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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在“异质性”中寻求“共同生活”之道

更新时间:2022-09-22 00:26:13
作者: 贺来  
视为其政治哲学的最根本的主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下卷关于“精神”的这一部分中,对古希腊城邦完美统一体的瓦解到个体的教化或异化的探讨,再到实现个体特殊性与共同体普遍性的国家伦理实体的辩证运动的探讨,以及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伦理实体辩证关系的探索,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他对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特殊政治处境的政治哲学解读,以及面对“主体性”的自由及其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异质性”和“冲突性”的挑战重建普遍性的政治秩序的思想努力。

  

   如果说黑格尔对政治哲学的现代主题的探讨是从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所提出的,那么,像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等社会学政治学家们则进一步通过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揭示,更清晰地凸显出了上述政治哲学需直面的当代主题。

  

   韦伯用“世界的祛魅”这一核心概念来概括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结果。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意义和价值秩序中,“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⑧,按照这种世界观,世界上各种事件都可以在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中发现其内在的目的和理由,可以在某种神圣的秩序里确定其位置。在其中,“事实”与“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在“目的论”宇宙中,每一个事物都由其“功能”和“目的”来界定,行使自己的“功能”,完成自己的“目的”,每一事物也就证实了其存在,实现了其价值,因此,事物的“存在”与它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不可分离的。然而,“世界的理性化”,摧毁了这一“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消解了统一的宇宙秩序和通过这种宇宙秩序所设定的价值原则,驱逐了前现代社会人们可信奉的“唯一必然之神”统一性的普遍价值原则消失了,“价值的多样性”变得不可避免,每个人坚执自己选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就会排斥其他人的价值信念,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这里有“不同的神在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⑨。价值的分化意味着传统“宇宙秩序”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如何避免“价值的争斗”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寻求“价值多神化”处境中的合理的公共秩序,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性挑战,也成为现代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根本性课题。韦伯本人的政治哲学思考也正是围绕着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他所陷入的“自由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之间的思想紧张和深层矛盾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伯林在《政治理论还存在吗》一文中问道:假如我们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在哪种社会里,政治哲学(其中包含着这种讨论和争论)在原则上可能成立?答案必然是,‘只能在一个各种目标相互冲突的社会中’”⑩。在伯林看来,正是现代社会不同价值之间不可避免的分化和冲突,使得任何一个单一目标都不能得到全体一致的赞同,才使得政治哲学的探究成为必要:“在一个只受单一目标所支配的社会中,原则上只会存在关于什么是达到这种目标的最佳手段的争论,而且关于手段的争论也是技术性的,即性质上是科学的和经验性的争论。因为这些争论可以通过经验和观察或通过用以发现原因和相互联系的其它方法加以解决;这些争论至少在原则上可归结为实证科学。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会产生关于政治目的或价值标准一类的严肃问题,只会出现什么是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的经验性问题”(11),在此条件下,政治哲学将既无存在的可能,也无存在的必要。以上思想家们的探讨告诉我们:如果说政治哲学探讨的主题是普遍性、公共性的政治秩序,那么,现代社会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和价值冲突,使得政治哲学在寻求普遍性和公共性的政治秩序之时,必须直面和正视在“分歧”中探求公共秩序这一现代性所带来的重大挑战。

  

   §3 在“分歧”中寻求“共同生活”之道:当代政治哲学的深层关怀

  

   在现代性语境中,寻求“普遍性”“公共性”的政治秩序之所以成为巨大挑战,最根本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异质性”与“统一性”、“分歧性”与“一致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自由”与“政治秩序”等之间矛盾关系的和解。片面偏向前者,所导致的将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将使社会生活整体陷入瓦解和崩溃,反之,则有可能导致僵化的“虚假的共同体”的抽象统治。

  

   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进展,正是围绕着这一基本矛盾所展开的论争,它构成了持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立场和价值的政治哲学流派深层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

  

   笔者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政治自由主义》这一重要著作的开头,罗尔斯把“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治久安?”(12)在罗尔斯看来,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和研究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社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它独立于整全性的哲学、宗教和道德学说,同时对由这些不同学说的“深刻分化”所产生的分歧和冲突进行“调和”和“中介”,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及“长治久安”,这是政治哲学之“政治品格”的最根本体现。

  

   罗尔斯对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使命及政治哲学之“政治品格”的这种自觉认定,基于他对于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人所处的特殊政治处境的自觉。晚期的罗尔斯在研究了柏林关于“价值多元论”的思想之后,修正了其前期《正义论》中的“道德哲学”进路,意识到必须在“理性多元论”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前提下重新理解和阐发其“政治哲学观”。罗尔斯指出,现代民主社会具有首要意义的“第一个事实”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在得到自由制度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障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如果还没有获得这种多样性的话,也将会产生各种相互冲突、互不和谐的——而更多的又是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并将长期存在”(13)。而构成“理性多元论”事实核心的是“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以及这一“多样性”所具有的“永久性”,这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除非视而不见或强制性抹杀)。

  

   基于上述自觉,处理“理性多元论”事实与社会的“统一性”这一矛盾,在现代社会的特殊政治处境中具有极为特殊重要的意义。这里的“统一性”,并非抹杀“异质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包容和调解“异质性”并使其共存共荣的公共的规则和重叠共识。政治哲学的主题和使命就是建构这样的公共规则和重叠共识,对此,罗尔斯用“作为公平的正义”称呼自己所确立的政治哲学的公共规则和重叠共识。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今天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确立自觉的问题意识。政治哲学是实践哲学的重要方面,如同沃林所说,真正的政治哲学探索都产生于对时代危机的回应。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成为近年来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怀方面都取得了诸多进展,但如何使政治哲学研究切中当代人类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回应现实生活的共同关切,充分发挥其作为实践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思和引导作用,是深化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否则就可能成为封闭的理论话语而失去其实践哲学的品格。

  

   第二,如何在分歧中寻求普遍性的政治秩序,以实现不同人们的“共同存在”,既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又实现社会生活的统一、稳定与“长治久安”,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主题。这是上述现代社会生活相对于传统社会的重大变化及其给现代人公共生活所带来的重大挑战所决定的。可以说,东西方现代以来所产生的诸多政治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均源于对于这一矛盾处理失当,由此或产生“绝对的个体主义”及由此所导致的“自由的恐怖”,或产生“抽象的普遍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以对“异质性”的排斥为导向的“同质主义社会实践”。在“分歧”中实现“普遍”、在“分化”中寻求“统一”,在承认“理性多元论”成为现代社会基本事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整合”,这是当代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首要议题,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尤其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如前所述,现代以来政治哲学思想家们在此议题上已作了深入探索,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思想遗产,如果我们能够充分领会和吸收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结合中国社会具体的文化、历史和现实状况,创造性地生成解决上述在“分歧”中寻求“整合”这一政治哲学的现代性课题的思路,这将是中国政治哲学对于当代人类现实生活的重大贡献,也将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

  

   第三,马克思哲学在回应现代政治哲的上述重大课题上有十分丰富的资源。马克思哲学自觉地把“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作为哲学的崭新立足点,要求在存在论和价值论的双重层面上实现对人的理解方式的根本转换。它要彻底消解“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主体”所具有的实体地位,取而代之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的基本观点,把“个人”视为彼此分裂的、与他人和社会完全对立的单子,这是现代市民社会以“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所造成的对人的抽象化和片面化理解,与之相反,“现实的个人”则要求克服个人与社会的彼此对立,从个人与社会的内在统一中把握人的存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始终对与个人自由相对立的“虚假的共同体”充满警惕,认为忽视和遗忘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是个性实现充分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对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对于上述政治哲学的重大课题,即在“异质性”如何寻求人们之间“共同生活”之道的一种独创性的回应。虽然马克思本人对其中具体机制和细节尚未进行系统展开,但其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向,为我们今天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①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0页。

  

   ②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第9页。

  

   ③Bernard Crick,In Defence of Poli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14.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1页。

  

   ⑤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⑧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8页。

  

   ⑨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41页。

  

   ⑩伯林:《概念与范畴》,凌建娥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20页。

  

   (11)伯林:《概念与范畴》,第220页。

  

   (12)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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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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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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