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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自由至上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分析与批评

更新时间:2022-09-20 23:30:58
作者: 李石  
他在一篇题为《自然权利》的文章中捍卫了一种他称之为“关于自然权利的硬自由至上主义立场”的观点。他认为,除非得到行为者的同意,否则不能否定个人使用某物的权利。因此,必须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同意,才能够取用或占有人们共有的自然资源。在吉伯德看来,这种“同意”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同意,而是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假想的同意”。因此,我们只需假想一种所有理性人在平等而自由的公平条件下都会同意的“条件”,而只要某人对自然资源的取用或占有满足了该条件,就可以被允许。如此一来,通过设定一种“假想的同意”,吉伯德就解决了如何将人们所共有的自然资源据为私有的困难。按照他的说法,人们在将共有的自然资源据为私有时,并不需要征得所有人的实际同意,而只需满足所有人将会同意的那个条件即可。

   吉伯德进一步构想了理性人在自由而平等的条件下将会同意的自然资源取用条件。他认为,确定取用条件的过程是处于不同境况的人们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展开的议价过程。考虑到一些残疾人也可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而他们无法从对自然资源的取用中获取与他人同等的利益,因此契约的签订倾向于产生一种“福利国家”。也就是说,站在残疾人的立场,他们只有在能够分享健全人通过取用自然资源而获取的利润(例如通过耕种一片土地而获取的利润)的条件下,才会同意其他人对自然资源的取用。由此,人们对“福利”有了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是从自然权利中衍生出来的,并不构成对自然权利的侵犯;相反,对福利的权利正是自然权利所要求的。

   吉伯德还讨论了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取用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是新老交替的,新的社会成员必须与原有的社会成员分享有限的自然资源。假想的契约应使不同年龄段的人同样获益,共同分享自然资源带来的利益。站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这些新人不会采纳一种将抑制其长辈的劳动积极性的契约(例如,对自然资源的原占有者收取100%的税收),但也不会同意他们什么都分不到,或者是原有的成年人愿意给他们多少就给他们多少。所以,针对稀缺自然资源的取用所设定的条件将平衡原占有者与新加入者之间的利益,使得他们能够从稀缺的自然资源中获得同等的利益。我们可以构想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一片土地被A占有,A每年从土地上获利100元钱;那么,当B成年的时候,他就有权分享这片土地所创造的利益。因为,所有人对自然资源拥有平等的权利,这片土地原本属于A和B所共有,A和B对这片土地及其产生的利益拥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应该对A从土地的获益(100元/年)中收取50%的税收,以补偿B由于A对土地的独占而受到的损失。我们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吉伯德虽然赞同洛克所说的人们原本共有自然资源,但他对人们将这种自然资源据为己有设定了严格得多的要求。这种对先占者权利的严格限制为财产税的征收提供了论证。

  

   四、作为无主物的自然资源

  

   如上所述,一些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自然资源最初不属于任何人,是无主物。这是当代学者关于人们对自然资源之权利所持有的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与“自我所有权”理论是一致的。因为,自然资源既不是任何人的身体,也不是人们劳动的产物,所以不属于任何人。这派学者虽然否认自然资源最初属于任何人,但他们认为,人们拥有共同取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在满足相应的“取用条件”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取用甚至占有自然资源。

   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对诺奇克的“准洛克限制条款”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并重新建构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提出了多种更为严格的取用限制条件。巴鲁克·布罗迪认为,人们在取用自然资源并据为己有的时候,其对资源的占用使得其他人无法再占用同一资源。如果这种占用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同意,那么这一占用就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由此,受此占用影响的其他人就拥有了获得补偿的权利,即分享占用者通过取用这一自然资源获取的相应利益的权利。打个比方,A占用了一片土地,这使得B不可能再占用这片土地,在B并没有对A的行为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这侵犯了B的权利。因此,B就有权分享A从这片土地获取的利益。那么,B应该以什么份额分享A从这片土地获取的利益呢?在此,布罗迪将分配正义的历史原则与约翰·罗尔斯推崇的差别原则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混合的分配正义原则。布罗迪认为,任何根源于历史过程的分配,如果以满足社会中最不富足者的利益作为限制的话,则都是正义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先占者对资源的占有侵犯了未占有者的权利(使其不能占有相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这种占有创造了社会财富。因此,未占有者就有权要求分享先占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这种分享以“满足社会中最不富足者的利益”为限制。依据布罗迪的构想,为了维护被先占者侵犯的后来者的权利,人们不用上溯到第一个占用者,也不用将历史全部推翻重来,而只需在现有的财产所有者与无产者之间进行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应该推进“社会中最不富足者”的利益。布罗迪的观点为一种旨在推进“社会中最不富足者”利益的财产税做出了论证。

   斯坦纳也提出了不同于“准洛克限制条款”的自然资源取用条件。他认为,人们拥有两种原初权利:自我所有权和平等地分享无主的自然资源的权利。由于所有的自然资源最初都是无主物,所以地球上所有人对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拥有获取“平均份额”的权利。当然,在实际取用的过程中,一些人先取用,一些人后取用;一些人取用得多,一些人取用得少;而对于一些后来者来说,甚至没有什么可供他们取用的。这就给人们提供了重新分配对自然资源之占有权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纳认为,我们在讨论自然资源的取用时,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而并非简单指自然资源的数量。例如,在钨丝灯泡发明之前,“钨”这种金属的价值可能并不高,也没有多少人去取用它;但是,在钨丝灯泡发明之后,其价值就会大大增加,而对“钨”这种金属的取用也会导致人们之间获利不均。由此,斯坦纳构想了一个“全球基金”,其中设立一个“全球基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总量及其价值进行评估,计算出人们少取用或多取用的程度,并依据人们取用的不平等程度在人们之间进行再分配(不一定是将资源进行直接的再分配,可以依据其价值以货币形式进行再分配)。通过如此设定的“全球基金”,人们对无主物的原初权利最终体现为对全球资源的“总价值”的平等分享。打个比方,在一个只有A、B、C、D、E五个人的星球上,这个星球的所有自然资源的总价值为10。那么,依据斯坦纳的理论,每个人都有取用价值为2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在现实的取用过程中,A取用了3,B取用了2,C取用了4,D和E还未取用。那么,“全球基金委员会”就应该要求A向“全球基金”归还1,C归还2,而D和E则可分别取用2。也就是说,未取用任何自然资源的人可以取用其他人亏欠“全球基金”的量,再加上还未被利用的无主的自然资源。斯坦纳进一步认为,人们取用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是普遍性的,并不受国界的阻碍。也就是说,对于某一特定的自然资源来说,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平等地分享,而无论这一自然资源属于哪个国家。由此,斯坦纳关于均分全球自然资源的构想为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源税做出了论证。

   总之,在所有权的问题上,首先,自由至上主义的左派和右派都承认“自我所有权”,主张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其次,对于自然资源的取用,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偏袒先占者,设定了较为宽松的取用条件;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传统的洛克条款进行了修正,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限制条款。这些限制条款并不像右派学者主张的“准洛克限制条款”那样偏袒先占者,而是平等地对待不同时间、甚至不同世代的自然资源取用者,给予他们平等分享自然资源及其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

  

   五、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批评

  

   无论是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还是右派自由至上主义,其所有权理论都存在不足。从其理论出发,可能推导出支持与道德直觉相违背的自愿交易、反对一切再分配以及反对个人劳动所得税等政策主张。这些政策主张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下面,笔者将从“自我所有权论”、右派自由至上主义“反对一切再分配”、市场失灵以及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反对个人所得税”四个方面剖析自由至上主义存在的问题。

   第一,自由至上主义的左派和右派都赞同“自我所有权论”,亦即在主张人们拥有“自我所有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应该赋予人们对自己身体及其劳动在逻辑上最强的控制权和转让权,并且将“自愿”作为转让或放弃行为者对自己身体或劳动之所有权的依据。然而,强调行为者对自己身体的完全的所有权,有可能导致支持一系列与道德直觉相违背的自愿行为。例如,既然我拥有我的身体,那么我就可以随意处置我的身体:人们可以损伤自己的身体———自残;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等等。在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专属权利的假设下,这种种“自愿行为”都变得具有了正当性。由此,自由至上主义者就可能允许自由市场上出现卖淫、器官买卖、代孕、奴隶贸易、各种类型的绝望交易等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违背的交易。而这样的政策主张显然是荒谬的,任何国家的法律和道德都会对与道德直觉相违背的自愿交易进行限制,虽然限制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许多理论家对自由至上主义存在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批评。例如麦克尔·桑德尔、伊丽莎白·安德森和德伯拉·萨兹,他们主张对市场上可以买卖什么进行限制,以保护人类尊严,保护相关善的社会意义,并尊重同胞公民,将其视为道德上的平等者。

   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试图解决“完全的自我所有权”可能导致的非道德的自愿行为这一问题。瓦伦泰和斯坦纳在《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及其批评》一书中讨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完全自我所有权赋予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但是并没有赋予其他人接受这些权利的权利。在他们看来,自我所有权意味着人们可以出卖自身,但是没有人拥有接受这个“被出卖的自身”的权利。按照这种说法,完全的自我所有权使得人们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但却没有人有权利去购买其他人。由此,“卖身为奴”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自我所有权论”强调行为者对自己身体的完全的权利,这与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思想都有背离之处。

   第二,依据诺奇克的持有正义学说,只要人们最初的获取是正当的,那么经过多次自愿交换之后的最终结果也是正义的。与此同时,诺奇克对人们取用自然资源作出的限制非常弱,而且偏袒先占者。这就使得那些率先占用自然资源并获得巨大利益的人的财产具有了正当性。诺奇克反对在拥有不同财产的人们之间进行任何自由市场之外的强制性的二次分配。换句话说,在诺奇克看来,正当获取加上自愿交换(赠与)构成了一种纯粹程序正义,人们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这个程序的结果,而不应该出于其他理由人为地修正这一程序的结果。如果人们以再分配的政策修改自由市场的最终分配结果,就将侵犯人们的所有权,甚至危及人们的自我所有权。由此,他不仅反对向人们征收劳动所得税,也反对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因为,在他看来,对财产征税就是对人们积累的劳动征税,侵犯了人们的所有权,不具有正当性。基于此,诺奇克反对一切由公权力主导的再分配政策,认为税收不应包含在国家功能之内。

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将财富再分配等同于强迫劳动,这一点受到了芭芭拉·弗里德等学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一些人拥有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得到国家的保护,他们理应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方面,反对一切再分配的政治学说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巨大的贫富分化。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些流离失所的人、没钱看病的人、没钱上学的人等都将得不到国家的救助,而只能依靠私人的慈善。这会导致社会中许多不幸者的基本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甚至造成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而且,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还会进一步带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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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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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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