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洪子诚:谢冕四题——在谢冕学术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2022-09-18 12:20:07
作者: 洪子诚 (进入专栏)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海外奚密、岩佐昌暲、柯雷、贺麦晓、佐藤普美子等先生因为疫情不能来参会,也都录制了发言视频。我因为和谢冕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的表扬和批评已经数不清,就想不讲了,将时间留给其他的先生,特别是外地来的学者。但是吴晓东、贺桂梅、高秀芹他们不同意,说你是他几十年的同事、朋友,还是要讲讲。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对谢冕的思想、学术的评价,许多是纯属个人的印象,也许有点离题。我讲四点。

   一、“不成熟”的举旗人

   第一点,1980年谢冕支持朦胧诗的文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而且这一支持为什么由谢冕来承担。

   了解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新诗革新中,发表于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随后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的《失去了平静之后》,1980年12月《诗刊》)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冲击力。说影响,冲击力,既指受到的热烈呼应、赞许,也指遭受的严厉批评以至攻击。这篇文章的酝酿和写作,相信与4月在南宁召开的当代诗歌讨论会有关。这是当代新诗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1959年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六人中,谢冕、刘登翰、孙绍振和我也都参加了。会议议题包括多个方面,但实际是聚焦于对“新诗潮”(当时,“朦胧诗”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展开的激烈争议。谢冕会上的发言当然受到重视,但孙绍振的表现更博人眼球。解放区出身的诗人方冰(他当时来自东北)的发言,以“人民”的名义指责北岛、顾城他们的诗“老百姓”读不懂。孙绍振当时就跳上台回应说:“读不懂不是你的光荣,是你的耻辱;你看不懂,你儿子会懂,儿子不懂,孙子也会看懂的”。不过当年的好处是,会上吵归吵,会下还是朋友,没有就“翻脸不认人”。

   《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刚过十多年的90年代,就常有学生为这篇既没有慷慨激昂言辞,也似乎缺乏理论深度的文章引起的震动不解。当时我的解释是,那是20世纪中国的通常现象:时势的急剧变化,让曾经需要倾力争取、捍卫的主张快速成为“常识”;而过不久“常识”又可能重新成为禁区。这个回答有道理,却相当粗糙。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谢冕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和作者的身份。

   在4月的南宁会议上,对“新诗潮”表示赞同和支持的人并不少,如孙绍振、刘登翰、杨匡汉、杨匡满兄弟,我也算一个。但似乎没有人做出像谢冕那样的论述。他的看法引发强烈争议的症结是,将事情置于诗歌史的脉络中,在重新描述这个脉络的基础上,对青年诗歌做出高度评价。这显示了他的历史视野,他的敏锐。他对新诗史的描述,挑战五六十年代臧克家、邵荃麟等的权威,后者认为,新诗在不断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确立革命诗歌的主导地位。谢冕的文章则指出,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说三十年的大众化讨论,四十年代民族化讨论和五十年代向民歌学习的提倡,“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阔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配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他把这称为“和世界诗歌隔绝”的“诗的暗夜”,将青年诗人的探索,看作是结束“暗夜”的起点。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谢冕年届50,却是“五四”式的年轻人浪漫声音:“我们已经跨出了地狱之门,我们听到了但丁的歌唱:‘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直到我从一个圆洞口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到那灿烂的群星。’”(《失去了平静之后》)这些话,对当时诗歌界的“保守力量”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冒犯。

   谢冕文章影响力,还来自他的“身份”。80年代初,他已经是有影响的诗歌批评家。从6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跟踪、评论诗歌创作现状,举荐不少诗人、诗作。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他写的评论文章,几乎囊括当代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诗人,如石方禹、贺敬之、艾青、郭小川、李季、闻捷、张万舒、韩笑、李瑛、阮章竞、臧克家、张志民、张永枚、刘章、李冰、饶阶巴桑、刘镇、柯原、廖公弦、白桦、公刘、布林贝赫……他还评论《朗诵诗选》、《理想之歌》、《天安门诗抄》等诗集。他最早(1960)高度评价当代政治抒情诗代表人物贺敬之,并最早为这一重要诗体的特征做出描述(《阶级斗争的冲锋号——略谈政治抒情诗创作》,1964)。在1979年的长篇论文《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中,对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的历史性概括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提出了当代新诗的两种基本体式: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诗。因为他的这一资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被支持者,还是新诗潮的反对者,都是难以忽视的声音。这正如艾青说的,“朦胧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反对它也没有用”,“奇就奇在有一些人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是诗的发展方向”(《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古怪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古怪评论家;崛起的不是年轻诗人,‘崛起’论者借‘崛起’崛起自己”(转引自柯岩《迎接“崛起论”的挑战》,《诗刊》1983年第12期)。

   这里还要说到谢冕与臧克家的关系。1959年谢冕和他的几位同学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是《诗刊》倡议和组织的,组织的具体工作虽说由徐迟、丁力、尹一之他们负责,但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显然认可这项工作。初稿完成后在中国作协的会议室开了两次讨论会,他也都来参加,谈了对1930年代诗歌情况的看法。1960年开始,谢冕成为《诗刊》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革”结束后,谢冕也多次到他家拜访。臧克家可能认为他是谢冕的恩师、提携者。《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之后,他写了长信严厉批评谢冕,规劝他“回头是岸”。在一次和谢冕到城里参加会议搭乘公交车时,我看了这封信,可惜信已不存。除了观点的分歧之外,猜测这里存在有关“背叛”、忘恩负义的心理阴影,以至在朦胧诗纷争基本平息之后,臧克家仍怒气未消,在给古远清的信中,对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中夸奖谢冕的才华、文采,而“对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以及他对青年指‘路’的文章所引起的不良影响”没有批评,表示不满。他说,“一般青年学写诗的,千奇百怪,把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这多少与谢的引导有关。”(1987年4月18日给古远清信,见《谢冕评说30年》)

   90年代,李书磊在文章中指出,“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更早时间,黄子平80年代为谢冕的书写序(《谢冕文学评论选·序》:《通往“不成熟”的道路》,1985)就谈到这一点。他引用了舒婷的诗句“……熟苹果/无枝可栖”。是的,“举起旗帜”的不是刚脱离困境重新归来,被北岛们寄予很高期望的艾青,也不是同情“朦胧诗”,被年轻的探索者看作是先驱者的“九叶”们,而是知识准备并不“更充分”的批评家。我在《纪念他们的步履》一文中,曾经征引屠格涅夫的论述做过分析。他比较了1840年代的别林斯基和森科夫斯基,说后者的博学,同时代俄国人远远比不上他,“可是”,屠格涅夫问道,“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别林斯基的学识并不渊博,他不懂德文,读法文也很费力,有些知识(特别是当时俄国知识界崇拜的黑格尔),他“只好求助于同朋友谈话,求助于长时间的讨论、判断和询问”。但是,他渴望真理的心和全身心贴近时代问题的热切,使他成为当年俄国思想界的核心人物;而“一位博学之士正由于他的博学”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博学”为我们所向往,值得羡慕和崇敬,但博学之士可能的傲慢,他们的“过来人”心态,对“不成熟”探索的轻蔑,自觉不自觉成为屏障。正如屠格涅夫指出的,由于他的博学,“他不能完全适应他所要影响的环境;他跟它有着不同的需要;彼此间不会协调,大概也不会互相了解”。屠格涅夫甚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足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要。”(《回忆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二、告别的决绝与依恋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谢冕如何能成为“举旗人”的?前面提到,艾青1981年不指名批评谢冕等人:“据说有这样的理论家,凡他所指的都是方向,而他所指的方向是经常变换的。”臧克家也指责他“出尔反尔,随风转向”。在他们看来,谢冕是见风使舵、趋时附势者。这并不是事实,这个指责至少是误解。

   当然,相比五六十年代,“新时期”谢冕的诗歌观点确实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界、知识界是普遍现象。观点、主张前后一致的一贯性,在传统的道德评价中,似乎是不需论证的美德;但是,人的思想,情感的摇摆,更易,是否可以不问情况地看作道德瑕疵?少年维特衣着“始终”是深蓝色外套,黄色马甲和靴子,顾城“一贯”地戴着牛仔裤做的帽子,就值得赞美吗?面对20世纪,特别是当代发生的历史巨变,面对个人遭遇的挫折,“一贯”不变的“自我”是否可能?人不正是通过正视因环境变迁引起的内在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而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

   对于谢冕来说,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是他面对不可思议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突发的厄运,在思考中取得认知和情感深化的时期。这段时间在内心留下“难愈”创伤,他最近的自传体随笔中有这样的叙述:

   那一段历史,我们不堪回首,有人讳莫如深,也不愿重提。不提也罢,留下这一片长长的“空白”,供后人咨嗟和凭吊!有过这经历,我也是沉默。友朋聚会,我不愿谈论“苦难”,更不愿重听当日“时尚”的歌曲,我把俄文忘得彻底!在应当享受青春的岁月,我们被剥夺了青春!(《似水流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在当时写的诗,和后来谈论这个时期的文章中,谢冕引用杜甫“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的诗句,寄托他对时局,对民族、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1969到1971年间,他断断续续写了长达1200行的诗《告别》,来记录这个时期痛苦的思考和情感的挣扎。诗并非为发表而写,事实上,它2012年收入《谢冕编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之前未曾公开发表过。“告别”,是两个时间的对话(“时间和时间,靠得这样近”),不同时间的“自我”的对峙,是“二十年前礼炮的硝烟飘散”之后的1969年,对20年前的告别。这个告别,是“决绝”的,“二十年前的殿堂,数千年的城堡/都如沙上的建筑/一场潮汐,几秒钟都崩塌”;然而,又是“深深的依恋”,40年代末投身革命,参加军队的对新生活向往的信念,并没有摧毁:“在屈辱与磨难中,信念却如泼油的火,升起冲天的烈焰”。在他那里,将决绝与依恋连结起来的纽带是爱情:“当惊涛骇浪迎头打来/小舟在颠簸,爱情伸出援救的温柔的手”——爱是特定个体的,也是延伸扩展的:

   我愿意拭你的枕边泪

   赠给你几片欢乐的云彩

   我愿你健康地笑着,活着

   永远有真的欢乐

   直到那一天蓝天里胜利的礼炮轰鸣

   祖国的天空日月争辉,礼花盛开

   旗浪,歌潮

   人民在前进,人民举起了花的海

   (《爱简》,1969)

前面提到的黄子平为谢冕书写的序中,讲到张承志执拗地将他的小说集命名《老桥》。这也是关于告别的话题。张承志说,“我并非对这坍塌中的老桥迷恋不舍,我想我终将会把它常留身后。但是,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消。我甚至认为,这座桥或者就是我自己和大家走向明天的唯一道路。尽管它是老桥,坍塌了一块桥板,散乱着几堆兽粪。它毕竟是桥,是联系着山和水,过去和未来的桥……”谢冕的告别也同样不意味着斩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589.html
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