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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民: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

更新时间:2022-09-15 19:03:35
作者: 吴忠民  
其中,有关市场经济、科学技术这两个方面的论述十分典型。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经济的基石。

   生产要素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方能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习近平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能够通过价格信号,调剂各个生产部门所需生产要素的聚合及退出,求得供需关系的平衡。另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能够“通过厂家、相关组织以及相关人员之间充分且公平的竞争,实现产品成本的最小化、产品效益的最大化以及生产过程本身效率的最大化。”相比之下,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缺少竞争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无此优势,因而只能形成低效率的经济生产,无法支撑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市场经济能够充分激发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市场经济当属初次分配领域。公平的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社会成员具体付出与具体获得两者恰当匹配的规则。据此,市场经济能够将每一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改善与其具体努力状况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多贡献者多得,少贡献者少得。这样一来,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就能够被大幅度、大面积地激活,进而形成现代化建设最为基本的内生动力。

   市场经济还是实现“共建”的重要途径。这一点有时容易被人们忽视。“共享”并不意味着一些人的基本生活应当通过另一些人的无偿劳动来供养,而是通过每一个没有失去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努力付出来实现的。习近平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就此而言,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工作机会以及相应的具体所得不可能通过政府的计划指令来得到,而必须通过市场去寻找和努力。这样看来,市场经济是人们通过共建来实现共享的必不可少的场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推动了中国国有经济的升级换代,更是催生并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巨大发展。对此,习近平做了如是归纳:“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今已经不能想象在缺少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

   其次,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二战之后,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科学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顺应这一历史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并有所发展。邓小平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更是系统、科学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将之视为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前途命运的大事情。习近平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

   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有机构“对全球138个前沿学科领域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结果显示,美国在82个研究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在32个研究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8年,中国的高技术产品额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31.4%,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20.2%和22.3%的水平。这些进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并予以全力推动。

   第三,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极为重视对外开放,重视对于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学习、借鉴和包容。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经济的全球化愈益成为人类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当中。对外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够对其现代化建设形成一种正向的压力,激发其自身动能的生成和释放;能够使其现代化建设获取必要的资源;能够使其现代化建设形成比较优势;能够使其现代化建设获得一种必不可少的参照借鉴,用以反思并更新其自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外开放问题,将之视为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甚至是事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从中国未来前途的高度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习近平也同样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指出,“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通过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对于中国来说,能够“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理解对外开放的意义。“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说,这样的一种高度,不仅指出了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必然性,而且也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更高阶段上国家之间互惠互利、可持续交往的应然样式,体现出中国对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关切和担当。这种认知,从根本上与强权的殖民主义、与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外开放以及民族独立解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在这样一种对外开放理论的引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更是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2020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为13.1%,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为25.0%,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占比为18.0%,这三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的位次;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的占比为15.0%,居世界第二的位次。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就最近20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言,中国比西方的民主国家更好地把握了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这样说,没有成功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巨大成就。

   第四,从现代化各方面内容推进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建设。

   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必须是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比之相对简单、“同质化”的传统社会,在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必然会越来越细致,社会共同体必然会生发出大量的“异质性”成分,社会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必然会日益增强,整个社会共同体必然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化的情状。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以及各种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情形必然会日益凸显。恩格斯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受种种客观因素以及认知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在其现代化早期阶段都曾出现过度看重经济增长而轻视非经济因素发展的痼疾。虽然从某一时段来看,单方面的经济高速推进会带来财富的高速增长,但长远看,单方面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许多严重的负面效应。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现代化建设自身的客观规律使然。胡锦涛指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另一方面是人民的需要使然。习近平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提出“五大建设”的现代化历史任务,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环境这样五个基本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现代化建设观点的引导下,如今中国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一种共同发展的情状,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这种情形更加明显,多个曾经的现代化短板被弥补。

   第五,从底线思维的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系统性社会风险的防范。

   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会面临众多社会风险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要更多更大。习近平指出,“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之所以这样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庞大的经济体量一旦失控,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的风险因素。其二,社会各个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由此也会造成大量的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其三,对外开放的大面积推进,既给中国带来大量的机遇,但同时也会使国际上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风险大面积地传递到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其四,中国较快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应当看到,互联网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效应。习近平指出,“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一旦应对不当,互联网对于社会风险的迅速传递、积累和扩散会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会面临大量的社会风险;而且,这些社会风险容易叠加交织在一起。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对于这些社会风险如若应对失当,则必然会妨碍社会的安全运行,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十分重视社会风险尤其是严重社会风险的有效规避及应对。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一定要具有防范风险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其二,一定要有效规避严重的社会风险。邓小平指出,“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习近平指出,“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颠覆性失误,现代化进程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其三,要做好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的种种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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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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