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释启鹏 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

更新时间:2022-09-14 21:53:48
作者: 释启鹏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政治研究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与其独特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密不可分。

   (三)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建制

   除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还在教学体系与学科建设方面推动世界政治研究。早在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已经开设外国政治的相关课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政治研究更是成为政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49年10月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各大学政治学系不仅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中国政治课程,还广泛开设了“近代世界革命史”“现代世界政治”“帝国主义论”等世界政治系列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显然以实践为导向,国家明确规定政治学系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各级政府行政干部、外交干部、研究工作干部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师资”。在1961年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拟定的政治学教学方案中,学生除要学习政治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的公共课之外,“世界政治专门组”的学生还需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概况”“亚非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和政治”“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研究”等课程。由此观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在1952年被取消,但世界政治研究仍在继续开展。

   1963年,周恩来主持召开外国政治研究座谈会,最终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并报送中共中央。报告直陈外国问题研究的几大短板,包括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缺少相关学科专业、缺乏国外问题的经验材料、外国研究工作缺乏统一领导以及不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交流合作等。毛泽东对此批示“这个文件很好”,同时提到当时宗教研究的匮乏,“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同时进一步充实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外国政治研究,并于196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形成了“一系一所”的配置:三所学校均成立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侧重苏东国家并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北京大学侧重亚非国家并成立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欧美国家并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与此同时,许多具有区位优势的大学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纷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吉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以及四川大学的印度研究室等。

   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是将“世界政治”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范畴而加以强调的。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政治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陆续成立了8个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此同时,一系列学术刊物得以创办,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为中国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建制贡献了力量。

   综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中国传统所孕育的世界政治研究以中国为中心,其最终目的是治国理政以及外交方针等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其研究也必然以问题为导向。世界政治研究与赖特·米尔斯推崇的“经典社会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

   三、世界政治研究的史观偏蚀:从“以我为主”到“西方中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得到恢复,世界政治研究同样在“补课”的呼吁中重获新生。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位论文为例,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史等专业还延续着事实性的世界政治研究传统。但随着学科划分逐渐细化,曾经作为“一体化社会科学”的世界政治研究逐渐被分解到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等二级学科。这种学科划分显然受美国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忽视了美国政治学形成这种学术格局是与其独特的学术发展历程有着密切联系的。“学术自觉”的浪潮无形中推动着政治学内部愈加分化,甚至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对彼此研究领域互不了解,整体性分析视角日渐偏蚀。

   西方世界的影响不单体现在学科设置上,更体现在议题设定上。在学科意义上,美国政治学的形成有赖于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客观性的科学,另一方面是以进步主义的方式来维护美国民主。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回潮,使得恢复重建的中国政治学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抱有极大兴趣,“民主转型”“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历史终结论”一时成为学界的热门词语。客观而言,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阶段。但由此带来的惨痛代价是将别人的问题视作自己的问题,即“身份意识”的缺失。斯坦利·霍夫曼指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一种美国的社会科学。随着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世界政治”在改革开放之后坍缩到了“国际关系”,中国学者也开始转向聚焦现状性结构,或者是仅仅关注西方学者确定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议程。西方文明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所形成的知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西方理论成为衡量本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对错的标准。

   那么如何评价学习西方以来的知识成果呢?詹姆斯·鲁尔认为,评价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进步的标准在于对“首要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直接源自社会生活本身反复出现的、一直存在的紧张状态和混乱关系。但遗憾的是,主流理论越来越偏离这一标准。在国际关系领域,三次重大的理论论战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脉络,同时也在“诸神之争”中将这一学科彻底局限于关注当下问题,以致历史感很强的英国学派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倒是理论禀赋极弱的现实主义理论大行其道。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国际关系领域愈加为理论检验与政策研究所占领,研究者不再关心如何通过理论反映世界运转方式”。当去历史化的理论成为经验研究的前提,研究者无疑是用一种十分狭隘且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虚假的“普世主义”、浓厚的种族主义以及经典理论与非西方世界经验之间的脱节使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面临重大危机。

   危机同样出现在比较政治领域,尤其是西方民主研究面临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一方面,研究技术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实质性地提升我们对于民主化的认知,海量研究成果不过是证实了几十年前学界已经知道的东西,即富国更容易民主化;另一方面,民主化虽然比预期更容易实现,但其在权力关系、经济平等、社会保障和阶层流动等方面所带来的改善却乏善可陈。曾被西方吹嘘的“颜色革命”反倒让转型国家深陷发展泥沼无法自拔,国家建设的困境以及无效治理已然成为民主转型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正如伊恩·夏皮罗所批评的那样,大量政治学研究者主动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他们不再关心自己的知识成果是否可以回应重大政治社会问题,而是刻意追求精致的分析方法与科学的研究设计。科学主义日益消磨着人们探索真实世界的热情,比较政治逐渐走入“去历史化”“去情境化”的歧途。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将那些基于有限地方性经验抽象而来的理论视作先验实在,并以此分析和评估现实政治生活。

   通过对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当代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的共享性逻辑呈现在读者面前,那就是理论导向逐渐替代了历史—实践导向。当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被抛弃,中国学术研究的“知识主体性”逐渐丧失。作为一个重要命题,“知识主体性”是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经验教训而言,其目的是建立符合自身社会条件的社会科学。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其落脚点都在于历史研究。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使地方性知识普遍化,从而形成了学术体系中“西方学者出理论、出思想,非西方学者出数据、出案例”的中心—边缘格局。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治学界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邻居”都知之甚少,遑论提出原创性理论和概念了。从“以我为主”到“西方中心”的嬗变虽然赋予了学术研究更为“科学”的外壳,但须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解题活动,人们更应该关注理论是否为重大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解答,而非仅仅关注理论是否在当代认识论框架内得到强有力的验证。支持主体性社会科学的最大公约数都是历史的路径,重视世界政治研究的传统,对于危机中的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四、世界政治学:找回传统与学科新议程

   面对既有理论的贫瘠,赵汀阳指出,一种取代国际政治的新政治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悄然出现,并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展开,这就是世界政治。虽然具体内涵可能多有差异,但“世界政治”一词的再次浮现推动中国学者重拾被长期遗忘的学术传统。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世界政治研究这一饱含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再次引起学界重视。

   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深入,主流政治学所赖以存在的“科学纲领”受到冲击。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历史转向”更赋予了研究者新的认识论基础与因果推论逻辑。立足复杂的历史变动,世界政治展现出与经典理论截然不同的图景:“公民社会”的神话在现实中沦为利益失衡的碎片化权力网络,保护私有产权的“好制度”可能导致经济奇迹的终结,第三世界的地主阶级成为“民主政治”的坚定支持者,被视作“民主灯塔”的美国充斥着封建传统与寡头统治。这些对世界政治的新认识使理论所面临的危机从“保护带”延伸至“硬核”,为新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新范式的提出源于新的研究单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开篇中写道,在过去几百年间,世界上曾发生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今天的世界与昨天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当今社会科学许多重大理论分歧源于致力于理解这种“差异”过程中选择研究单位的争论。区别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理论等既有研究,转型升级后的世界政治研究将新的研究单元定位于政治思潮这一观念性因素。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学术反思性著作中所言:把民族和民族国家用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即这些单位实际上是被全球政治思想潮流联系和贯穿起来的,比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庞大的宗教网络、经济和技术力量。观念与意识形态权力如此重要,以至于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意识形态斗争与追求正义的历史;换言之,观念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被理解为“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在这一定义中,政治思潮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国内制度变迁涉及本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的知识,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则是国家政治所关注的议题。因此,世界政治学无疑是对政治学各二级学科的统合式研究。

观念性因素如此重要,那么世界政治研究者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逻辑呢?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唯物史观否认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列宁就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而且在世界政治的形成过程中,物质性力量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变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正是源于此,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即便可以立足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解释世界体系的形成,却很难真正把握“反体系运动”的兴起与演进。事实上,“反体系运动”与其说源于殖民地阶级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503.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收藏