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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帝国的政治理论——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更新时间:2022-09-15 23:58:14
作者: 任军锋 (进入专栏)  

  

   在西方古典史著传统中,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与修昔底徳(约前460—前400)构成其中当之无愧的“双子星座”。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左右,属两代人,但彼此交集甚多,他们都生逢盛世雅典,目睹黄金时代的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帝国权势蒸蒸日上,他们都亲历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主政坛日趋昏聩,帝国事业江河日下,直至最终一败涂地。

   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将希罗多德尊为“历史之父”(patrem historiae),意在凸显希罗多德所开创的新的文学精神,即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所涉事件年代久远,希罗多德不得不在不同的传说或口述版本之间相互对勘,某些希罗多德本人无法确认的事实,便索性将其并置,交给读者去鉴别真伪,在吸引听众注意力、激发其智识的同时,营造故事的现场感。

   对于希罗多德的上述努力,修昔底德却颇有微词,他这样写道:“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修昔底德坚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后果来说,波斯战争都无法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匹敌:“过去最大的事件就是波斯战争了,不过,仅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便决出胜负。但是,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它带来的灾难,在希腊,在同样长的时段,还未曾有过”。

   受修昔底德上述论断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后世史家眼里,修昔底德的著史方法据说更为客观,主题更加重要,修昔底德,而不是希罗多德,被他们奉为“历史之父”。与此同时,吊诡的是,更有评论家将希罗多德视为“谎言之父”。然而,若揆诸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文本本身,这显然是现代研究者出于一厢情愿的误会所致。事实却是,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希罗多德,他们在考订事实原委的同时,都有着极强的创作欲。平心而论,创作,是包括史诗、戏剧、哲学、历史在内的一切著述形式的应有之义。任何文本,只要形诸文字,都涉及材料的选取、编排的次第、高妙的修辞等著述家所谓的“主观因素”。因此,在著述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比希罗多德更“客观”。即便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远在希波战争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因为有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便不再重要,何况,所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只不过是表象,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希罗多德的地位并未因修昔底德的出现而削弱分毫。

   在希罗多德心目中,曾经的波斯帝国正是目下雅典帝国的对应物,而在修昔底德心目中,目下的雅典帝国将是一切未来帝国的对应物。修昔底德宣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久,同样,希罗多德坚信,《历史》将穿越时光隧道,存亡继绝。希罗多德透过历史审视当下,修昔底德透过当下展望未来。希罗多德透过波斯的入侵,揭示希腊世界的分崩离析,各图侥幸,斯巴达借波斯之手打压雅典的精心算计,雅典政治家巧于弥缝的足智多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暗斗”跃然纸上。而修昔底德则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明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洞悉潜藏于希腊世界这一公开争斗背后的心理和精神玄机。在希腊世界从自发性的联盟秩序向强制性的帝国秩序过渡的关键时刻,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是有着强烈泛希腊主义情怀的政治理论家。

   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历史、当下、未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他们透过手中的如椽之笔,记录帝国兴衰,洞悉导致帝国陆沉的深层机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济世使命的政治理论家。

   帝国的政治理论不是“货与帝王家”的资政报告,他们并不以“苟有用我者”自居或者自期,他们将深沉委婉的教诲嵌入直白的历史叙事当中,将深邃犀利的洞见潜藏于精致的故事结构之中。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可以说互为表里,他们在描述世界的同时,也在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理论家努力改造世界的过程。帝国的政治理论是深沉委婉的悲剧史诗,是垂裕后昆的精神镜鉴,是灵魂净化的实验地,是政治教育的思想现场。而政治教育,正是政治理论家们借以重塑人心、改造世界的津梁。

   一、帝国足迹:吕底亚、波斯、雅典……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波战争前后相继,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相映成趣。正是透过伟大著述家的过人识见、如椽之笔,波澜壮阔的时代才得以如希罗多德希冀的那样,避免岁月的锈蚀,历经时间湍流的冲刷,依然保持其持久耀眼的光芒,成为照亮并警示后世永久的精神灯塔。在《历史》开篇,希罗多德即开宗明义,自己的著述旨趣在于:“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蛮族人的那些令人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光彩,尤其是把他们走向战争的根由公之于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序言中,修昔底德即明确指出:“我首先要记载的是,他们(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撕毁和约的原因、相互责难的理由以及分歧所在,以使后人明了希腊人中间发生的如此大规模战争从何而起。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拉刻代蒙(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

   权力与恐惧相互强化,彼此推涨,这是修昔底德针对政治世界的核心动力机制所做的经典概括,也是希罗多德笔下帝国生存的基本样态。波斯从当初米底帝国治下偏安一隅的山地小部落,在居鲁士的带领下,僭权夺位,经略八方,威震亚细亚和地中海世界。这引起作为米底帝国睦邻的吕底亚人的惊惧,面对迅速崛起的波斯,作为吕底亚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克洛伊索斯必须做出政治决断,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他需要“权衡在波斯势力尚未崛起之前,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

   然而,克洛伊索斯事与愿违,作为这场由他首先发动的战争的结果,非但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吕底亚遭到波斯吞并。从吞并吕底亚帝国开始,波斯帝国自此步吕底亚帝国的后尘,走上了先发制人式的“预防性战争”的不归路;伊奥尼亚、亚述、巴比伦、马萨革泰、埃及……。从大流士到薛西斯,波斯先后两次剑指希腊,最终兵败如山倒,波斯人蒸蒸日上的帝国事业从此一蹶不振。从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波斯帝国历经四朝,从偏安一隅的小部落成长为雄霸亚细亚、傲视欧罗巴的大帝国,最终与希腊一战,折戟沉沙。波斯人的这一经历,为帝国兴衰这一母题平添了又一个生动的注脚,正如希罗多德所言:“任何城邦,无论是雄霸一方,抑或微不足道,我都将一视同仁。曾经不可一世的城邦,如今却变得默默无闻;先前不起眼的城邦,在我的时代迅速崛起为不容小觑的大邦。”

   修昔底德庚续先贤,帝国兴衰的母题不绝如缕,一以贯之。修昔底德移步换景,希罗多德笔下作为雅典帝国历史缩影的波斯帝国,如今是雅典帝国本身。在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帝国,如日中天,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却陷入内外交困,从克里昂、尼西阿斯、再到亚西比徳,雅典一路走衰,最终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帝国的建立,乃发端于对外来威胁的恐惧。消弭恐惧,则需要不断地增加权势。然而,权势在消弭恐惧的同时,却在制造新的恐惧。权势与恐惧之间的这种悖谬式颉颃,构成政治世界的根本动力。

   帝国一朝确立,绝不意味着自此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恰恰相反,帝国要求从统治者到人民保持高度警觉,时刻准备采取一切手段,消除任何可能的威胁,敌对势力的颠覆图谋,无论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是帝国实现自保的基本手段,是帝国行为的常态。不遗余力,扩张权势,是帝国生存的根本逻辑。因此,帝国主义,是帝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是帝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雅典过客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宣称正是荣誉、恐惧和利益迫使雅典人走上帝国扩张之途。在雅典过客眼里,弱者受制于强者,是政治世界亘古不变的法则:“人们只要有机会用暴力获取利益,正义就抛到脑后!”

   帝国的征途没有归途,伯里克利指出,雅典人即便遭人嫉怨仇视,必须学会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他进一步警告说,过去取得这个帝国也许是不义的,如今放弃这个帝国肯定是极端危险的。安逸无为,图一时苟安,这与帝国的生存之道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帝国统治与僭主统治本质上无异,“对于那些想要统治他邦的人来说,遭人一时的仇恨和厌憎总是难免的。志在成就大业者,会坦然接受别人的嫉妒,正确地加以判断。憎恨持续的时间不会长,而伟大行动带来的当下的荣耀和以后的声名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夕,在那场围绕是否有必要出征的激辩中,亚西比徳指出,与其坐等强敌来犯,不如攻其不备,先发制敌。“人不要只等着强者来进攻,而要抢先下手使得他不能前来进攻。我们不能像管理家事一样控制我们霸权的范围,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个位置上,就必须保住现有的属邦,还必须谋划扩展其范围。因为我们停止统治别人,我们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你们不应该考虑跟别人一样袖手旁观,除非你们将把自己的习惯也改得与他们一样。”亚西比徳坚信,帝国霸权绝不能满足于当下,安于现状,雅典要有效节制属邦,稳住帝国根基,必须主动出击,不断扩展帝国自身的安全半径。

   挥师远征希腊前夕,面对叔父的劝阻,薛西斯就波斯帝国所面临的迫不得已的现实处境,指出:“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希腊人也不会因此善罢甘休。揆诸以往的经验,他们一旦将萨尔迪斯付之一炬,觊觎亚细亚,他们便会得寸进尺,侵犯波斯本土。双方都不可能有退路。要么主动进攻,要么被动挨打,没有中间选择。不是波斯臣服希腊,就是希腊接受波斯的统治。这就是波斯人与希腊人彼此仇视的根源,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二、帝国政体:民主制、寡头制与君主制

   修昔底德指出:“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体,实际上权力掌握在第一人手里。”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体的基本结构表现为法理程序上的民主制与实际运转中的君主制。在伯里克利主政下的雅典,民主制与君主制互为表里,相互加持,形成具有极强伯里克利个性色彩的“君主式的民主制”。

   显而易见,伯里克利这样的“君主”当然不是氏族世袭制下的王,而是经过广场群众检选的人民领袖,是“领袖民主制”的典型。凭借其过人的政治德行和政治才干,伯里克利是一位能够约束并领导群众的人民领袖,而不是如克里昂那样迁就甚至操弄舆论的蛊惑家。对于政治家伯里克利,修昔底德这样评论道:“他以自由人的方式约束群众,是他领导群众,而不是群众领导他。群众若骄横狂傲,他便发言挫其锐气,使之有所畏惧;反过来,若畏惧过甚,则又使之满怀信心。”就这样,群众与领袖、民主与君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最终磨合成一种罕见的政治均衡。雅典人在这一时期能够确立三个自信(典范民主、无敌舰队、文教中心),雅典国势蒸蒸日上,帝国事业生机勃勃,所倚重的根基正是雅典政治体中这一罕见的“伯里克利式均衡”。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修昔底德透过四个具体案例,生动揭示了上述均衡的具体运转方式:1.斯巴达大兵压境,同时派特使前往雅典,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雅典缔结城下之盟。对此,伯里克利预先提出动议,即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一切斯巴达来使,不接受斯巴达任何谈判条件。2.战争初期,伯里克利坚持陆上防御、海上主动出击的作战战略,即主动放弃郊区财产,人口迁入城市。斯巴达则反其道而行之,派大军屡犯北境,抢掠或破坏雅典人的郊区财产。对此,伯里克利早有预判,斯巴达国王很可能顾及私人交情,或挑起雅典民众对伯里克利本人及其战略动机的怀疑,对他本人在郊外的土地房产网开一面。为预先消除民众的疑虑,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公开表示,若斯巴达国王唯独放过他本人的郊外财产,他愿意将其全部充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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