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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经济学如何给道德留余地

更新时间:2022-09-17 22:04:38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结果非常有意思:严格控制条件下,第一组学生平均答对的题目仍然为3.1道;而第二组自我判卷并自行报告答对题目数量者,平均答对题目数量竟然也为3.1道,而非此前实验中的4.1道。区别仅仅在于这一次他们在答题前抄了“摩西十诫”。

   “摩西十诫”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代表着一种信仰。因此,这一实验结果表明,激发起人们内心的信仰时,人们将变得诚实而有道德。

   经济学家又一次改变实验条件。第一组学生仍然是在严格控制下实验;第二组学生也仍然是自由答题、自我判分并自行报告答对题目数量。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二组学生在自行报告答对题目数量去领取奖励前,被要求在一张纸上写上这样一句话:“我是某某商学院学生,我知晓这次测试将考验我的道德规范。”最后的实验结果是:第二组学生自行报告的平均答对题目数量,与第一组严格控制下进行实验的学生平均答对题目数量完全一样,也为3.1道!

   此次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羞耻心。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唤醒人们内心的这种自尊与知耻心,那么,人们将变得诚实而有道德。

   再一次做对比实验。第一组学生面对的实验条件仍然不变;第二组学生亦如此。但是,第二组学生去自行报告自己答对题目数量并领取奖励时,接待他的是哈佛商学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实验结果仍然很有意思:第一组学生平均答对3.1道题,而第二组学生自行报告平均答对了3.4道题。这意味着仍然有不诚实现象,但不诚实现象的发生概率远低于第一次实验中的33%。这表明,在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面前,原来有作弊之心的学生中,绝大部分觉得不应该作弊。所以,榜样的力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人们的不诚实行为,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

   上述行为经济学实验结果告诉我们,要使市场与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就必须重视人们的信仰,就必须时刻提醒人们知荣辱,就必须重视身边榜样的力量。

   由此联想到多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官德”的讨论。当时年轻的我,作为贝克尔曾经的崇拜者也一度主张,与其费心讨论如何提高官员道德,还不如讨论如何完善制度安排尤其是惩戒系统。但现在看来,法治与道德都不可偏废,不仅要让官员害怕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还要让其害怕在声誉上身败名裂。特别是,当法治日益健全、官员灰色收入越来越不可能时,通过信仰和道德培塑,激发对荣誉和责任的重视,可能比单纯的惩戒更有利于提高工作热情和效率。

   六

   在以承认“人性复杂性”为前提的行为经济学努力下,道德因素正日益被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

   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人的“自利性假说”盛行之时,贝克尔等人其实一直在推广另一种“行为经济学”,即用“成本—收益”衡量法来分析法律、婚姻、生育、伦理等人的社会性行为。比如,在贝克尔“成本—收益”衡量法的框架下,婚姻就是一种契约,是婚姻前男女算计的结果,而非爱情的产物。同样,生育几个小孩,甚至让小孩接受何种教育,也是夫妻在生养与教育小孩的成本以及预期小孩未来将给家庭带来什么样的回报之间权衡的产物。在这一框架下,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道德情操,都被这种“祛魅式”解构搞得荡然无存,我们看似神圣的东西都被世俗化。经济学在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张,被批评者定义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也是由于这种“无道德”经济学的攻城掠地,似乎一切都可以以价格来衡量。最典型的,当时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认为人们节日之间互赠礼物是一种浪费,因为所赠之物未必是对方所想。所以,他们主张,不如把礼品换成钱直接给对方,既能因避免浪费而提高经济效益,又能让收礼者因能拿钱买到个人更想要的东西而提高其个人收益。

   殊不知,当社会领域一切都用价格来衡量的时候,道德与伦理本身,也就贬值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圣菲研究所行为科学项目主管塞缪尔·鲍尔斯,曾讲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经济学案例。实验地点在以色列的海法市。在当地托儿所,父母亲接孩子时经常迟到,给保育员带来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实验者选择了六个托儿所做实验,规定父母如果接孩子迟到将被罚款,这笔罚款既算是对父母迟到行为的惩罚,也算是对保育员不得不因此延长看护时间的报酬。

   按一般道理而言,这种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的父母应该少一些吧,但实验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罚款规定出台后,接孩子迟到的父母数量增加了一倍还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取消罚款规定后,与实验之前比较,迟到的父母数仍然翻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一场实验的结果是迟到的父母数量大大增加了!

   那些坚信一切可以用价格衡量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框架想当然认为,人们有避免金钱上损失的倾向,因此,罚款规定应该能够让更多父母按时接孩子。但为什么实验结果却恰恰相反呢?鲍尔斯对此分析认为:就是因为一场经济学实验使得“道德因素经济化”。具体地说,在进行这场实验之前,父母把按时接自己的孩子看成是道德义务:孩子眼巴巴等着父母来接,而保育员辛苦了很长时间也需要按时休息。因此,那个时候,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父母接孩子是不会迟到的,而且任何一次迟到都会让父母心中内疚一阵子,下次会设法准时。

   但罚款规定出台后,迟到以及保育员不得不加班都变成了一种经济行为,都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也就是说,迟到本身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变成了可以用金钱交易的市场关系。这个时候,父母也不再为迟到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金钱,而且保育员已经得到了补偿。于是,只要有任何理由,这些父母都乐意迟到,迟到的父母数量因此而翻倍就毫不奇怪了。而罚款规定后来即使取消了,但并没有改变这些父母把迟到认为是个“经济问题”这一意识,所以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迟到行为,潜意识中甚至认为可能是托儿所之间的竞争,使得保育员选择了免费延长照顾小孩时间。

   由此,鲍尔斯感慨道:建立在自私动机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加以约束,可能会使我们每个人变得没有道德!换句话说,在利用“自利心”设计的规则之下,会让我们每个人变成冷冰冰的“机器”!

   其实,在鲍尔斯之前,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已经表达了这种担心。法国启蒙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认为,当一切都变成金钱关系之后,“骑士品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算计者的时代……没有留下任何会激发情感的东西能让我们产生爱、崇敬、赞赏或依恋”。马克思则更是明确写道:市场的不断扩张,迟早会使人类“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知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之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持同样的看法:当一切都变成交易关系之后,“每个人对于所有其他人的命运而言都是外人……每个人仅仅以他自己和为了他自己而存在着”。

   当然,还有二十世纪中叶的E·P·汤普森和卡尔·波兰尼。前者基于对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态的同情,把十八世纪贫民因饥饿和资本家借机囤积居奇视为“道德观念”丧失的结果,而平民发起的“粮食骚动”,恰是为了维护传统公平和正义观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汤普森提出必须研究“道德经济学”,否则,悲剧会重演。而与哈耶克齐名但与其观点相反的波兰尼,第一次在经济学领域明确提出区分“市场与社会”,反对市场法则对社会领域的侵蚀,否则,社会对市场的报复将引发经济领域危机。也因此,他们二人,被经济思想史写作者蒂姆·罗根专门作传,写入其著作《道德经济学家》。

   不幸的是,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担心被言中。1970年代末以来,东西方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倒退,同情心丧失,冷漠与利己流行,这与市场法则在社会领域的全面扩张是有关联的。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对市场侵蚀社会之后那一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人群的群体性写照,而非仅仅哪国哪群人独有。

   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现象,是著名计量史学专家、诺奖得主福格尔所称的“对贫困看法的改变”,即不仅不同情贫困,反而认为是贫困者应得的。

   我们知道,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首倡的道德就是“同情之心”,即对贫困者的同情。在斯密晚年最后修订的《道德情操论》中,他特地补写了一节,专门指出:“道德情操的原因是我们倾向于羡慕有钱有势的人,而鄙视贫穷卑贱的人。”福格尔梳理历史后认为,在美国,尤其是大萧条以来,由平等主义领导的“觉醒”运动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伦理”,“不再认为贫困化是上帝对个人罪恶的报复,而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不应该把贫穷看成是个人的失败,而应该看成是社会的失败”。正是由强调“个人对个人负责”的观念向“社会对个人负责”的观点的转变,推动了美国社会推出一系列贯彻平等主义改革方案,也造就了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是,1970年代以来,由于“不讲道德只讲交易”的里根经济学大行其道,美国社会风向标发生了改变,社会重新“把贫困当作个人的事,把贫困的人群归为市场竞争失败者”。这也是此后至今,尽管美国社会财富积累仍在高歌猛进,但社会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社会撕裂以及政治极化却越来越突出的最主要原因。而社会领域的这些矛盾累积,终于成为“回镖”,正打击着经济全球化并催生了反市场的民粹主义及权威主义。

   七

   最后,想说说中国。尽管并非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实际上,在中国,建立在“利己人”假定之上的经济学,一度也成为显学。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经济学思潮推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亦极大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大解放。但是,由于未能把握好其度,中国亦经历了一场市场对社会的侵蚀过程,似乎一切都可以定价,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因此,我们亦可以看到,在这种“无道德”考量的经济学影响下,关于生命、孝道及信仰等领域,以市场替代道德现象,亦很突出。

   比如,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当政府为每个矿难者规定了很高的赔偿标准后,为什么并没有减少矿难?现在想,其原因是:一方面,这二十万元对每年赚几个亿的煤老板而言是小事情。原来死人在煤老板看来是不得了的大事,是家破人亡,所以对安全生产还比较重视;而自从出台补偿标准后,许多煤老板已经把死人的事看成钱的问题,认为只不过在其多少亿的资产中“划出了一点点”,煤老板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没有同情心与人情味,更没有积极性改善煤矿安全生产状况。这难道不是原本无价的生命,在变得有价后导致的悲剧吗?当然,这一现象后来得到国家更严厉的整治。

   再比如,已经有许多严肃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传统的家庭式养老,是世界上成本最低、最富人性化的一种保障方式。而现在,独生子女已无力承担赡养多个老人的任务,因此,实行社会化养老是必然的。但社会化养老虽可以解决独生子女没有更多时间分配给多个老人的问题,却不能也不应该解决子女对老人的孝道,因为孝道是社会规范。国外有统计结果表明,在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费越贵的养老院,子女平均探视时间相对越短,老年心理性疾病比率越高。原因是:收费既然那么高,让一些子女潜意识里认为,金钱可以替代孝道。正因此,我一向反对把社会化养老简单视为“市场化养老”。

   又比如,在中国传统道德及革命文化之下,贫穷而有道德的人,一度是我们的尊崇对象。但仅仅历经了几十年“交易”观念洗礼之后,贫穷而有道德的人,被视为无用之人。在充斥于自媒体的各种励志鸡汤中,富人与穷人被划分为“层次与境界”不同的两类人,前者是因为“层次与境界高”而富,后者因为“层次与境界低”而贫。贫穷之人不仅被视为可耻的事,而且被认为“活该”。文学作品由此前的赞颂穷苦人,转而暗示人的阶层是与其道德水平相匹配的,甚至有文字公开羞辱穷人“具有愚昧、贪婪及相互倾轧”的“特性”。而这显然与我们这代人在当年贫穷的乡村社会的体验不同。因为我们这代人的体验告诉我们,当年人们贫困但不乏温情、互助与爱。而真正让我们对故乡失望的是,现在变富了,但人的嘴脸却越来越市侩而冰冷了。

   看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到了呼唤“道德经济学”的时候了。而行为经济学对道德在经济决策中作用的重视,得以纳入包括中国经济学界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恰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

   也因此,我们对于未来,也许可以多一份耐心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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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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