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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人者怀仁,中华文明的“仁爱观”何以启示当下?

更新时间:2022-09-20 16:09:55
作者: 冯时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并发展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对关心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中外人士而言,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特质,有助于更好读懂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

   “仁”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词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中华传统的仁爱观,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关系的认知,其中的智慧可被当今社会所借鉴。

   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是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人和谐的三才之道,尊天亲地和人的固有观念使先民常怀谦卑与敬畏之心,从而创造出利他主义的中国文化,其中所体现的惠施三才的观念就是仁德。

   《说文解字》对“仁”字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从二。”北宋学者徐铉以为:“仁者兼爱,故从二。”仁的意思是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是兼爱,而不是自爱。所以“仁”字从“二”,意在表现彼此。

   但根据对西周金文“仁”字的分析,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西周金文的“仁”字,其从“女”从“二”,而“二”字并不是数字,其写法更像是一个重文符号。这意味着“仁”字无论从“女”还是后来演变为从“人”,其所传达的思想都是两个人的亲爱关系如同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如一人,视他若己。正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所强调的彼此不分的亲爱意义十分清晰。

   中华文明的仁爱观并非狭义的血亲之爱、夫妻之爱,而是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即所谓“孝之施,爱天下之民”(战国楚竹书《唐虞之道》)。“仁”字本即从“女”字而重之,恰恰暗喻了“仁”所具有的超越血缘同姓的博爱。这种仁爱,由己身之外的人与人,推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其思考完美地建立了中华文明的仁爱观。

   心怀诚信的仁德是为人的根本

   何以为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也是传统文明理论所阐释的核心问题。古代文字所表现的“人”字,实写人的侧立之形,其通过语音传达的意思是“仁”。准确地说,“人”字是在借其读音表达“怀仁德者为人”的思想,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观的显著特点。

   实际上,中国古代先贤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前就已在思考“何以为人”这个根本问题。人有饮食之需,禽兽也有,人有繁衍之性,禽兽也有,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先贤最终确立的为人标准并不是物化的,而重在以道德修心,这既体现了成人之道,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礼记·曲礼上》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种以道德作为为人准则的观念,至今仍为中国人所传承。

   “人”字的另一种写法作“儿”。《说文解字》云:“儿,仁人也。”《中庸》更直言:“仁者,人也。”《周易·说卦》认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些思想无不清楚地表达了心怀仁德者的做人准则。孔子曾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没有仁德者便不配为人,当然也就不需要与其谈论礼乐。事实证明,先贤对于人者怀仁的思考,早在西周时代就完成了。周人追求万年为人,其所体现的就是仁德传家的思想。

   事实上,仁爱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上,因此仁与信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基础。仁爱不是无原则的泛爱,也不是东郭先生认贼作父的糊涂之爱,否则只能是迂腐。因此,信作为仁爱的基础非常重要。

   仁爱必须先信于己身,而后才能及于他人。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根植于诚信,意味着心怀诚信的仁德必然成为为人的根本。

   仁爱观对当今社会深具启示价值

   提到仁德,就不得不提礼。中华文明中,礼与德为一事之两面,德为内化之礼,礼为外化之德。礼以节人,所以先贤制礼教人,目的在于节制人的欲望。

   古人以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生产的食货之物也很有限,不能无度挥霍。而人的欲望决定着需求,有欲则必求,求之不得则争,争则乱,乱则穷。很明显,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因此需要对人欲加以节制,这就是礼。

   《论语·学而》引孔子曰:“节用而爱人。”显然,节约而不浪费,实际就是仁爱的具体表现,这些思想非常朴素。儒家哲学提倡节欲,荀子提出“养欲”,它的意思并不是把人的欲望培养多多,而是要将人欲调整到一个合理范围。至于道家哲学,则更主张去欲。因此,中国文化从来都反对纵欲,纵欲则不仁。这些优秀思想,不仅成为传统仁爱观的内涵,还反映了先贤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

   传统仁爱观的要义在于恭俭庄敬,所以奢靡不是仁爱,暴殄天物更不是仁爱。古云“成由勤俭败由奢”,今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都是仁爱观念的体现。今天,个别地方仍有奢靡性消费之风、寅吃卯粮式的超前消费冲动,以及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商业开发行为,这些都与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格格不入,是必须摒弃的。

   另外需着重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仁爱观并非仅体现为对他人的爱,更重要的是对天地自然的爱。

   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在祭祀活动中用完就扔掉的东西,虽可满足一时之需,但终为垃圾。据此思考,凡可产生巨量垃圾的生产形式,都与中华文明的仁爱观深相背离。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如何趋利避害是现代文明社会必须深思的问题。

   仁与恩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大自然予人以仁惠,地载万物,天垂象,先民取材于地,取法于天,一切用度无不来源于天地的馈赠。大自然给与人类材用,体现着天地之仁。古人于年终报恩的大祭是为蜡祭,目的在于感谢天地万物恩助有年,而天子祭祀时必须感谢八种曾帮助过人们的神物。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报恩的对象有神农、后稷、百种、田间的农官、农官在田头安身的窝棚、猫虎、堤坝和水渠。这种事无巨细的感恩,体现的就是古人所说的仁至义尽。

   中华文明传统仁爱观所表现的这种对天地万物的感恩,至今仍极具价值和现实意义。自然之仁,正指引今天的中国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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