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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更新时间:2022-09-15 09:23:05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摘要: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曲。近年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披露的英、法文献材料,深度地展现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从洗劫到焚烧的实施、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观测和预案、清朝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情。透露了过去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如英法联军之间的分歧,《北京条约》签约前清朝赔偿的50万两白银,法、俄传教士与联军的密切配合。重审这些历史文献,有必要对清廷防御策略的失误所造成的惨败结局、气候与战争的关系做出切实的省思。

   关键词: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恭亲王;圆明园;北京条约

  

   1860年“庚申之变”是近代中国急转直下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清朝统治集团真正觉醒、力图自救自强的起点。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占领安定门,清廷被迫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止于签订《天津条约》,它就不过是鸦片战争的再版,因为有后一曲,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上升为新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战争对双方有了新的截然不同的意义。历史的潮流就像被开启的闸门,不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制于英法联军的武力胁迫,更进一步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的一环。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专题中成书最晚,显示其难度较大。中文世界有关这一专题的著作只有魏建猷著《第二次鸦片战争》、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夏笠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三种,其篇幅量都不大,他们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研究水平。黄宇和先生对此曾评论说:“《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出版近40年,除了英文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以外,中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人利用该资料篇写成专著。”此说并不确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是夏笠一书参考的基本文献。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国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确属单薄。国际上近年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 Brizay)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该书以征引大量法国、英国相关文献著称,这是法国学者继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著之后,又一部探讨中西关系史的重要著作。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关注。经与贝尔纳·布里赛本人联系,从他著作征引的150多种文献中,选择了27种英、法文文献(英文9种、法文18种)译成中文,这批翻译作品列入《圆明园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分两辑由中西书局2011、2013年出版,这是国外相关文献资料的一次新的收获。齐思和等先生编辑《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时,翻译了部分外文文献,但毕竟是摘译。此次大规模翻译英、法文献,虽还不是将这两国文献囊括殆尽,但比较重要的文献已收入其中。当年英法联军官兵为炫耀武力和军功写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各种体裁文献,如今实实在在成了他们所犯侵略罪行的证据,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了新的文献基础。

   英法联军实际在北京时间不到五十天。这为时甚短的日子却是改变中西关系的关键时刻。“庚申之变”在晚清已被士人浓墨书写,成为历史的悲情记忆,然困于中外隔膜,国人对这场“世变”的真相,特别是敌方那一面的活动实情了解甚少。后来史家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利用英、法文献材料颇为有限,这是迄今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难以突破的症结所在。通过发掘、利用英法文献材料,参照中文相关历史记载,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对英法联军在北京关键活动的细节,如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毁及分歧、联军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军事观测与预案、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外、传教士与联军的合作关系诸问题,将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这是一段值得重审的痛史。

  

  

   一、英法对圆明园的劫毁及分歧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旗营,这场惨烈对决的结果告诉人们,冷兵器时代蒙古铁骑称雄的时代过去了,北京门户洞开,朝野上下震撼。咸丰帝随即任命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主持与英法联军谈判事宜。9月22日,咸丰皇帝带领扈从离开北京,逃往热河。强敌当前,皇帝弃京而去,明清两朝历史这是第一次,这一抉择实际意味清廷打算放弃武力抗御联军。清朝礼部主事刘毓楠记载了9月22、23、25日这三天的见闻:“初八日卯刻,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仪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十一日,留守内城王大臣等,在内阁政事堂会议一次,均无定见,旋即散去。是日,将巴酋由刑部放出,暂居高届,供给丰美。”面对强悍的来敌,清廷居然“均无定见”,进退失据,除了善待在押的“巴酋”(巴夏礼)外,别无选择,可见其惊恐至极。

   随后几天(9月24、26日),英军潜往北京侦察。10月5日,英法联军除留下少量兵力驻守通州外,大部队开始向北京进军。10月6日,英法联军决定分四路纵队快速前进。英军获得消息,清军可能退守到京城西北的圆明园附近,所以英法联军决定挥师圆明园,并在那里两军会合。

   法军原本在英军右侧呈扇形队列行进,但后来英军迷路,双方失去了联系。因得益于抓获的两个当地人做向导,当晚7时,蒙托邦率领法军先期到达圆明园。走在队伍前面的皮纳海军副官带兵进入圆明园,与园内的清军守卫人员发生激战,法军击退了守军。7日早晨,蒙托邦率领法军和部分英军进入园内,其中一位随行的法国军官对进入园内的过程做了细致的描述:

   一行人等进入第一道庭院,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园中的第一座楼阁,工兵用斧子将大门凿开。园中所有楼阁的大门都被清军贴了封条,封条为长条形纸带,将每座建筑物的锁眼牢牢盖住。

   欧洲的任何一座宫殿都比不上这座皇家园林。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大部分欧洲奢华宫殿中那些并列排布的恢弘建筑。圆明园中有一座巨大的花园,一泓泓小湖点缀其中,此外,园中遍布假山、水道、拱桥和雅致的木质凉亭,凉亭之上漆有镀金,并覆盖着备种颜色的帷幔。而在这座气势恢宏、高墙围绕的园林中,这样的楼阁不下五六百座。

   每座楼阁都有其专属用途。我们接连参观了皇帝用于接见外国使臣的正大光明殿、御座宝殿、皇帝皇后寝宫、后宫、皇家祭拜堂、御膳房、御药房、藏书楼,以及朝廷高官和宫廷仆从的寓所。

   任何一座巨大的花园都无法与这座气势恢弘的宫殿相比,它仿佛有整个巴黎城那么大,一直延伸至远处山脉的分支地带。在园中,便可隐约瞥见那些寸草不生的山顶。

   一行人继续往右走,在距离宫殿围墙几公里处,发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颇具路易十五风格。建筑物被树丛和池塘包围。内部是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房间,室内装饰带有浓重的蓬巴杜式风格。它与特里亚农宫有些相似,只是规模更为恢宏。人们很难用言语去描绘楼阁内部的奢华程度。房间内到处都是珍珠、宝石、黄金和玻璃饰品,光彩夺目,令人目不暇接。带有镀金装饰的彩绘天花板下方,是一些装满各色艺术品和奢侈品的柜子。眼前的这座宫殿,仿佛只有在《一千零一夜》中才会出现,任何一个醒着的人都无法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因为此番景象只会出现在最为光怪陆离的梦境之中……

   此前,联军士兵并未发现这笔宝藏,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些体积较小、方便带走的物品。作为讲述人,我的态度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劫掠比别处更甚,联军或许从未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因此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全都遭到了践踏和洗劫。

   因为法军先期到达圆明园,抢劫圆明园实际上是从法军开始。据英军军官约翰·H·唐恩10月7日日记记载:“晚上7点,总司令到达,找到了巴特尔旅和我们骁勇的法国盟军。法国人有意无意地已经在昨天推进到皇帝的夏宫,与我们相距4英里。他们已经大规模地抢掠了圆明园,现在据说他们的营地里堆放着大量的手表、钟表以及珠宝首饰。M君当时在场,他说圆明园中的物品精美绝伦,并带来了一些光鲜夺目的服饰和大量的玉石。因此我们聚集了我们所能聚集的所有钱,前往法军营地,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在明天早上去趟圆明园。”法军抢劫所得的珍宝,显然吊起了英军的味口。

   中午11时,英军司令格兰特和额尔金特使带领部队到达圆明园,与法军会师。英法两军统帅相会后,随即开始商量怎么处理圆明园里的财宝。蒙托邦将军自述,“根据我们已经接到的训令,除了条例中规定的每支军队应得到的那些财富之外,我们决定两军平分这些财宝。于是,每支军队各派出三名专员负责把最稀有的珍宝先挑出来,这样才能保证公平。要想搬走所有的宝贝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运输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这些专员在园内宫殿的一个地窖里“发现了不少小块银锭,价值约合80万法郎,此外,还发现很多彩色玻璃项链、玉质项链和珍珠项链”。“我们对这些银锭和珠宝都进行了平均分配,两支军队各得大约40万法郎银锭,也就是说每个法国士兵能够获得价值约为80法郎的银锭”。联军当然不只抢劫这些,在一个存放档案的宫殿,“里面有很多50厘米长的正方形画卷,每张画都注明了主题。整个中国历史都被嵌在这一系列的画卷中”,蒙托邦与几个军官一起拿走了几张画。当时有许多附近的土匪也乘机打劫,联军遭遇这些劫匪时,又截下了不少财物。蒙托邦所述,只是大略估计,官兵们个人抢劫所得,由于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就无法统计了。

   法军军官贝齐亚回忆,7日上午除了蒙托邦及其卫队进入园内打探虚实,其他法军按规定禁止入园。不过,有些军人不顾禁令,翻墙入园,将抢劫所获的珍珠项链和黄金项链戴在身上,引起了其他人的冲动,“下午皇宫被入侵了”,开始大规模的抢劫,晚上乘着夜色搬运抢劫的珍贵财物。从其描述可知,当时抢劫场面是如此之乱,他不禁感慨“军队因此失去了尊严,某些人因此失去了荣誉”。

   10月8日是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大肆劫掠的日子,约翰·H·唐恩不加掩饰地记录了这一天他的经历,称“这是人类掠夺和破坏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将近12点时我才走出迷宫,来到圆明园门口,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清理、装运战利品,无奈,我开始在法军营地向法军士兵购买珍珠和一些小玉石。当我们走进宫殿时发现这里是一片可怕的无序状态,一切搬不动的东西正在被砸碎,中国人得用一百万年赎回的财产正在被拿走,或在被摧毁。我们军中取得了许可的军官们正在做买卖,更有胆量的人带来了大车。一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到玉石饰品和花瓶上,另一些人则更注意珐琅铜器;一些人开始收集刺绣丝绸和裘皮大衣,而大部分人只收集丝绸”。这样的情景读来简直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约翰·H·唐恩描写的场景常被人引用,几乎成为圆明园大抢劫的典型案例。

   对联军在圆明园抢劫描写最为细致的作品可能是法军翻译官埃利松的《翻译官手记》。该书第18章《进军北京》叙说了10月6日晚上法军抵达圆明园的经历。第19章《圆明园》介绍了法军最初见到圆明园的情景。第20章《洗劫圆明园》,作者意识到,这是“对华战争故事中的一个敏感部分”,是一个“争议事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他在描述抢劫、分赃过程的原委时,毫无顾忌地描绘了当时疯狂抢劫的现场,“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统统都冲进了圆明园,中间夹杂着海淀的百姓,夹杂着我们的苦力”。“蒙托邦,纵有浑身解数,也无力阻止他的部队踏进圆明园的大门”;“同样被其部队抛弃的格兰特,也呆在自己的帐篷里”。抢劫现场混乱不堪。

在联军抢劫圆明园的行动中,法军居然在一座宝塔内还发现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清廷的礼物——马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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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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