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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更新时间:2022-09-18 12:22:10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还有第二天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方式,如标题、字体、详略、人名,以及后续的社会效应等。下面这段站在听众立场的观察与描写,可与上述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相对读:

   董修武正在演说。远远地只能看见他那未蓄胡须的口一张一阖,一股劲在提高声音。毕竟坝子太宽敞,不像在屋子里聚音,已经不甚听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几句:“……我们同盟会……革命!……排满!……民族!……我们孙中山先生……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实行共和!……平均地权!……我们孙中山先生……我们的主张……”而且挤在台子下的人们又都各自在发言,不晓得是评判董修武的话?抑或在发舒己见?发言的声浪并不比台上演说人的声浪低。何况还由李俊领头,几乎不断地在拍掌。[25]

   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第八节“为死者祭!”,描写游击队司令陈柱在战友的葬礼上演说。大段大段的议论,夹杂若干场面描写,群情激昂,很是震撼人心。缅怀战友与动员士兵,这是任何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都必须做的,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据小说称,“声音震荡着气流,震荡着围墙外面的树林,深深地,深深地向四围山谷里去消没……”[26]——那既是写实,也是象征。

   从吴趼人到李劼人,众多小说家之所以特别关注那些“震荡”着现代中国的“声音”,因那既是政治,也是技术,还是文化,偶尔还牵涉美学。可以这么说,晚清以降,无数知识精英借助刚刚习得的“演说”来表达政见、传递新知、影响社会,同时变化自家气质。这里牵涉政治信仰、文化关怀、学术积累、技术训练等,需要仔细分疏。

   三

   作为一种物理现象的“声音”,只能出现在演说现场。如何借助某种技术手段,重现这个转瞬即逝的“演说现场”,是个有趣的话题。相对来说,文字最为简便,也最有效,比如当初报章上的新闻报道、演说实录,或者听众多年后的追忆,乃至小说家的驰想等。实际上,我们关于晚清以降“演说”历史与功用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借助文字资料。随着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成与开放,检索近现代中国众多政治家、文人、学者的演说(无论基于人物、时间、地点,还是主题、传播、影响力等),不能说唾手可得,但技术含量显然已不太高,难度主要体现在集合、拼接与阐释。

   同样涉及“演说”,本该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的图像呈现与声音记忆,可谓寥寥无几,完全不成比例。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着力钩稽的是关于演说的图像与声音——前者可参见我的《“演说”如何呈现——以“五四运动”照片为中心》,后者则有《声音的魅力》。[27]

   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唱片业以及无线电广播在中国都市的兴起[28],娱乐、政治以及文化的声音,开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及天空回荡。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强调“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29],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农村高音大喇叭开始逐渐普及,1976年底达到了顶峰。此后,高音喇叭的影响力迅速衰落,虽也有若干重新崛起的时刻,但已不复从前。那是因为,民众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生活方式改变,即便偏僻的乡村,单纯收听广播的人口也大为减少了。

   眼看电视、网络、慕课、音频节目逐渐普及,再加上制作简便的抖音,如今若想保存以及传播某种声音,已成举手之劳。回过头看,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学术,那种过于僵硬的“训导”或“报告”,很难再吸引听众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学习/操作/传播那些带有“表演”成分的“说话”,在短时间内迅速抓住并长久吸引听众,此等演说技能,对外影响社会,对内塑造人生,可谓前途未可限量。

   四

   我之所以专注于“演说”,除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鲁迅《无声的中国》的影响——后者在提倡白话文时,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30]接着梁启超、鲁迅的“话头”,我试图将“三利器”与“有声的中国”相勾连,阐述晚清以降的“演说”怎样深刻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谈论“演说的魅力”,以及其如何训练、运作与展开,还有怎样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与策略。最常被提及的是“开启民智”(比如晚清下层社会启蒙),以及“动员群众”(比如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两点已有的政治史及社会史著作多有涉及。但若将视野延伸到教育史、文学史及学术史,则“演说”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我更多关注且有所发明的,是演说如何“赞助白话”、“影响述学”以及“改良文风”。考虑到此前我已有相关论述,如《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2)、《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3)、《“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2006)、《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2007)、《“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2010)等,这里只须提要钩玄,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阅。

   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章太炎的东京讲学(1906—1910)以及创办《教育今语杂志》(1910)。此类以“浅显之语言”系统地“演述各种学术”的“讲学”,明显并非针对引车卖浆者流,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基本上是专题性质,与此前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乃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其次,拟想读者并非不太识字的大众,而是对国学有兴趣的留学生或海外华侨。第三,每讲都包含若干专门知识,但又穿插社会批评。最后,不管是事先准备还是临场发挥,抑或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此等文字刊载于报章,对于近代中国文章风格的衍变,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31]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则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积极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可以有几点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32],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33]

   就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学术交接的1922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讲演者使用的是白话(即便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大师也不例外),若用渊雅高深的文言来记录、整理,必须经过一番伤筋动骨的改造;以致经过“文言”这个模子出来的“讲演”,很可能尽失原先的风采与神韵。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讲演”。回过头来,看看胡适之将“演说”与“国语文”直接挂钩——凡能演说者,没有不会做白话文的,因二者都需要有条理有层次的思考与表达[34]——还是很有见地的。至于学者的公开讲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假如此说成立,那么晚清以降蔚然成风的“讲演”,对于推广白话文,其实功莫大焉。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35]

   晚清兴起的演说之风,确实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除此之外,还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文章变革。若需要简而言之,可以这么描述“演说”的特点: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而所有这些,都将波及学界趣味以及文坛风气。“演说”一旦入文,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卑之无甚高论”;演说之影响文章,则可能使得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甚至剑走偏锋。[36]

   晚清以降,书院改学堂,学校里的教学活动,不再以学生自修、而是以课堂讲授为中心。这么一来,所有的大学教授,多少都得学会“演说”——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以外。[37]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中,有不太擅长演说,主要以著述面对读者的;[38]但更多的是兼及声音与文字,如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周作人、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说”传世。至于学堂开设演说课程以及组织雄辩社等,更是使得学生日后走上社会,在群众场合即席演讲时,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39]因此,谈论晚清以降的文人学者,专门著述固然重要,那些随风飘逝或因各种因缘残留在纸面上的“演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说在此前的论著中,我主要讨论的是演说对于现代中国白话、文体及述学的巨大影响,那么《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主要从图像呈现(第二章《晚清画报中的声音》)、技术储备(第三章《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政治及美学(第四章《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求(第五章《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等角度,讨论演说的传播、训练及功用。因为,在我看来,演说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充满各种变异与可能性;既受限于特定情境,又可以借助文字、图像与录音等手段超越时空,只有动静结合,综合把握与论述,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呈现。

   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演说本身并不透明与自足,而是严重受限于外在的政治思潮及社会氛围,如何“演”,以及“说”什么,与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比如,晚清的文化启蒙,五四的政治抗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动员,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教育,“文革”期间的大批判运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宣传与学术普及,以及新世纪的文化传播等,即便“即兴演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别青睐的主题,以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当然,也都有身不由己的内外限制——包括立场、姿态以及声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2022年4月25日初稿

   5月5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8期)

   注释:

[1]“无论是在城邦政治的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上,还是审判机构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或全希腊的节庆活动、公共葬礼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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