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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久 杨龙文:各民族共同富裕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时代背景、逻辑关联及治理机制

更新时间:2022-09-16 01:07:38
作者: 高永久   杨龙文  
与此同时,促进民族地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更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共享性,贫富差距愈小,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愈大。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看,民族地区要想建设法治政府,真正推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进程,也应当同时以促进各民族迈向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之一,缩小民族地区的社会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

  

   另外,法治化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与方式,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最终是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富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服务的。因而,尽管法治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理性意蕴,但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法治化也可以看作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路径方式,而各民族共同富裕则是法治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的价值旨归。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过程中,无论是民族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的依法行使,还是民族地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涉及民族因素的纠纷调解,都应当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作为法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取向与价值规范之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实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二)规范性逻辑: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法治制度保障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因而民族事务治理中的共同富裕课题,也必须以法治化的过程来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有效法治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各民族共同富裕须以法治而非人治的方式来实现。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既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平均主义思想的历史复刻,亦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循规蹈矩。而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过程中,以协调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和鼓励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在调动各族群众合法致富积极性的前提下,支持先富者带动后富者,动员东部发达地区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不能以短期内的运动式治理方式来解决,更不能仅仅依靠一纸文件乃至口头命令的人治方式来随意分配社会财富,而必须依循法治精神和法律制度,以法律手段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体系,以合法合理、良法善治、规范有序的方式与步骤改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发展境遇。

  

   其二,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为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框架。共同富裕意味着各民族主体间的平等关系,而政治平等则要求和促进着经济的共同富裕。政治平等表明“人们可以平等地占有政治资源并均衡地影响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和公共成本的公平分摊”。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平等权利,履行平等义务,是政治平等在民族关系领域的一大表征,并要求和促进着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区公权力部门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是民族事务治理法治框架的重要构件。通过促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依法完善涉及公共利益分配和公共成本承担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在依法运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确保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在依法行政中出台有效公共政策以缩小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可以为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法治框架。

  

   其三,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有助于应对民族地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接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再分配体系的变化,将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整合与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产生新问题和新矛盾。在先富到共富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历史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内部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城乡之间也存在着贫富差距和差异化利益主体,这就使得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转型过程中极易导致民族地区社会利益分化重组、社会矛盾激化演变,甚至可能出现既得利益者不愿接受再分配调整,或处于相对弱发展态势的阶层群体对再分配改革期望值过高或对改革结果不满足等情况。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再加之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利用,极有可能对民族地区族际关系的团结稳定造成影响。通过在处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问题中坚持法治思维,以法律制度维护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社会秩序,处理好再分配调整中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依法依规处置涉民族因素的社会纠纷事件,从而可以为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法治制度保障。

  

   (三)整合性逻辑:二者统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体双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无论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还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都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之中。

  

   一方面,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发展维度的基本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发展维度上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追求的不是普遍贫穷的共同体,更不是两极分化的共同体,而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件下共同发展的共同体,在社会普惠性公平状态中共同富裕的共同体。经济发展绩效层面的改善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构筑起“一个也不落下”的共同富裕基石,能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奠定物质基础、增进心理认同、强化情感归属等独特功能;通过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进一步继承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凝聚力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巨大优越性,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牢固的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制度维度的基本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有条不紊、有的放矢地进行,而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所蕴含的制度设计框架、行为主体规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构件。唯有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用法治规约民族关系,以法律处理民族问题,才能依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有序运行,避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把握不当。诚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多个层面共同发力,但仅就经济层面和法治层面而言,各民族共同富裕和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汇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一体两面或一体双维。通过以各民族共同富裕作为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发展价值取向,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作为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法治制度保障,实现发展维度与制度维度的关系整合、功能互补、逻辑互构,并与其他维度相互协调,进而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多维支撑。

  

   三、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治理机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法治和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大家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因而,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在于,以法治驱动、规约、协调、嵌入“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全过程,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在提振发展基础,实现共享分配,培育可持续动能中坚持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政府调控社会贫富差距的机制包括动力机制、规约机制和整合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治理机制主要可以归结为驱动机制、规约机制、协调机制和嵌入机制四部分。

  

   (一)驱动机制:以法治力量驱动民族地区经济高效运转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后,民族地区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绩效,通过高质量的发展为各民族共同富裕奠定充足的社会可分配资源。法治建设能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不确定性,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条件和动力。因而,在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和主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大时代意义,尤其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涉及民族事务的全国性法律以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出台的涉及民族事务的国家行政法规中,要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同时,更好地融入体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法律法规条文,制定明确具体的保障举措。对于关涉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建设、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倡议行动或发展规划,要制定和完善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以便使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能够有法可依。例如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就通过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社会救助目标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从而为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另一方面,要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基础。民族地区应依循国家层面关于稳定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法律法规,并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稳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还应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有效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特别是积极行使经济财政管理自治权。通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利用中央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依托地区发展禀赋和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牧业、民族手工艺品加工、民族文化旅游等类型的民族特色产业,充分激发民族地区发展动能,在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中因地制宜地探索本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

  

   (二)规约机制:以法治方式规约民族地区社会资源分配

  

在实现稳定发展、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民族地区需要合理分配社会财富资源,以法治的方式规范分配过程,确保社会资源能够普惠公平、机会均等地在民族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其一,规范和约束民族地区地方各主管部门的权力运行,以依法行政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民族地区地方主管部门是社会资源分配政策的重要制定者,要想使社会资源分配政策的制定不为既得利益者所俘获,出台更为公正平等的经济政策,就必须对民族地区地方主管部门的权力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通过有效防范权力越轨,严厉惩处职务犯罪,推进民族地区地方主管部门的“放管服”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实施权责清单制度,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从而使在民族事务治理过程中,民族地区地方主管部门可以在权力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制度框架下,做到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分配和公共成本的公平性分摊。其二,规范和约束民族地区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民族地区地方主管部门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和良序竞争的仲裁者与监管者,应进一步规范营商环境和市场秩序,约束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自利性,依法治理假冒伪劣商品和偷税漏税行为,保护合法经营,取缔不正当收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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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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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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