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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羽飞:罗马精神还是罗马实践?——论波利比乌斯历史理性的觉醒

更新时间:2022-09-21 11:31:18
作者: 王羽飞  
随后在第6卷中进行总结,如此才符合论述的逻辑和卷目的排列。那么反驳柯林武德的立论根基在于,波利比乌斯是否能够从第1到5卷中提及的历史现象中把握罗马崛起的本质。

   历史理性的觉醒: 罗马海军崛起过程的叙述

   或许诚如柯林武德所言,波利比乌斯不具备完整思考或论述何谓罗马精神的能力。波利比乌斯在开篇处承认,“详细记载这些事件(按:指第1卷引言部分的史事),不是我的责任……我将试图以恰当的顺序概述这些史事,以便结束引言部分,开始实际历史(actual history)”。同时,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中总结到,“因为我们不了解早期罗马公众和私人生活的特征,因此也无法预见未来”。可见由于史料,特别是目击证词的缺失,波利比乌斯无法系统地讨论罗马民族的起源。但就罗马崛起背后抽象的历史动因而言,波利比乌斯绝非柯林武德所设想的那样,无法进行历史地思考。相反,波利比乌斯“寓论断于序事”,于历史现象中窥探罗马精神的实质,体现出这位希腊古典史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波利比乌斯《历史》的第1卷和第6卷相互呼应,形成一条明确的叙事线索,即罗马政体的优越性是其崛起的重要因素。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政体的讨论,是学术界为其贴上“实用主义”标签的重要根据。然而,第1卷和第6卷之间还藏有一条伏线,即罗马海军的优越性,这条伏线不仅是波利比乌斯叙事策略的高明之处,还能够反映他对罗马精神,乃至罗马崛起之命运的认识。

   波利比乌斯开篇便称,“很难找到任何战争,比它(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的酝酿期更久,双方备战更为积极,或一旦开打,更备战不懈,或者找到有其他战争会涉及更多战役或更是多决定性的命运转折”。波利比乌斯唤起读者注意力的方式,让我们想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是古希腊史家惯用的叙事技巧,他们都试图用最高级的形式凸显事件的重要性。波利比乌斯在第1卷引言中反复使用这种“夸大修辞”,特别提到“我们只需要比较那时安提柯一世、托勒密一世或德米特里一世等人的舰队数量,或者比较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的舰船类型,便能清楚地了解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规模”。波利比乌斯强调所述战争的重要性,表面上反映了希腊史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但在竞争中暗藏了迦太基和罗马海军争霸的伏线。

   在讨论海军实力时,波利比乌斯也采取了与修昔底德相同的叙事策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1卷中,一方面说明斯巴达陆军训练有素,是陆上霸主,另一方面提到雅典凭借强大的海军维系着自己的海洋霸权。最后他强调控制海洋的重要性,暗示雅典获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然而,修昔底德为读者提供的有关最终结局的暗示,实际上是一种误导策略,是其成熟的修辞技巧的表现。其目的是形成一种情节反转的阅读体验,也是对读者的智力挑战,读者根据历史事实自然会去思考“雅典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如何失败的?”与之类似,波利比乌斯指出,迦太基人的航海技术一直是他们国家的传统工艺,相比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更加忙于海上活动。但是,在陆战方面罗马人更胜一筹。不仅如此,两部史书的结局也有相似之处,擅长陆战的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均获得了胜利。但是,两位史家的归因有所差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失败是“贪婪和野心引起的统治欲,以及党派之争的暴行表现出的激情”,也就是说“人性之恶”是雅典失败的根本原因,体现出其史学的“实质主义”思想。

   反观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成功的归因。学术界普遍认为,罗马的混合政体和军事体制是罗马崛起的两大关键因素。诚然,政治与军事体制是罗马优越性的体现,但是这种解释不具有“唯一性”。迦太基同样拥有混合政体,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双方在习俗和体制方面仍未堕落,都能从命运女神那里得到适度的协助,而且在国力上旗鼓相当”,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的混合政体才开始衰退。此外,在军事体制上,特别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与罗马陆军称得上实力相当,“他们一方面根据交战场所制定传统战略,并且根据实际处境的压力制定临时计划,另一方面也会在大无畏和强烈的主动出击精神下发动奇袭”。同时,罗马的另一位劲敌马其顿人在作战时也丝毫不落下风。在公元前198 年阿塔拉斯(Atrax)战役中,罗马执政官提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 Quinctius Flamininus)在尝到败绩后意识到,自己手下士兵的素质不如马其顿人,而且纪律严明的马其顿方阵确实极具威胁。因此,根据罗马人政治军事体制的优越性解释罗马崛起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局限。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罗马海军崛起的分析中,传统观点认为,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发明新型海战装置“乌鸦吊桥”,在俘获迦太基新型战舰后很快便能批量生产其仿制品,这些善于学习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他们在战争中理性的一面。罗马军队会选择那些不会鲁莽地轻启战端,而是在面对敌人压制的困境时,依然能够稳住阵脚、死守岗位的士兵担任百夫长,更加看重士兵冷静的勇气。但仅凭这些因素,仍然不足以说明为何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略逊一筹的罗马海军,随后将地中海变为自己“内海”的历史现象。

   因此,我们在理解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崛起之命运的看法时,面对史学界的两派观点。其一,将视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的制度层面,从理性层面分析罗马崛起的原因。其二,将波利比乌斯的“命运观”视为一种宿命论,或是由“罗马精神”引导,或者由“命运女神”促成。然而,波利比乌斯在看待罗马崛起的“命运”时,既没有流于表面原因的分析,也未曾沦为宿命论的拥趸。

   波利比乌斯在记载罗马海军崛起的叙述中,表现出了史学家历史理性的觉醒。本文之所以关注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海军崛起之叙述,还需感谢沃尔班克教授的敏锐观察。他发现波利比乌斯前5卷中,有关罗马海军的记载和态度存在矛盾或异样之处,但未给出合理解答。公元前255年,马库斯·埃米利乌斯·保鲁斯(Marcus Aemilius Paullus)在率领罗马舰队得胜返航过程中于西西里岛附近遭遇风暴,因其傲慢和缺乏判断导致罗马舰队损失殆尽。为此,波利比乌斯评价道:

   大体而言,罗马人依赖他们的武力去执行所有任务……他们一旦决定尝试,便没有不可能之事。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成功可以归功于这种精神,但有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他们会陷入失败,尤其是在海上。因为在陆地上,他们是和其他人以及人类努力的成果战斗,因此他们经常成功……但是当他们选择以武力与大海及天气对抗,就会遭遇惨败。这就是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事件的原因,他们有一种胆量和匹夫之勇,相信自己无论在年内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除非他们能够纠正匹夫之勇,否则此类事情会继续发生(1.37.7-10)。

   沃尔班克在分析此节时强调波利比乌斯对罗马人任性行为的批评:“这里的说教让我们回想起本卷第35节,它同样强调?βριζ,但波利比乌斯在此处将?βριζ这种类似τ?λμα的优秀品质转变为邪恶的品质”,前者指“源自对自身力量的矜夸和激情的勇气”,而后者指“勇气或鲁莽”。在沃尔班克看来,正是罗马人因激情或自大而产生的非理性勇气导致了海军的覆灭。在此基础上,沃尔班克进一步结合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第52节中颇为欣赏罗马海军的态度,指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海军崛起的看法存在矛盾之处,不过他并未论证这一矛盾,只是说明波利比乌斯对罗马人的海军政策特别感兴趣。

   把握这两段文字,不仅是我们理解罗马海军崛起的线索,更是解读“罗马精神”内涵的关键。首先,我们可以将上述段落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波利比乌斯赞赏罗马人的勇武,认为罗马人自信凭借这种匹夫之勇可以完成任何事情,“他们的成功可以归功于这种精神”。第二部分是波利比乌斯对历史偶然因素的分析,罗马人在陆战时,极少受到自然气候因素的强烈干扰,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力和实用经验获得胜利。但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时,在代表偶然性的自然气候的考验下,他们自恃的匹夫之勇往往会带来恶果。正如沃尔班克所言,波利比乌斯批评的是罗马人的鲁莽。第三部分是理解这节内容的核心,波利比乌斯只是针对第二部分就事论事地说,罗马人只有克服自己非理性的勇气和冲动,才能尽可能避免大海和天气带来的灾害。他并未针对第一部分,指出罗马海军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克服这种勇气。相反,波利比乌斯提到“他们有一种胆量和匹夫之勇,相信自己无论在年内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这种匹夫之勇并非建立在无知之上的鲁莽,恰恰相反,它是罗马人敢于挑战自然,敢于面对偶然性的勇气,体现为该民族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它呼应了第一部分提到的罗马人的成功所依靠的精神,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匹夫之勇帮助罗马海军快速成长,也正因如此,“命运女神”才开始垂青罗马人。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沃尔班克提到的另一条线索,回顾一下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第52节中对罗马海军的点评:

   为了传达诸如战争行为细节的差异,首先要讨论迦太基人的海军,他们在效率和装备上自然高人一筹,因为航海技术一直是他们国家的传统工艺,相比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更加忙于海上活动。但是,在陆战方面罗马人更胜一筹……正如我所言,虽然罗马人在海军事务方面的技能要差得多,但由于他们军人的勇气,他们最终会称霸整个海洋; 尽管海战技巧在海军战役中发挥着不小作用,但主要是海军战士的勇气扭转了战争胜利的走向。

   首先,波利比乌斯声明航海技术和海战技巧(实用经验)的重要性。这段论述采用了前文提到的修昔底德使用的误导策略,为接下来的情节反转设定伏笔。其次,波利比乌斯设定了一组鲜明对比,即精通海洋事务和海战技巧的迦太基人与精通陆战、极少涉足海洋的罗马人之间的比较。当给这组对比加上第一次布匿战争23年的年限,以及罗马人最终胜利的结局时,其中的差异会变得更加鲜明,这是波利比乌斯重要的叙述技巧,通过制造惊人的差异感以凸显命运女神的力量。最后,波利比乌斯为这种情节反转归因,之前提到修昔底德笔下控制海洋的雅典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人性的恶劣”,而波利比乌斯笔下的海上民族迦太基的失败,是由于罗马人凭借勇气,扭转战争胜利的走向,最终称霸海洋,获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

   由此看来,第1卷第35节和第6卷第52节之间非但不存在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说明罗马海军崛起,乃至罗马成为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波利比乌斯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缺少航海经验和海战训练的罗马人,如何在23年间实现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奇迹”?战术、装备与士兵素质固然重要,但罗马人“非理性的勇气”也是核心因素。罗马人凭借匹夫之勇,“相信自己无论在年内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在同样精通海洋事务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人一味地凭借蛮力与海洋和气候(代表偶然性的命运女神)对抗是不可理喻的行为,只会让全军覆没的事情再次发生。然而,当我们结合罗马快速崛起的现实,以历史理性的角度分析罗马人的“匹夫之勇”时,可以发现,罗马人之所以坚持一年四季出海航行,敢于一次次面对狂风暴雨(命运女神),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对海洋的快速理解,铸造属于自己的海洋精神,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搏精神最终打动了命运女神。正因如此,“第一次他们屈服于命运女神的风暴而放弃海洋,第二次他们因德雷帕纳海战中的失利放弃海洋,如今他们的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按:公元前241年埃加迪群岛海战)”。

波利比乌斯紧紧围绕着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思考罗马海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快速崛起,以及罗马最终统一地中海的历史现象。首先是罗马人自身体现出的历史理性,其理性体现在他们的军事谋略、装备革新以及冷静的勇气,而非理性体现在“对自身力量的矜夸和激情的勇气”,两者共同塑造了“罗马命运”,组成“罗马精神”的实质。其次是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历史的历史理性思考,他在历史的偶然性中看到了必然趋势,罗马人相信自身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又敢于挑战现实中的偶然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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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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