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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边关何处——19、20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及其背景

更新时间:2022-09-18 10:23:36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摘要:19、20世纪之交,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本文要讨论的是这一日本东洋学转变时期的学术变化及其政治背景,并通过这一变化反观中国现代学术史。日本东洋学界这一转变,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早已有西北史地与蒙元史研究,但此后的学术研究却没有能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以及政治领土的确立发生真正的交集,因而只是在欧洲和日本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绝学”。如果仔细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和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两国政治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

   关键词:满蒙回藏鲜 日本东洋学 中国 周边  历史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强调,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史研究(既包括本国的研究,也包括域外的研究),都要注意三个关节点:第一,要了解这些学术风潮的起伏变化背后的政治因素。尽管很多人认为,现代学术的特征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分化”,学术可以成为独立的领域,但我始终不相信这种“切割”可以如此“一刀两断”;第二,要注意这些学术研究的资料、焦点和方法的变迁。学术史和思想史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能离开具体而专业的学问,去讨论高尚而抽象的观念。大判断需要来自小结果。为什么陈寅恪说要“预流”?因为学术也如河流,一波才去一波随,任何资料、焦点、方法的移动,都会引起历史追溯、文化认同、传统解说的更深刻变化;第三,要注意这种学术在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彼此较量和竞争。不仅早期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有彼此较长论短的心态,中国学者,无论是没有出洋的陈垣,还是深受西洋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都有非常深的“把汉学中心从法京(巴黎)和日京(京都)移回来”的想法。

   这里,我将从19、20世纪之交,即中国的晚清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大正之间中国、日本的学术史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那个时代,原本聚焦于汉族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东洋学界,会出现对中国四裔即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的强烈兴趣?

   这种学术史上的兴趣,与日本政治背景有什么关系?与欧洲东方学中的西域南海史地之学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中国学界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形成类似的学术兴趣,与重建的民族国家相互呼应?原本兴起的对西北史地的关怀与对蒙古史的兴趣,何以最终却成为“绝域与绝学”?

   二、晚清民初或明治大正之际:日本对“满蒙回藏鲜”研究的兴趣与东洋史学的形成

   晚清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日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中见立夫在一篇论文中说,“日本‘东洋史学’学术领域之形成,大约在1894年至1904年这十年,即日清、日俄战争之间,这一形成期的时代背景——即向大陆的帝国主义侵略初期——对此后东洋史学的展开,有极大的影响”。这是相当正确的。不过,本文试图把日本东洋史学的“黎明期”稍稍扩大,把它放在1891—1915年整个晚清民初即明治大正时期来讨论,因为完整地看这个日本与中国同样激荡的巨变时代,才能看到,这恰恰是日本政界有关“中国”论述的变化期,也是日本学界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兴起的关键时期。以此来反观同时代的中国学术史,日本有关“中国”和“周边”的学术史变化及其政治史背景,就特别值得深思。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界对中国及周边的研究,不仅涉及环绕的中国东南西北各方,深入到汉族区域边缘的各个民族地区,而且涉及各个民族和区域的历史、宗教、语言、地理诸领域,几乎可以说是全面覆盖式的研究。由于这一时期的论著数量相当庞大,这里不能细说,只能简略地举例如下:

   (一)正如和田清所说,明治以前的日本除了荻生观、伴信友等少数人外,对于满洲历史和地理的研究相当薄弱,但是,从1894年即甲午战争那一年之后,日本军队参谋本部出版了《满洲地志》。稍后,在学界又出现了如田中萃一郎的《满洲国号考》(1903)、足立栗园与平田骨仙的《满洲古今史》(1904)等等。在日本东洋学重要人物那珂通世、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的推动下,“满洲史的研究逐渐有大踏步的进展,特别重要的是,由白鸟库吉博士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学术调查部”。

   (二)随着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和侵略,在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朝鲜的论著,自林泰辅的《朝鲜史》(1892)、《朝鲜近代史》(1901)之后,有坪井九马三、白鸟库吉、池内宏、今西龙、原田淑人、藤冢邻等的大量研究。1908年,白鸟库吉向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建议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机构,后来在学术界极有影响的学者,如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也加入了对满洲和朝鲜历史地理的调查。

   (三)正如杉山正明所指出的,由于日本对于“蒙古袭来”的深刻记忆,对于蒙古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真正现代的蒙古历史地理语言研究,却是从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白鸟库吉开始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号称日本东洋史学开山的那珂氏。1902年,东京文求堂曾出版他翻译校订的洪钧的《元史译文补正》,当他发现中国另有蒙古新史料后,便请文廷式和陈毅等代为搜寻,如《皇元圣武亲征记》、《黑鞑事略》、《双溪醉隐集》、《元秘史李注补》等等,特别是他通过京都的内藤湖南得到文廷式所赠《蒙古秘史》抄本,更经过三年艰辛的研究,1907年出版了著名的《成吉思汗实录》即《蒙古秘史》校定译注本十二卷,一举奠定了日本对蒙古史的研究基础,也刺激了日本学界对蒙古考察和研究的风气。

   (四)对西藏的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对于中国的新认识,学界和政界都意识到要对西藏有所了解。1901年日本政府的特务成田安辉曾经到达拉萨,收集了很多有关西藏的资料。先一年即1900年,寺本婉雅(1872—1940)在北京担任翻译时,曾在黄寺和资福院发现藏文佛经,他诱使庆亲王和那桐把这两套藏文佛经赏给了他,这两套后来分别收藏于东京大学(先是藏于皇宫)和大谷大学的藏文佛经,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1901年11月,《帝国东洋学会会报》第一号专门刊登报道,说“这一稀有经典,是寺本氏多年苦心的发现”。而就在1901年,除了成田安辉外,著名的河口慧海(1866—1945)到达拉萨,携回大量梵文、藏文文献,包括梵文、藏文《大藏经》以及诸多资料,此后陆续在东京和大阪报纸上发表入藏见闻,激起了日本对于西藏的极大好奇,特别是1909年在印度和英国出版英文版Three Years in Tibet,更“满足了处于‘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时代日本人对于处于封闭状态的西藏的好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他不仅为日本研究西藏收集了大量文献,而且培养了诸如池田澄达、阿部文雄等一批西藏研究学者,并从此在日本开创了对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五)日本的西域(回疆)研究,当然是在欧洲学者的刺激下形成的,不过在那个时期,一方面是带有古物掠夺性的“探险”,一方面是军事与政治的“侦查”,这使他们很快采取措施深入新疆。1902年,大谷光瑞等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由西而东进入库车、和阗,后来又陆续两次进入新疆探险,此后曾在东京和京都出版《中亚探险》(东京,1912)和《西域考古图谱》(京都,1915),这被称为“日本西域学的起点”。1905年,奉外务省的密令和军部的指示,樱井好孝到新疆一带旅游和考察,回到日本之后,则撰写了关于内蒙和新疆的详细报告,而其他日本学者如前述白鸟库吉,以及羽田亨、桑原骘藏和藤田丰八等,很早就在欧洲学者的影响下,开始了类似欧洲东方学的西域研究,他们对于汉文西域历史与地理资料、新疆考古新发现、古代西域诸多语言文字的研究,使东西文化交流史与古代中国西域的宗教、艺术和文化,都有了很大进展。

   回顾日本有关中国“周边”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明治大正之际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所谓“超越中国”的中国研究开始兴起,一方面由于日本的崛起和所谓亚洲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兴趣重心也明显从传统汉族中国转向所谓“满蒙回藏鲜”即中国周边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从19世纪起也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获得了丰硕成就,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但是,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方学(或东洋学),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

   如果仔细观察、对比日本东洋学界对“满蒙回藏鲜”的兴趣,与中国学界对“四裔之学”(或如傅斯年所谓“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处境的巨大差异和两国学界不同的历史意识。

   三、与欧洲争胜: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周边的研究动机之一

   在日本的东洋史学领域,那珂通世(1851—1908)的影响很深,他对于蒙元史和满鲜史的兴趣,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描述,特别影响到他对“中国”历史的新观念,即“中国”应当放置在“东洋”中研究的观念。据榎一雄追忆,大概在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与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两年,这种观念在那珂通世那里就已经明确。而他的这一思路,不仅确立了日本东洋史学在大学中的学科地位,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日本东洋学界(如被称为日本现代史学开创者之一的白鸟库吉)。其后,如明治三十年(1897)出版的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就特意把原名中的“支那”改成“东洋”,据说,这是“顺应了当时学界和教育界的趋势”。什么“趋势”呢?据田中正美说,就是明治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自信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稍后,大正年间出版的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更在《总论》中论述把历史叙述的范围扩大到东亚、南亚和西亚的意义。“这是以前没有的新学问”,用宫崎市定的话说,这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要解明东洋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运”,一方面破除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取东洋各民族完全没有差别地平等的立场”。这促使日本学术界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尤其是关注“西域”。

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无论东京还是京都,相当多的日本学者具有这种研究兴趣和趋向。其中,奠定日本明治时代东洋学的两个重要人物、日本亚洲研究的两大主要推手中,一个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1865—1942),他就很自觉地要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并立志在这一方面“振兴我国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他本人关于突厥、乌孙、匈奴、粟特、康居以及朝鲜的研究都赢得了欧洲学界相当高的评价,而且还曾经在后藤新平的支持下,成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编辑了《白山黑水文库》。而另一个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内藤湖南(1866—1934),他也对满洲、蒙古和朝鲜下了很大功夫,曾经搜集了蒙文版《蒙古源流》,在沈阳拍摄了四千余张满文老档的照片,并以此编辑了《满蒙丛书》。除了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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