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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才:曹雪芹旗籍考辨

更新时间:2022-09-16 16:53:40
作者: 张书才  
比如吏部致内务府的咨文称:

  

   现任内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凡有包衣人员,于各员名下注明包衣字样,咨复本部。[7]

  

   等等。诸如上面这样的记载,在清代档案中可以信手拈来。这就说明,按照清代制度,包衣旗人确有包衣满洲、包衣蒙古、包衣汉军之别,并非一律称为“满洲”。

  

   至于包衣旗人注明满洲、蒙古、汉军的具体实例,在清代档案中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下面仅据《朱笔引见单》的记载,选出六名与曹雪芹同时或大致同时的包衣人员为例,并分别注明佐领、管领或不注明佐领、管领两种情况,节录于后:

  

   乔天保 正黄旗包衣汉军和尚浑托和下人,年四十六岁,康熙五十二年举人,今掣得山东莱州府高密县知县缺。[8]

  

   七十四 系镶黄旗内务府满洲旌额理佐领下人,由丙辰科进士于乾隆二年四月内补授国子监监丞。……[9]

  

   钮廷彩 镶白旗包衣汉军马尼拉佐领下人……雍正五年二月十九日奉旨补授陕西宁夏府知府。[10]

  

   六格 系正黄旗包衣汉军人,由摆呀喇中雍正甲辰科武举……二年十二月放蓝翎侍卫。[11]

  

   嵩贵 内务府正黄旗蒙古,年二十八岁,乾隆二十六年进士。[12]

  

   奇丰额 内务府正白旗满洲,年二十五岁,三甲二十六名(进士)。[13]

  

   以上六名包衣人员,既有上三旗包衣也有下五旗包衣,既有佐领下人也有管领下人,这至少可以说明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无论上三旗包衣还是下五旗包衣,其包衣满洲、包衣蒙古、包衣汉军的区分是以所属民族为标准的。即是说:凡包衣满族人,皆称包衣满洲;凡包衣蒙古族人,皆称包衣蒙古;凡包衣汉人,皆称包衣汉军。

  

   第二,把包衣汉人称为包衣汉军,内务府三旗包衣汉人称为内务府三旗汉军,确是清初的定制,并非乾隆以后才开始误用的“俗称”。

  

   第三,按照清代制度,包衣汉人只能称为包衣汉军,而不能称为包衣满洲,所谓“内务府的汉姓,则既可称汉军,又可称满洲”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相符合的。

  

   对上面这些有个大概的了解,就会明白,作为内务府正白旗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下人的曹家,乃正白旗包衣汉军,或称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正白旗内务府汉军,这非但不悖于清代制度,相反,倒是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制度的本来面目。

  

   包衣汉军与包衣满洲之区别

  

   清代档案和文献资料说明,内务府三旗汉军、满洲、蒙古虽同为皇室奴仆,基本身份相同,但在很多问题上受着不同对待,有着不同的等级地位。

  

   (一)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满洲佐领在披甲、护军以及官学生的额数上不同。

  

   凡内务府三旗披甲,据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七页五记载:

  

   镶黄旗、正黄旗满洲十佐领、朝鲜二佐领下披甲人各八十九名,正白旗满洲五佐领下披甲人各九十名;三旗旗鼓十八佐领、正白旗一回子佐领下披甲人各五十九名;三旗三十管领下披甲人各八十九名。

  

   可见,内务府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下的披甲额数少于满洲佐领、朝鲜佐领乃至管领,而与回族佐领相等。

  

   凡内务府三旗护军,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〇页五载明:

  

   (雍正元年议准)计新旧护军共一千二百名,应按佐领、内管领分隶额数:满洲十五佐领、朝鲜二佐领下,各定为二十五名;旗鼓十八佐领内,一佐领定为十九名,其余十七佐领各定为十八名;三十内管领下,各定为十五名。

  

   这又说明,内务府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下的护军额数,也少于满洲佐领和朝鲜佐领。

  

   凡内务府三旗官学生,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〇七页一〇也有明确记载:

  

   (康熙)三十四年议准,内务府三旗每满洲佐领下各选取学生八人,旗鼓佐领下四人,内管领下六人,共定为三百八十八人。

  

   很清楚,内务府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下的官学生额数,还是少于满洲佐领。

  

   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谈到内务府正白旗之回族佐领时明白指出:“……佐领下人准做五品以下武职,不得为文官,其食饷兵丁亦另有额数,以示区别也。”据此可知,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下与满洲佐领下披甲、护军、官学生等额数的不同,正是为了“以示区别”,标志着在内务府内部包衣汉军的等级地位低于包衣满洲。

  

   (二)在考试制度上,内务府三旗汉军归并八旗汉军考试,内务府三旗满洲归并八旗满洲考试。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五七页四载明:

  

   (康熙)三十三年题准:上三旗包衣满洲佐领、管领下及下五旗包衣满洲佐领、管领下子弟,俱归并八旗满洲、蒙古考试;上三旗包衣旗鼓佐领下及下五旗包衣旗鼓佐领下子弟,俱归并八旗汉军考试。

  

   这项规定,指的是文生员、文举人、文进士的考试。迨到康熙四十八年准令八旗汉军与汉人一体参加武场考试时,又规定包衣汉军佐领下人一体与试。这在上书卷八五七页五上也有明文记载:

  

   (康熙)四十八年谕:朕观八旗汉军用文职者多,而用武职者少,嗣后武乡、会试亦着八旗汉军考试,所增额数不过数名,可以收健勇人才之用,于武科甚为有益。钦此。遵旨议定:八旗汉军、包衣旗鼓佐领下无品级笔帖式、库使、由官学生补用之外郎、闲散人等,有娴习弓马愿意考试武生者,该旗开具姓名,移送顺天府,照例送学政考取武生;乡试时,将所取武生并中书及监生之兼充护军、领催、马甲、执事人,有愿考试武举者,该旗亦开列姓名,移送顺天府,与汉武生一体乡试,不中者仍各回原处当差;会试亦照文场例,别编合字号,取中武进士。

  

   很清楚,旗鼓佐领下人即包衣汉军归并八旗汉军一体考试文武生员、举人、进士,乃是康熙年间规定的,并不像一些同志所坚持的那样是从乾隆三年才开始的。这就说明,早在清初之时,包衣汉军在考试制度上就是与八旗汉军一体对待的,根本没有把包衣汉军视作“满洲”。

  

   (三)在职官制度上,包衣汉军除由内务府司员擢至京堂有时补满缺外,一般均照八旗汉军例补汉军缺或汉缺,而包衣满洲则一律照八旗满洲例补满缺。现仅略举数例,并扼要说明。

  

   首先,内务府坐办郎中和总理六库郎中,由包衣满洲补放者照满郎中例升转并可升用道府,由包衣汉军补放者则照汉郎中例升转且不可升用道府。比如,乾隆九年九月初三日吏部致内务府的咨文载明:

  

   ……内务府坐办郎中一缺、总理六库郎中二缺,有由满洲补放者,有由汉军补放者,乾隆五年吏部奏准:由满洲补放者仍算前任郎中之俸,与满洲郎中一体较俸开列升转;其汉军补放者,应令其以补放坐办郎中等缺之日扣算,历俸三年之后再行接算前任郎中之俸,与汉郎中论俸升转。今满洲郎中准以道府升用,内务府满洲坐办郎中等……与满洲郎中一体较俸以道府升用。……其坐办郎中吉葆系汉军,例与汉郎中一体较俸升转,不便入于满洲郎中内考试升用。[14]

  

   可见,即使是在内务府仕进和升转,包衣汉军也不完全与包衣满洲一例对待,即包衣满洲优于包衣汉军。

  

   其次,由内务府仕进渐次擢至六部侍郎、尚书、大学士者,包衣汉军或补汉缺,或满汉缺互任,而包衣满洲一律占满缺。比如六部尚书之缺,刘廷玑《在园杂志》谈到“汉军、汉人一体简用”时说:

  

   康熙五十年间,汉军补汉缺者,大学士萧永藻、吏部尚书桑格、兵部尚书孙征灏、刑部尚书郭世隆,侍郎、学士暨司道内升京堂者二十七人,在外都抚共六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这汉军补汉缺的三十多人中,究竟有几人是包衣汉军,一时难以查明,但吏部尚书桑格,却千真万确是曾任江宁织造、与曹家有姻戚关系的内务府正白旗第四旗鼓佐领下人马桑格。这就说明,内务府三旗汉军人员,在康熙年间是与八旗汉军一体补授汉缺尚书的,并且当时已经称为“汉军”了。

  

   至于大学士之缺,以包衣汉军人员受任者,就目前所知,顺、康、雍、乾四朝仅英廉一人,而所补为汉大学士。《内务府上传档》所载上谕说:

  

   英廉系内务府人,伊本姓冯,协办亦年久,可补用汉大学士。[15]

  

   不难看出,冯英廉补授汉大学士,主要是因为他是内务府汉军,例与八旗汉军一体补汉缺。

  

   再次,科甲出身的包衣汉军人员一律照八旗汉军例补汉军缺或汉缺,包衣满洲人员则一律照八旗满洲例补满缺。比如高鹗,乃内务府镶黄旗旗鼓佐领下人,亦即内汉军,其中进士后即是历任汉军中书、汉军典籍、汉军侍读、汉监察御史、汉给事中的。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〇页二还明文规定:

  

   (乾隆四年)又奏准:内务府旗鼓佐领下闲散文举人与八旗汉军闲散文举人一例选用知县……

  

   可见,包衣汉军进士的仕进以及举人的拣选知县,是与八旗汉军完全相同的。

  

当然,包衣汉军与包衣满洲的区别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笔者不过略举数例罢了。福格在《听雨丛谈》中曾说:“臣按八旗:宗室、满洲、蒙古、汉军,次序井然,所以区别亲疏也。”上述包衣汉军与包衣满洲的种种区别,显然也是这种亲疏有间、次序井然的民族等级制度所使然,标志着包衣汉军的等级地位低于包衣满洲,清朝皇帝根本没有把包衣汉人看作满洲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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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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