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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2-09-20 16:22:40
作者: 楼劲  

   也正是从士人到庶民、自《孝经》《论语》至五经、由大学课程下移为普通乡村小学教材的普及过程,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儒学常识化进程的基本趋势。至于其发展到唐、五代时期的状态,则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示西陲偏地流行的有关读本之况见其大概。

   一是文书中多有儒经教材。学者曾统计敦煌吐鲁番及黑水城文书中共有儒经文本近40种,其中居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孝经》(10种)、《毛诗》(6种)、《论语》(5种)。结合前文所述学童读经之况,恐怕这正是由于它们长期作为小学教材,普及程度相对较高的缘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总数约200件的敦煌儒经残卷中,有近10%为六朝写本。其中如敦研366号为北魏和平二年(461)十一月六日唐丰国所写的白文《孝经》残卷,这是北魏前期《孝经》写本直至唐以来仍被传习的证据。P. 2570《毛诗》残卷正文为六朝书风,其后又有约9世纪前期吐蕃“寅年净土寺学士赵令全读为记”的题记,似为当时沙州一带寺学所用的六朝旧本。这些状况说明儒学常识化早已抵达西北地区基层,即便吐蕃治下的沙州寺学亦然。

   二是魏晋南北朝新编的蒙学教材无不渗透儒家思想。这些教材从多个方面体现、阐扬了儒经观念,其大量涌现,实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重要现象,也是秦汉流行的书学教材大都在隋唐前失传的主要背景。敦煌文书所见识字书中数量最多的《千字文》和《开蒙要训》亦此期所出,前者学界熟知,后者以霍山为南岳,似应编写于隋开皇九年(589)改以衡山为南岳前,内容更多面向庶俗,其首句“乾坤覆载”显然与《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黄”同本于《易》传,其他内容亦多贯穿着儒经中的相关观念。又如敦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家训类蒙书——唐人所撰《太公家教》,P. 2564文书存其序文,明确交代此书宗旨为“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诱童儿,流传万代”。这类教材在敦煌一带的流行,可谓儒学常识化至唐已完全巩固下来的标志。

   三是女性教育及其读本也渗透了儒家崇尚的伦理准则和女德观念。魏晋至唐,《列女传》《女诫》《女孝经》《女论语》等书不断涌现,皆为三从四德等观念影响士女及于庶民的反映。敦煌文书P. 2598《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引有《妇诫》一则,可知这类读本在敦煌一带亦有流行。另有P. 2633等3件《崔氏夫人训女文》抄本残卷,为七言嫁女训语,开头铺叙嫁事后即曰“教汝前头行妇礼,但依言语莫相违”,其后内容包括守分、慎言、谦恭、别内外、尊舅姑、睦宗亲、敬夫婿各节,也就是所谓“妇礼”之要节。这是借高门训女之名而流传至广的读本,其中的具体言行要求皆符《太公家教》等处所述女性范则,也切合当时敦煌地区关于女德的观念形态。考虑到女性所具知识、观念对家庭与社会教育特有的影响,敦煌文书所示西陲女性教育和读本之况,自是儒学常识化具体而微的体现。

   这些状态透露的儒学常识化之要,是儒经及其所重理念和知识成为启蒙教育及小学所习的基干内容,故读书人自幼例须诵经,非读书人也多少熟悉、认同其中的普适部分,其他如天地人间等各种知识也都被不同程度地溯源和筑基于此,从而使儒学成为解释其他知识的一种基础性知识,也就罔论其无所不在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了。

   上举诸例多为民间自发现象,也表明儒学常识化进程不仅是当局立之于官学、诱之以利禄的产物,而且是朝野持续互动,整套华夏秩序与特定意识形态交相推进、演化的结果,故对全社会均有错综深远的影响。而这当然也及于儒学自身的生态,包括其作为常识化了的意识形态特有的资源优势和同化作用,尤其发展形态与以往作为特定学说之时已相当不同,还包括其思想前沿发生的较多异端、官学读经的颓势难振而私家之学的更趋活跃等。其中一些即被以往思想史界看作儒学“衰落”之征,但从常识化的总体趋势来看,却是儒学获得巨大发展和空前广阔的社会基础的题中之义。

   三、古文经学的兴起、发展与成就

   如果说常识化是儒学深入全社会并构成其重要底色的过程,那么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的迅猛发展及新说纷涌,就集中代表了儒学仍有巨大的学术、理论活力和影响。儒学基本理念和一般知识既然成为常识,以往围绕师说家法或争立官学的大量争论或被消解,或改变方式,其主体部分的讨论也就少了一些扣人心弦和跌宕起伏的事件,却在其前沿多了各种沉潜研究和新的争执。作为指导统治的理论依据,儒经大义及其待发之覆与形势递变同学术、思想领域的事态相互激荡,使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全无衰落的灰败而是精彩纷呈。

   《宋书·礼志一》载东晋初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经学博士之员,其言有曰:

   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晋武帝所立五经博士19人,学界认为其多承曹魏而来,荀崧列举的各家,除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尹更始《春秋穀梁传章句》属今文家外,其余皆古文家。可见曹丕代汉重建国学后至三少帝时,古文经学已确立官方优势地位,这是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以至王国维考此而称“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两晋以来今文各家大多凋零失传,古文学优势进一步巩固,其诸多注解义疏实为当时经学发展及其深刻影响社会各领域的集中代表,历南北朝隋唐而莫不皆然。况今、古文经学消长自王莽至东汉已甚明显,至贾逵、马融、服虔尤其是郑玄以来,虽还抑在民间,而已风靡天下,其学“左今右古”而多兼取其长,总体特点和风格无疑仍属汉学。故今文经学渐趋凋零不能等同于经学衰落,也不能说是汉学衰落。导致这种错觉的症结,除自承汉学正宗的今文家或朴学立场影响外,恐怕还是因为视经学为无用甚至有害的诸多近现代学者,对古文经学所以兴起并代表汉魏以来经学发展主流的问题兴趣乏乏之故。

   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的兴起,既有孔壁古经已甚流行等经学自身文本、义理讨论的内在原因,更与西汉后期今文经学已臻极盛而统治危机一再出现的局面密切相关。哀帝的再受命与王莽摄政谋位,均接续了此前部分今文经师代表的汉家运终之说,但真要以易代来消解统治危机,却受到处于一尊地位的今文经学所尚纲常秩序,尤其是君臣大义的强烈制约。《汉书·盖宽饶传》载其宣帝时上封事:

   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大逆不道……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其时儒生真可谓志虑忠纯而生机蓬勃、锐气逼人。《韩氏易传》及董仲舒等人的同类论述,是汉初革命以来儒学自由发展之时的经师之说,到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学术后,其说仍为后学相承讨论。但此时儒学发展、发挥最多的自然不是这类言论,而是极尽强调纲常秩序并将之体系化而归为天道的内容,两者内在是冲突的。盖宽饶引前儒所说论政言禅被视为“大逆不道”,实即今文家原心定罪的套路,是一段时期以来格外强调纲常的结果。武帝以后“意欲求?”者络绎,多以有违君臣大义被诛,却广受同情。这说明其事已难袭用作茧自缚的今文经学,但也不能完全离开经学另立理据。流传于民间的古文经学遂因其很少涉及政论,较重训诂、学理以明圣人制作和王道内涵而令当朝注目。但古文经学仍缺少对圣人出世、天命转移的系统阐述,遂又须借助于依傍儒经、神化圣王而多谶言的纬书。因而古文经学与纬书在成、哀以来一并崛起流行绝非偶然,实因当时政局与政治思想的禅代主题催化而来。

   有必要强调这是大一统王朝力图解决有序易代问题的真正起点。自秦始皇综采各家学说,其中也包括三皇五帝之说及某些儒家理想,建立王朝体制,欲传之无穷,及其身死不久而竟崩解覆灭。至汉朝承其框架调整国策,又独尊儒术,完善秩序,儒生以其核心可与天道同存,然亦迭遇统治危机而有易代之虞。作为华夏政治文明长期演化发育的结晶,秦汉建立的王朝体制确有其不可及处,但在有序易代问题上暂时还是一片空白,其“家天下”体制特质又注定有些统治危机非易代即难消解,若以暴力进行则势必血流漂杵,遂须寻求和平过渡之方,使皇家易姓而基本体制和秩序仍得存续发展。

   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正是从西汉今文经师接续战国以来禅让之说的“求?”探讨始,经王莽兼用古文经学和纬书证成禅代、建立新朝,然仅10余年即崩解灭亡,可谓成败参半的首次实践;到崛起于义军的刘秀承用“汉家尧后”、“赤帝九世”说称帝复汉,虽痛诋王莽篡位而成、哀复古之制多得保留,古文经学与纬书流行大势已成;再到曹魏、西晋相继禅代堪称成功,遂为南北朝隋唐历次禅代沿用之“故事”。所有这些政治实践和探讨的理论基础,无一例外是与纬书相连为说的古文经学。正是这一过程,使王朝体制具备了通过有序易代消解统治危机的途径、机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整套制度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进程,而这数百年中接踵相继的禅代探索和实践,也构成了此期古文经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动力。

   当然驱动魏晋以来古文经学不断发展的因素远不止此。禅让易代无非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方面事态的集中体现,围绕这些方面的经义阐释问题本就丛生叠出;各地的割据和南北对峙争统,以及学术重心常在士族世家而呈区域化特色,自亦增加了经解义说的头绪和支派;加之古文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后,已是所有需要回到儒经原典及其义解来讨论的问题焦点,更催发了各家经传注疏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其著录之书:

   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以其“通计亡书”之数,较之《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六艺略“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共增加847部、4167卷,其中大部分皆古文经学之流。这些数字虽有统计误差及分类、著录等问题,其部帙篇卷之况又受到简帛转为纸本等多重影响,仍可反映魏晋至隋经学著述量远超两汉。再就其质而言,仅魏晋时期即有《易》之王弼注阐明义理,自标新学,一改以往《易》学的象数传统;《论语》何晏集解裁择今、古各家所释,断以己意,以绍述圣贤,存其精义;《左传》杜预注以经、传合一,明其义例,综取各家以为诠解,不仅集成《左氏》之学,亦开《春秋》研究新风;东晋初梅赜奏上《尚书》孔传,后世虽斥之为伪,却全面总结了汉以来《尚书》学成就,并以篇章完整、训注明晰、弘扬圣王之道尤为系统,终至诸家皆亡而独自流传。其余如礼学自魏晋以来甚为朝野所重,几成为六艺之首,除郑玄三礼注常为正宗外,王肃三礼解及各家《丧服传》等又标新立异与之争锋,尤其结合实际阐其幽微的各种礼论已蔚为大观。凡此皆移一时风气,示来者轨辙,历数百年而愈受推重,为经学史上不容略过的大节,又尤足见其时经学根本不是衰落,而是成就甚巨。

   魏晋以来经传注疏的长足发展,还表现为古文经学并不墨守师说家法、好兼综诸经等风气的流行,以及井田、乡党、庠序、昊天、禘祫、六宗、明堂、声律等一系列问题在汉代基础上的进一步讨论。清儒对此多有梳理,近年学界更着力还原其中部分问题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和内在脉络,可见其往往始于某一经文的阐解而遍涉五经相关内容,及于前贤之释和史、子所说,从而形成郑、王等不同学派、倾向和立场之争,其中既有结合实际、利害切身的部分,也有相对纯粹的学理探讨,又不时交织以致风起云涌。即便是一些具体的文义解释,本来只在经师案头加以考究,但也会因时势触动而迭起变化。

如《论语·尧曰》述尧舜禅让有“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等语,而古文《尚书》之《大禹谟》载舜禹禅让,也间隔着有此数语。“困穷”、“永终”在其上下文中是表示运终数绝的凶辞,但何晏等所撰《论语集解》释《尧曰》此数语并不取《尚书》,而是据东汉《张侯论》传人包咸的《章句》,解作祝福勉励的吉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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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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