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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家庭性教育:法律特征、规范内涵与实践目标——以《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展开

更新时间:2022-09-20 08:52:03
作者: 陈伟 (进入专栏)  

   摘要:  作为法律制度的家庭性教育,本质上是父母在性领域施教权利和义务的集合。《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明确了父母在预防性侵害方面的教育职责,为家庭性教育确立了基础目标。然而,该条款不足以覆盖家庭性教育制度的全部内容,结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规定,我国家庭性教育的法律规范侧重预防他人性侵害未成年子女、预防未成年子女性侵害他人犯罪等保护性要求。建构家庭性教育的实践目标,有必要融通宪法、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和精神,在防性侵教育的基础上,父母应努力践行全面性教育的理念,以全方位满足未成年人在宪法上享有的受教育权、人格全面发展权的要求。

   关键词: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性侵教育;全面性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下文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统称为“父母”)应当开展“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为父母依法开展家庭性教育提供了依据。该条款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条和第40条第2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2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3条第3款关于“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性健康教育”“性教育”的规定共同建构了我国未成年人性教育法律制度,基本涵盖了未成年人性教育中国家、学校、家庭、父母、未成年人等主体的权力和职责、权利和义务。

  

   在这些法律规定中,《家庭教育促进法》关于家庭性教育的规定既具有一般性,也兼具特殊性。从一般性角度看,该条款的规定方式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开展……家庭教育”,其他法律也规定了学校、幼儿园等主体“应当”进行、加强或者开展性教育,这种规定方式表明:家庭性教育是父母的法律义务、是父母必须履行的职责。家庭性教育何以成为父母的法定义务、父母如何有效落实家庭性教育的法律责任,这些是理论建构和制度细化有待详细回应的问题。从特殊性角度看,该条款将性教育置于“安全知识教育”的体系中,并且将家庭性教育的目标或范围确定为“防性侵”教育,体现了立法者特别强调安全性这一立法初衷。然而,除了防性侵教育,家庭性教育的法律空间还可以延伸到何处,《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因此,有必要融通《宪法》和《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个部门法的规定,建构我国家庭性教育制度的实施空间。

  

   本文将结合与未成年人性教育相关的社会话题,以家庭性教育的法律特征、规范内涵、实施目标为核心命题,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出发,尝试分析作为法律制度的家庭性教育的规范内涵,探索家庭性教育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回应依法开展家庭性教育的基本范围和方式等问题,以期为家庭性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务发展提供智识支撑。

  

   二、家庭性教育的法律特征

  

   家庭性教育本身包括四个基本要素:第一,谁来教——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第二,教育谁——未成年人,包括婴儿、幼儿、少年、青少年等所有未满18周岁的自然人;第三,在哪教——家庭内部,既包括家庭成员日常生活、居住的场所(地理位置相对固定、封闭),也包括父母选择与未成年人谈论性知识的其他特定场所(例如,在就医途中讲授生殖健康知识,在外出郊游时传递与性相关的道德观等,虽然地理位置不确定,但是施教者与被教育者固定,只要父母和子女在一起即可);第四,教什么——与性相关的知识、道德、信仰等,简而言之就是性领域的知识。前三个基本要素是所有类型家庭教育所共享的,第四个基本要素致使家庭性教育和家庭道德教育、家庭劳动教育、家庭审美教育等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产生区隔。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关于家庭教育的定义可知,家庭性教育本质上是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实施的一种具体的教育行为,即“家庭性教育=父母性教育”,家庭性教育的法律属性从属于父母教育行为的法律属性,应置于后者的制度体系之中,然后讨论具体的法律特征。

  

   (一)民法特征

  

   父母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行为,首先是一种民法行为,教育未成年子女既是父母的一项民事权利,也是其民法上的义务。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民法视角下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性教育的法律特征。

  

   第一,父母针对未成年子女开展性教育,是一种不得放弃、推诿的法律义务。《民法典》从监护制度出发,将父母“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认定为一种义务,这种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构成监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因此,对未成年人子女开展性教育也应当遵循监护制度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界限。

  

   第二,父母性教育同时是民事义务和民事权利。《民法典》在家庭关系方面针对教育行为作出了权利与义务同构的规定:“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有民法学者将父母这种权利与义务同构的现象描述为“父母责任”。[1]从权利的面向上看,父母可以自由选择施教内容、施教方式,具备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特征。也就是说,父母有权利选择那些自己支持的、赞同的性知识和性观念传递给未成年子女,父母也有权利选择用自己所秉持的宗教信仰所附带的性知识和性观念教育未成年子女,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3款对此予以认可。在我国,与性相关的话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父母在家庭内部对未成年子女开展性教育本身也体现出私密性特点,父母自然不希望有外人在场观摩、旁听这种具有高度亲和性、伦理性、隐私性的讨论交流,也不希望受到外人的打扰或干预。民法为父母配置了可以要求他人排除妨碍和停止干预等权利。

  

   第三,父母性教育的权利义务与父母的法律身份同进退。关于家庭内部以及离婚状态下教育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问题,《民法典》将享有教育权利与承担教育义务平等地分配给了夫妻双方,父母在离婚后继续享有教育的权利,也需要继续承担教育义务。也就是说,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与未成年人父亲、母亲的法律身份捆绑在一起,父亲、母亲(从相互关系上是丈夫、妻子)在家庭内部必须理智地合作,共同行使性教育的权利、共同履行性教育的义务,不能一方只享有权利、另一方只履行义务。

  

   第四,父母性教育行为与抚育、保护行为紧密交织。从民事权利和义务的角度看,父母教育行为始终与抚养、保护行为相并列,也与之相互交织。也就是说,父母性教育往往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亲情相伴、言传身教的过程,父母可以将性教育融入对未成年子女日常的抚育、教养中,也可以融入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中。

  

   (二)宪法特征

  

   家庭内部传递的性知识并非“独家秘方”,家庭性教育也并非独立于社会的封闭空间。因为未成年人要履行受教育的法律义务到学校上学,逐渐过上集体的、公共的生活,未成年人在家庭内部接受的性教育必然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未成年人在家庭之外接受性教育的效果、影响未成年人在社会生活中面对有关性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例如可能实施与性相关的犯罪行为)。这种“溢出效应”表明“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务,也事关公共福祉”[2]。因此,宪法关于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被触发,父母在家庭性教育中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受宪法的辐射和影响。

  

   第一,家庭性教育与学校性教育并列存在、相互竞争。虽然我国《宪法》第49条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并不妨碍通过宪法解释等方式论证出父母教育权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3]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但是家庭并非未成年人性教育的唯一课堂、父母也并非未成年人性教育的唯一老师,原因在于“国家在教育目的的设定、学校机构的组织建设、教学课程的内容设置等方面享有法定权力,国家原则上不需要经父母同意,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教育目的组织开展儿童性教育”。[4]简而言之,父母无法垄断未成年子女的性教育。这就会形成两套平行推进的性教育体系:未成年人在家接受家庭性教育、在学校接受学校性教育。虽然家庭性教育和学校性教育的施教主体、教育方法、教育环境不同,但接受性教育的人是唯一的。在同一个孩子的脑海里,当家庭、学校输出两套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性知识、性道德、性观念时,孩子势必会在性领域的相关问题上产生困惑和迷茫,在孰是孰非不能确定的时候,学校性教育和家庭性教育相互竞争。

  

   站在家庭性教育的角度看,如果学校性教育的教材、方法、尺度、内容、理念等与父母的性观念不一致,不论父母具体表达出支持还是反对的声音,都是在行使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家庭性教育权利,这是因为父母对学校性教育的参与、评价、监督,属于父母性教育权利中“学校选择权”与“参与学校事务权”等具体权能的体现,[5]即便父母反对、抵触甚至公开批判学校性教育,也属于父母抵抗国家性教育权对家庭性教育的介入或干预。两套教育体系相互竞争,意味着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例如,父母认为学校不应该这么早开设性教育课程,或许会要求未成年子女消极对待、拒绝接受学校性教育。此时,父母的行为可能会干预学校正常的性教育活动,也可能触发国家公权力机关以满足未成年人正当的性教育需求、保护未成年人的性受教育权为理由而实施的批评教育、劝诫制止、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甚至是剥夺监护权等措施。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5条赋予检察机关在涉未领域全方位的检察监督权,“针对父母坚决抵制学校性教育、父母以极端保守的态度施教、父母在性教育中损害子女权益等情形,检察机关应当及时介入家庭性教育”。[6]

  

   第二,家庭性教育与学校性教育互相限定、互为界限。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学校、父母分别设置了性教育的职责范围,但是这些法律关于性教育的规定也仅限于某某(主体)应当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性健康教育”“性教育”和“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并未具体说明何为性教育、性教育的范围(哪些内容必须教、哪些内容可以教、哪些内容不能教)、处于何种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应当接受何种性教育、何为“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等等。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关于性教育的规定整体上比较简陋,虽然授权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开展未成年人性教育,但没有明确授权的具体范围,虽然明确父母要开展“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但也没有明确父母性教育职责的边界。

  

在这个问题上,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若干规定或许在确定教育职责的范围上能够给出一些指引。例如,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列举了生命关怀教育领域的6类具体的专题教育,并且将生命关怀教育与青春期教育、性教育并列,要求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教育实践,为学校性教育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指引。再如,《福建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和《浙江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父母的一项具体职责: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观看、阅读、收听、收集或者传播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内容的网络信息、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读物等内容。然而,与现实中多面的、庞大的、复杂的性教育实践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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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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