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贺来:在“异质性”中寻求“共同生活”之道

更新时间:2022-09-22 00:26:13
作者: 贺来  

   内容提要:要进一步深化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面向当代人类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以真正彰显政治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特殊精神品格。从理论本源上考察,追问人们“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政治秩序,是政治哲学最为重大主题之一。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这一主题具体体现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实践课题,那就是如何在现代性所造成的分歧中寻求普遍性的政治秩序,以实现不同人们的“共同存在”,既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又实现社会生活的统一、稳定与“长治久安”?正是基于对此的自觉认识,在“分歧”中寻求“共同生活”之道,构成当代政治哲学的深层关怀,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政治哲学实现内在汇通的重要结合点。

   关 键 词:当代政治哲学  现代性课题  实践哲学  共同生活 

  

   近年来,政治哲学成为国内哲学的热点研究领域。在其理论本性上,政治哲学属于实践哲学,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推进政治哲学研究,我们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外西方政治哲学重要成果的引介和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文本梳理和阐释,但同时又不能局限于此,否则政治哲学就有可能成为单纯的理论话语而失去其最为重要的实践旨趣和实践品格。要彰显政治哲学的实践哲学本性,最重要的是面向当代人类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发掘政治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结合点,捕捉政治哲学的时代主题,生成明确的问题意识。

  

   §1 追问人们“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政治秩序:“政治哲学”的重大主题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的哲学反思,对于何谓“政治”和“政治哲学”,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纵观政治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有一个最为基本的主题始终贯穿政治哲学并构成其关注的中心,那就是追问和探寻人们“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普遍性的政治秩序,或者说,“不同人们”所遵循的普遍性的“共同秩序”或“公共领域”何以成为可能,是政治哲学核心的基本主题。

  

   政治哲学之所以把人们“共同生活”何以可能作为自己的基本主题,这是由“政治”与“哲学”这二者的本性所共同规定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即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意味着,政治领域在根本上就是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每个人的生活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基本领域,一是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此领域拥有相对的“不受他人干涉的自主权”。另一个领域便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公共生活领域,这是人与人通过种种社会交往形式所形成的重叠和交叉生活部分,一方面,它是每个人参与和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构成每个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处境和条件,对每个人的生活境遇、生活前景乃至生存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即是说,公共生活领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如果说在一定意义上,私人生活领域是一个人“独在”的空间,那么,公共生活领域则是复数个人的“共在”空间。

  

   复数的个人“共在”于“同一个”生活空间,必然产生两种生存的可能性。一是“合作”,二是“冲突”。这二者均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相处的常态。然而,社会公共生活共同体要实现统一、稳定、和谐与发展,“合作”是其应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和目标,并在实现社会合作的同时,努力尽量减少和控制冲突。如果“冲突”压倒“合作”,使“社会合作”难以进行,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共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和崩溃。很显然,公共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和崩溃,对于生活于共同体之中的每一生命个体而言,无疑是具有灾难性的生活景象。因此,“政治”作为对“众人之事”的管理,首要的任务是保证人们的合作,减少人们的冲突。这意味着“政治”与“道德”不同,如果说后者更注重于个人的“善”的问题,那么,前者则更重视保障和推进人们“共在”和“合作”的“政治秩序”。这实际所强调的也正是“政治”作为普遍性的公共秩序的寻求和建构之义。沃林在《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一书“政治哲学和哲学”一节中,正面论述了“政治哲学”中“政治”的内涵。他认为,政治哲学是“论述公共事物的概念”,“‘公众的’、‘共同的’和‘普遍的’这些词语有着悠久的使用传统,这使它们成了什么是政治性这一问题的转喻词。”①

  

   “政治秩序”是多个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对象,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均有各自切入的学科视角。对于哲学而言,它不会沉浸于经验材料的分析、具体机制的探寻、实现路径的设计等的探讨,而是要深入反思和澄清人们“共在”的社会秩序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它所追问的不是“社会合作”和“社会秩序”是什么以及如何运作;其提问方式是康德式的,它要追问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共同体的“合作”何以可能?或者说,人们的“共同生活”之道何以可能?对此问题的前提性反思,所体现的是哲学特有的视角和眼光。易言之,体现哲学特有的视角和眼光,对“政治”领域,即对人们“共在”所形成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秩序”进行前提性的反思和追问,于是构成“政治哲学”的基本关怀和主题。可以说,政治哲学以此为基本关怀和主题,充分体现了“哲学”和“政治”二者的本性,是“哲学”与“政治”内在联姻的产物。以上通过对“政治”与“哲学”以及二者结合的简要分析,揭示和凸显人们“共同生活”何以可能的政治秩序,即人们的“共同生活”之道作为政治哲学基本主题的内涵和意义。

  

   对政治哲学基本主题的上述认识在诸多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沃林认为:“政治哲学家的大多数论述均出自危机时代,也就是在机构形式统一政治现象不够有效的时期。机构的分崩离析放松了对现象的约束,致使政治行为与事件呈现出一种任意随机的性质,并摧毁了曾经为旧政治世界一部的习惯意义”,无论是柏拉图、马基雅维利还是霍布斯,其政治哲学都是“实际世界的杂乱无序和政治哲学作为杂乱无序的围剿者的作用之间‘挑战和应对’关系的证明。……政治哲学家并不局限于批评和解释;他必须修复一个意义上已支离破碎的世界及其伴随的机构性表现方式;简言之,他必须从政治混乱中造就一种政治和谐”②。这一颇具启发性的论述告诉我们:政治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它的产生、发展与兴旺都与人们对于普遍性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和价值的探求有着内在而十分紧密的关联,而普遍性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和价值,所指向正是“不同人们”“共同生活”何以可能的公共政治秩序。

  

   在《为政治辩护》一书中,克拉克指出,“政治”产生于“分歧”(diversity)所引发的“困难”。面对这一“困难”,一方面必然要克服由这些“分歧”所产生的冲突,同时又必须避免把这些“分歧”化约为某种单一的力量和向度,从而导致人们共同生活领域的抽象化和封闭化。因此,寻求能包容这种“分歧”性并保障公共生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的普遍性政治规则和秩序,便成为“政治活动”的重大任务。以此为出发点,克拉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政治哲学”的主题作了这样的规定: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对在普遍规则之下容纳不同人群、不同利益和不同传统的政治秩序的探讨③。克拉克认为亚里士多德正是基于这种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才把“城邦”把握为自由公民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并认为在城邦中,每个自由公民因其具有“理性言说能力”而拥有在公共生活中自由表达其不同诉求的能力和权利,公民因此成为“政治性存在者”,城邦成为政治共同体,公民与共同体在此达成了“圆满的和谐”和“内在的统一”。以上我们从一般理论层面,探讨了人们“共同生活”之道何以可能这一公共生活领域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这是政治哲学应确立的一个重要理论自觉。

  

   §2 “异质性”社会中人们的“共同生活”之道:现代性语境中政治哲学主题的具体化

  

   阐明公共生活领域中人们“共同生活”之道作为政治哲学主题的意义,其重要旨趣是把这一主题置于现代性语境中,更具体地考察政治哲学主题的时代内涵。如果承认追问人们“共同生活”何以可能的政治秩序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那么,这一主题在现代性语境中呈现出其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意蕴。具体而言,现代社会所形成的广泛而深远的异质性,导致在“异质性”社会中如何探寻人们“共同生活”之道,构建公共政治秩序,或者说在“异质性”社会中人们如何“共同生活”成为政治哲学所面临的时代性挑战。

  

   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一个最为根本的特质在于,它在一个传统社会无法比拟的更为广阔和开放的空间中,使异质性、分歧性和冲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从而使回应“如何在分歧中寻求共同生活之道”变得空前复杂和严峻。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最早对这一课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形成深刻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之一。黑格尔对古希腊城邦充满着“家园般的”留恋和钦佩之情,但在其政治哲学中,他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他明确指出:“现代世界是以主体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④。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把“主体性”概括为“现代的原则”,并概括了其如下四个方面的内涵:(a)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所有独立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b)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一个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c)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d)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⑤。

  

   黑格尔指出,“个人主体性”原则在实质上是一种“知性”的原则,这种知性原则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系上,将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当作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由此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这一点在“市民社会”这一展现“个人主体性的舞台”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在市民社会里,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但他又只能通过与别人的接触,才能明确他的目的的范围。因此,某些人就会将其他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又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获得普遍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⑥。在几乎相同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⑦。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个人主体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原则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的冲突,从而使公共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成为一个极为复杂而艰难的课题。

  

黑格尔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主体性”的自由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原始统一性,在现代性这一新的语境下,古希腊城邦那种“优美的统一性”已经不可逆转地解体了,即使我们想恢复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完整性和有机性,但由于现代社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我们已无可能建立传统社会直接的、非反思的“有机统一体”。正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的自觉认识,黑格尔通过“伦理共同体”实现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协调、和解和统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672.html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