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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启鹏 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

更新时间:2022-09-14 21:53:48
作者: 释启鹏   杨光斌 (进入专栏)  

  

   一、引言

   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亟须一场知识革命。党争民主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的溃败以及中美关系的断崖式下滑等都非主流理论所能解释,这些重大变革冲击了经典社会科学的“硬核”,以致那些围绕“理论保护带”的修修补补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托马斯·库恩认为,从一个处于危机中的范式转变到一个新范式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积累过程,而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这种重建改变了研究理论中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概括。范式革命意味着世界观的改变,世界政治学的提出正是在此意义上为回应时代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出的探索性尝试。

   那么世界政治学为何能够重塑人们的认知模式呢?这与其独特的历史观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世界政治学虽然是一项全新的研究议程,但世界政治研究却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探讨一门学术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后者决定前者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从学科资源出发形成特定的学科意识,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更专业化地推进理论建设。对于世界政治研究而言,正是中国传统赋予其区别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尤其是世界政治史作为一门“新史学”,为理解世界政治体系的演变以及当代世界秩序提供了全新视角。本文以史观为中心,历史性地分析了富有主体性、原创性知识内涵的中国传统在世界政治研究历程中是如何形成、被偏蚀并得到重建的。

   二、世界政治研究的起点与学科建制

   中国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源远流长,“天下观”“大同世界”等思想便是最直观的体现。不同于西方传统将“世界”理解为国家间战争的结果,中国人秉持的天下体系强调,“存在某些世界公共利益,这些公共利益的力量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破坏这些利益”。因此,中国素来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思维理解世界。在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中,构成世界的不同单元只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无种族上的优劣。正如萧公权所言:“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无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之名词。”中西文明对于“世界”理解的差异性导致了全然不同的学术进路:基于“自然状态”假设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战争与冲突视作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必然形式,强调合作性、致力于“大同世界”美好蓝图的中华文明则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底色。

   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秉承世界政治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围绕世界政治提出了一系列经典命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论持久战”、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三个世界”的划分、改革开放后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命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研究同当下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区别,同样也构成了世界政治研究的起点。

   (一)世界政治体系下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有关世界政治的经典命题,首先得益于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进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晚年的恩格斯也一直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这意味着共产主义革命自诞生之日起便非一时一地之革命,聚焦世界政治及其变迁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具备的精神品格。

   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其非凡影响不仅局限于俄国本身,同时具有世界意义。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应当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因此在1919年,俄国共产党明确宣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苏联的出现宛若一柄利刃撕开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与此同时,新的对抗性意识形态力图将“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联的出现“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

   在世界政治体系的裂变时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模式与国家发展道路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替代性方案。1919年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就是世界政治体系抉择的转变,其中最为鲜明的是思想、政治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分化:清末民初以来救亡图存的努力大多借用西方政治体系中孕育的各类政治、制度与思想资源,而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转入了另一个体系,彻底跳出了西方世界秩序的路径锁定,为国家发展带入了全新的认识。相较于其他被殖民地区,“不仅是因为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原因,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它成了国家间尖锐矛盾的焦点,而且还由于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纷争孕育着对苏维埃政权有潜在好处的大规模革命”,由此让中国受到苏联的极大重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划了世界体系边缘地区推动民族革命的路线方针与具体主张,这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建设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政治纲领就明确提出“联合第三国际”的主张,第一个决议则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到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作为支部加入共产国际。思想与组织的双重特质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必然是关注世界政治的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具有改变世界体系的意义。因此,将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相连接,不仅源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世界体系裂变的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从事一种事实性的世界政治研究。其中,毛泽东的诸多论断最具代表性。立足世界政治视角理解经典文本,我们得以重新发现那些闪耀着实践智慧的原创性思想成果,这对当下从事世界政治研究依旧富有指导意义。在此,主要选择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议题予以论述。

   一是有关国家形态与政权存续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中。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一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现象:一国之内,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有一块或若干块的红色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一种国家形态的分析,即“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与治理结构”,特定类型的国家形态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独特的国家形态呢?除国内因素外,毛泽东还充分考察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位置,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所展现的特殊状态不会出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不会出现在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只会出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产生这种政权态势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就像当代历史社会学所展现的那样唯有充分关注殖民地社会现实与宗主国制度安排之间的“绞合”,才能更好地理解殖民地的国家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后果。恰是基于世界政治体系的考量,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形成的原因,并为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二是关于战争与革命形势的预判,这在《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分析“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这一根本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强调需要“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同时强调需要“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以及“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战争延续时间的问题则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同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至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这是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也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诞生的年代便是自由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形成的年代,自那时起,理解中国国内政治不得不充分考虑世界政治。也正是因为中国革命处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主义高涨、资本主义低落的新国际环境中,“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当然,立足世界眼光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中国革命仅仅视作世界革命的简单延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等若干不合时宜的“左”倾错误。即便在党建立初期,共产党人依旧十分重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势: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这些原创性思考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是基于中国实践或曰“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政治研究。

   三是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在学术意义上,“第三世界”意指那些既非西方发达国家也非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广大落后国家。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更具战略思维。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从中不难看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主要依据两个维度:一是以国家实力为标准,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二是以谋求霸权还是反对霸权为标准,从而突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窠臼。“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因此被赋予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意涵,甚至“第二世界”的国家也可以与“第三世界”一道共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新的世界政治局势时独到的战略眼光。

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国家的左翼力量将毛泽东思想而非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方案视作改变自身命运的首要选择。与此同时,中国道路同样引起了学界重视,对于许多比较政治研究者而言,中国正在走一条完全不同却卓有成效的发展路径。也可以说,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对“东方问题”必然延伸到亚洲问题的论述,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薄弱环节”论,再发展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不平衡及其代理人矛盾”和“三个世界”学说,这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有关全球战略分析的理论序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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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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