“女二人: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显然,张问安兄弟三人合撰的行述时间最早,收入《遂宁张氏族谱》内,再加上《族谱》第一卷的世系所载,这是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足资征信,洵为不诬。所以,张筠的丈夫是汉军高扬曾,而非高鹗。

  

   清光绪九年(1883)刊印《张氏家乘》文同《族谱》,故不重录。

  

   三、张问陶家世史料发现的意义与启示

  

《朝议公行述》《遂宁张氏族谱》及《张氏家乘》的发现,首先对张问陶家世生平的研究有重大意义。《张问陶年谱》之所以能够得到完成正是得益于这些重要史料的发现。而且我们相信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必将对张问陶的思想、诗文艺术的研究有所贡献和推动。其次,由于张问陶家世史料的发现,澄清了红学研究史上的一大疑案。张筠所嫁的“汉军高氏”是高扬曾而非高鹗,已由上述史料所证明,铁证如山,应还高鹗一个清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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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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