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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更新时间:2022-09-15 09:23:05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那里面还藏有不少镶金镀银、装嵌宝石的中国马鞍”。还发现了两门英国榴弹炮和弹药,应该是马戛尔尼勋爵赠送的礼物。他们不理解清军居然为何“没有设法尝试复制”这些武器。

   8日下午,联军准备离开圆明园时,又在一处宫殿发现被扣联军人质的物品,“其中有炮兵中校富隆·德·格朗尚的军服、会计师阿代尔的记事本和马鞭,锡克骑兵的马鞭,还有一些英国军官的物品”。此事点燃了联军的怒火,他们放火烧毁了这座宫殿。

   10月9日清早,联军离开圆明园,带着满载的劫物上路。法军翻译吕西写道:“部队那情形可真是绝无仅有,让人开眼。我们已没有了马车,所有大约300多辆全部用来装载赃物……这样行进了将近两天,部队居然不饥不渴,如此亢奋真让人暗暗发笑!”显然,抢劫珍品的愉悦感已使联军官兵处在得意忘形的极度亢奋状态之中。

   老天爷有眼,面对这一切看不下去了。“刹那间天气骤然大变,10月9日下起了大雨,寒冷的东北风卷地而来,好像三月爱丁堡的狂风一样”。 “在寒冷和潮湿的天气中,我们离开了圆明园”。联军多人的日记、回忆录提及天气异变,感觉到某种征候,军人对战争中天象的变化有着特殊的敏感。

   10月10日内务府大臣恒祺恳求让他在巴夏礼的陪同下看看圆明园,这一要求获得格兰特的同意。目睹园内被洗劫一空的惨景,恒祺坐在一个湖边,抱着脑袋,“突然大声哭了起来,说万事皆休,他也该死”。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寻找圆明园总管大臣的下落,传闻他投湖自尽,果不然在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可以想象,恒祺当时的窘况和心情的悲愤。

   据法军军官乔治·德·克鲁勒透露,10月11日英军又返回圆明园再一次抢劫:“英军因不满足先前在圆明园抢得的战利品,又派出一支人员众多的队伍返回园内搜罗……英军对圆明园的洗劫持续了一整天,他们个个如狼似虎,简直要将清朝皇帝的宫苑翻个底朝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冤死北京大牢的同胞报仇雪恨。”

   在英法联军大肆洗劫圆明园的第二天,即10月8日下午4时,清军放回了被囚的英法人质8人:巴夏礼、罗亨利、一名费恩非正规军士兵、德洛图尔(科学考察团的主管)和四名法国士兵。10月12日又有9名囚犯回到营地,包括8名费恩非正规骑兵和1名法国士兵,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其余的人中至少有两人——安德森中尉和德诺曼先生——已经丧生”。刘毓楠日记提及释放巴夏礼一事时说:“是日午刻,恒祺以事临危急,将巴酋亲送回营,手执白旗数根,并以眷属为质。”内中“以眷属为质”的说法似不见载英、法文献。

   10月18日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格兰特对此辩解道:“米启尔将军的部队和大部分骑兵向圆明园进发,点燃了院内所有建筑物,其景蔚为壮观。目睹这座雄伟古迹的毁灭,我本人也不胜惋惜,并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不文明的行为。但我认为必须这样做,其目的是警告中国人,将来不敢再杀害欧洲的和平使臣,不敢再违背国际法。”显然,烧毁圆明园并非散兵所为,而是英军有组织的泄愤行为,它获得了英军最高指挥官的认可。

   英军在采取火烧圆明园这一行动前,格兰特将计划知会了法军方面,他是这样解释英军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我荣幸地向您陈述我希望摧毁圆明园的理由:首先: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质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手脚被绑3天,没吃没喝;其次,如果我们对清朝政府不加严惩,英国人民不会满意。严惩,是英国人对践踏国际法所表达的愤慨。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求和平,签完条约就撤军,清朝政府会认为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警醒。”他希望法方配合一起行动。10月16日葛罗复信额尔金表示了不同意见:“圆明园只是一座不设防的乡下景点,至少在我看来,摧毁它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摧毁不能弥补任何我们为之哀叹、不忍思及的残酷命运。我认为,无论是在欧洲人的眼中,还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着无上权力的地方,远比燃起圆明园的大火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10月17日蒙托邦回信格兰特表态:“我无法以任何形式配合你们将要采取的摧毁行动,而且我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损害法国政府的利益。”在他看来,圆明园“10月7日和8日被我们的部队和中国人摧毁了四分之三”,烧毁圆明园,“这种报复并不会达到目的”。他拒绝与英军一起行动。蒙托邦在当天给葛罗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我以数条理由明确拒绝了参加摧毁圆明园的新行动。首先,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只是已经被部分摧毁的断壁残垣;其次,这次行动将有可能打破特使与恭亲王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英方没有就此罢休,额尔金继续与葛罗协商,从10月18日葛罗给蒙托邦的信可以看出双方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英军火烧圆明园完全是单方面行为,法方对此表示不满。“英国人不顾盟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毁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毁了,华丽的藏书阁被烧得片瓦无存”。法方意识到这是一种毁坏人类文化的可耻行为。英军在采取火烧圆明园的行动后,法军方面的反应明显不同。额尔金将此事通报蒙托邦将军后,蒙氏在回复格兰特的信中对此表示否定:“司令先生:很荣幸收到您的来信。我无意与您就此展开争论,关于您刚刚提及之事,法国特使及我本人持相反意见。”法国特使葛罗当天在广济寺也写道:“下午5点,我们看到滚滚浓烟在北边升起,继而飘荡在北京上空。这是英军正式焚烧被洗劫后的圆明园。我很心痛,担心这一无谓而野蛮的报复行为吓坏恭亲王,促使他逃往鞑靼。他已经躲到了乡下,他的马车都装满了东西并全部套上了马匹,稍有动静便可上路。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在北京已有些时日了,不知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劝阻恭亲王放弃一切。”清廷方面得悉法军的态度后,为了示好法方,当天立即派了两名官员向蒙托邦提出,9月18日被杀的法国人质可以安葬在北京的天主教墓地,这座墓地长期委托在京的俄国教会管理。

   10月19日,“整个圆明园方向的半边天空都被从圆明园和附近的宫殿升起的一团团烟雾笼罩着”。“一些昨天跟着第一师外出的士兵,装了几板车圆明园中遗落的珐琅彩铜花瓶回来”。英军在火烧圆明园的同时,仍不忘将那些有价值的物品带回,其恶劣行径可用贪婪无厌、无以复加来形容。

   对法方葛罗和蒙托邦的不满表态,以及在英法本国的人们对烧毁圆明园的各种指责,英方特使额尔金不得不做出解释,10月25日他在致信约翰·罗素勋爵时详尽阐述了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和理由:“从各方面考量了这个问题,就我看来,几个方案之中最可取的就是烧毁圆明园,除非我能够放弃我的职责,忽略我们所遭受的罪行,不作实际的惩罚。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在额尔金看来,“在金钱上要求金额更大的赔偿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朝廷国库已经消耗殆尽。占领一块土地或者一座城市,只会让复杂局势变得无穷无尽。他应该让人们交出凶手吗?而当时中国人已经处置了几个底层的恶官,他们甚至可能是无辜的,成了替罪羊”。所以,最后决定采取烧毁圆明园之举,是为达其最大之目的。

   英法联军在叙述圆明园从洗劫到焚毁这一过程时,都对各自的行为作了狡辩。格兰特就轻描淡写地宣称,“英军官兵看到法国人对圆明园财宝进行抢劫,认为自己拿点也没有什么妨碍”,他声称没有拿分给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额尔金也将抢劫的责任推托给法军,“法国士兵用各种方法毁坏那些最华美的丝绸,砸破那些玉石和瓷器……战争实在可恶。你见证得越多,就会越憎恨它”。另一方面,葛罗和蒙托邦则对英国焚烧圆明园的举动明确表示不满。翻译官埃利松甚至为法军首先动手抢劫的行径辩护:“英国人既缺乏诚信,也缺乏公理,他们鲜廉寡耻,却要反过来指责法国军队独自前往圆明园。首先,我们并非独自到达圆明园,因为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巴特尔准将带领的英国骑兵。其次,我们只是在格兰特将军的指示和邀请之下,跟着他们的向导才赶到圆明园的。他跟他的部队只是迷了路。这不是我们的错。”显然,在英法联军抢劫、烧毁圆明园的消息传遍欧美后,包括英、法本国人民的谴责声浪四起,这些事后出版的联军文献对这一问题不得不有所辩解,以洗刷、说明自己的罪过。

  

  

   二、联军占领安定门后的军事观测与预案

  

  

   10月9日英法联军照会清廷:“定于二十九日午刻(13日中午),带兵入城,准开安定门进,代司筦钥,不尔则用炮攻城。”这实际上是发出了最后通牒。10月13日中午12时清军按约让出安定门,联军如愿控制了安定门。法军是在12时差5分到达,此时英军的旗子已在城墙上飘扬了15分钟,英军的提前到达,引起带队的法军参谋长施密茨上校不快。按照约定,法军101团的一个营由普热上校带领驻扎城门左边,英军罗伯特·拿皮尔将军率领的67团的300人及8团的100名印度步兵驻扎城门右边。英法两军占领城墙以及安定门前后约一公里的范围,并在城门前的一个广场上分别设立岗哨。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实际上就等于扼住了北京城的咽喉。刘毓楠记下了这一幕:“二十九日午刻,夷酋韦驮马、额尔金,率提督噶罗、巴雅里,并兵五六百名,分为四起,进安定门。马队随扈,步队即登城楼眺望,树以红旗,中有白十字,安设洋炮。”当天,英军随军摄影记者菲利斯·托拍摄了一组安定门及其周围城墙景象的照片,作为联军占领安定门的纪念。

   “13”在西方世界是一个并不吉利的数字,但联军多次遭遇这个数字,埃利松对此颇为敏感:“一段时间以来,13这个数字在我的经历中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数字。9月13日,我们收到恰亲王载恒的信,这封信麻痹了我们指挥官们的警惕性,使敌人在通州设下的圈套得逞。我们有13个人被中国人俘虏。英国人被他们抓去的数量是两个13,他们给英国人送回来13个活着的和13个死了的。”这些数字的巧合似乎给联军某种不祥的提醒。

   在控制安定门后,英军军官斯温霍考察了安定门及其周围环境,他注意到安定门及其周围城墙建筑的特殊之处,并报告了当时联军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们的炮兵团通过那条坡道运了几门大野战炮到城门口,阿姆斯特朗大炮的炮口很快对准了京城。我们在城墙上找到了中国人安置的几门大炮,那些大炮正对准我们的炮台位置,其中一门铜炮约十一英尺长,上面装饰着一些小部件,刻着满文。另一门大炮是木制的,但是套着铜外套,乍看起来让人以为它全部都是金属制造的。北京的城墙大约有四十英尺高,城墙顶部约六十四英尺宽,城墙从下往上逐渐变窄。城墙内部是用泥土造的,外面是保护性砖墙。我军在沿着城墙往右离安定门约一百码的地方开辟了一条通道,通向城墙上面,同时用土建造了一个炮台,控制沿城墙通往德胜门方向的通道,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预防措施,因为那个城门还在清兵的手里。

   联军占领安定门后,法军就撤离了原来的营地,进驻到离城墙600米的小镇。当天埃利松陪同蒙托邦视察了城墙,对北京的城墙做了实际的观测,根据观测,他以为要攻破这座堡垒式的城墙并不容易:

   北京的第一道城墙有14米高,底层为条石结构,上面是砖混结构。第二道城墙13米高,由一块17米长的空地与第一道城墙隔开,这第二道城墙顶面全部用混凝土浇覆平整,车子可以在上面行驶。因此我们可以说,其实,北京是由一道20米厚、14米高的石台围起来的。所有城门的样子都像堡垒,城门顶上有三重叠檐的坚固城楼,城楼墙面上布满了无数的枪眼。

凭着我们所具备的微弱的装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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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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